1．颠沛流离回到信阳，已经入秋。前些年父亲入不敷出，只得以吃瓦片为生，小李家六排五进的大宅院早已改了姓。若不是过去的管家老夏帮忙，我甚至连栖身之地都成问题。还好，父亲一生行善，种下诸多好因果，我暂时不必为生计发愁。
信阳终究是小地方，似乎没有人看见那些报纸，不知道我短暂的从军经历，更别说那段隐私般的屈辱。大家只知道北平沦陷，我无法继续念书。县长是当年父亲任道尹时的民政科长，尽管我没拿到文凭，但考虑我已经读满三年，时逢国难，还是决定推荐我到省立豫南第一师范学校任职。说到底，能考到北平的信阳学生终究屈指可数。
好在这是我最初的志望所在。于是尽管平汉线上战火纷飞，上海打得天崩地裂，我依旧在学校教育学生，领他们升降国旗，唱小时候跟父亲学过的《国旗颂》，青天白日满地红。只是唱着唱着，总感觉哪里不对。歌词虽好，但旋律偏于柔软。大敌当前刺刀雪亮，还唱这些不大合适。于是我率先修改成例，每日升旗唱《大刀进行曲》，降旗时才唱《国旗颂》。
那时小长辈儿也在教书。不过是在小学。他学问虽多，但俱已过时，那些学问越丰富便越发显得不合时宜。能谋到小学的教职已很不易。他闻听之后不同意我的做法。他认为学生尚小，又有女生，心智身体都在成长阶段，不适合如此灌输仇恨，所谓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便是此意。
但我不肯接受小长辈儿的意见。
2．那段时间铁路上兵车飞驰，不断有要员南来北往，经过信阳。包括大队长冯洪国的父亲、信阳故人冯玉祥。然而他们都未引起我的注意。因彼此的生活如同两张皮，互相不沾。只有一个人除外。他不只是简单地经过，或者随意地故地重游，而是暂寻栖身之地。这一点跟我极为相似。
他就是陆军上将宋哲元。
那时二十九军已经奉命改编为第一集团军，三十七师、三十八师和一四三师分别扩编为七十七军、五十九军和六十八军，新番号都与那个英勇的数字7月7日有关。骑兵第九师升格为骑兵第三军。宋哲元为集团军总司令兼五十九军军长。随后部队在平汉线北段节节败退。卢沟桥的英雄何基沣镇守大名，也未能守住。最后关头他欲杀身成仁，自戕受伤。二十九军各部逐渐退到豫晋交界地带。
宋哲元抵达信阳的消息是县长告诉我的。他说虽然宋哲元此来主要是为养病，但终究是抗日部队的扛旗者，最好能给各界发表讲话，尤其对各所学校的学生，激发调动抗日救亡气氛。经他一再敦请，宋哲元终于同意，抱病到师范学校发表演说。
演说之前，先升国旗并致敬。我一边指挥学生唱《大刀进行曲》，一边偷偷观察主席台。宋哲元带着一群高级幕僚，别人我都不认识，但认识秦德纯。宋哲元形容憔悴，不时跟县长耳语。
宋哲元的演说不长，格外强调了民国九年驻扎信阳的难忘经历，强调爱民爱国是二十九军的传统。主要讲话委托秦德纯完成。演讲结束之后，宋哲元特意把我叫到跟前，问我因何要在师范学校教唱《大刀进行曲》。
歌曲唱响时，我真恨不得舞动大刀，重披战袍。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但从腰里掏出一年多前赴固安慰问演习时获赠的那柄短剑道：“总司令可还认得这柄短剑？”宋哲元接过来微微一笑：“怪不得看你有点眼熟。”“总司令指挥抗战，我也得践行前言，再请你吃顿信阳菜，八两八热八火钵。天气渐寒，时令正好。”宋哲元递回短剑，微微摇头：“你的热情宋某心领。只是我如今血压很高，饮食很苛刻。信阳菜再好，也不敢再吃。”此时秦德纯也认出我来：“学生在徐州拦截张荩忱，好像有你？”我点点头。他摇摇头笑笑，未置可否。
大家的目光全都集中过来。有不解，更有询问。我起身给宋哲元正儿八经地行了个军礼：“报告总司令，我曾是二十九军军士训练团三大队的学员。作为您的部下和学生，虽然已经脱离部队，但您在南苑教导我们的忠孝二字，始终不敢忘怀。拦截汉奸正是出于您的教导。下次再有机会，我还会领人阻截！”
宋哲元挥手示意我坐下：“好，很好！宋某平生最注重此二字。荩忱有过，但好在知错能改。逃离北平，本身便是态度。你既承认是我的学生，那二十九军诚真正平的训条，不能忘记。如今抗日救亡是急务，你若还有从军之志，我给你写个手条，可就近参军。我估计会有部队经过信阳。”
宋哲元一行驻在城内的袁家楼。这是民国初年淮盐缉私营统领、袁世凯管家袁乃宽之子袁家骥的产业。小南门的基督教堂，城东北教会建立的义光中学，条件比较好，来往的官员往往会到其中借宿，而宋哲元虽是冯玉祥的五虎上将，但内心并不喜欢洋教，更不相信西医。他的高血压久治不愈，中药不对症也是重要原因。本来我对他心怀不满。如果他在北平的态度坚决一点，部署积极一点，应对及时一点，南苑不会败得那么惨，北平也不会丢得那么快。可考虑到二十九军的枪炮最终还是打破了沉默，考虑到宋哲元险些死于日军的暗杀，那些不满也就只能慢慢消解。
我向宋哲元推荐了信阳最有名的中医。父亲生前的好友胡泰运。胡泰运属于寒凉派，喜欢用石膏，曾有一张方子用石膏十斤的惊人例子，人称“石膏大王”。他给宋哲元把脉开方，还颇有效果。可惜的是戎马倥偬，信阳并非安乐窝，宋哲元很快便启程北上，回到了军中，治疗半途而废。
3．仓促逃离北平，我与民先队已失去联系；虽然信阳的抗日热情不亚于北平，各所学校尤其活跃，肯定也有民先队活动，但我一直没有试图加入。
婉茹在哪儿呢？我很想知道，却又不想见到。我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她。我希望上帝多给我些时间，让我把有些事情想想清楚，以便找到一个可以迅速修复破损颜面的说辞，惜乎无从实现。
最终打断我徒劳的思考的不是上帝，而是鬼子；因在信阳突然见到婉茹，内中根由是鸡公山伤兵医院的建立。
七七事变之后，鬼子在华北迅速集结五个师团十万人马，分兵攻击河北与山西。战事炽烈，大量的士兵受伤。尽管武汉组建了许多医院，但依旧不敷使用。此时此刻，作为武汉后花园的信阳，自然要发挥作用。同样源出冯玉祥所部西北军的孙连仲将军，那时尚未在台儿庄一战成名，其夫人罗毓凤决定在鸡公山筹建医院，收治平汉线战场的伤兵。
罗毓凤本为皇室贵胄。其父乃是慈禧的侄女婿载漪。本来应该继承养父瑞敏郡王的爵位，下旨时“瑞”字误写为“端”，便将错就错，成为端郡王。闹义和团时，很多人主张剿灭，但刚毅、徐桐等人力主招抚，载漪也持此议，希望借助义和团跟洋人开战。因当时慈禧已将其次子溥儁立为大阿哥，打算让他承袭皇位，而西方列强更加支持光绪。如果打起来，溥儁即位的可能性自然成倍增加，更对载漪的胃口。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义和团的神兵只是一场闹剧。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光绪逃往西安，刚毅、徐桐被杀头。载漪到底是侄女婿，保住了身家性命，全家发配新疆。贬为庶人的他们改名换姓，这才有了罗毓凤这个名字。
宋哲元是冯玉祥的五虎上将，孙连仲则是十三太保。民国九年，也曾跟随冯玉祥驻扎信阳。“一二·九”运动我们在北平闹学潮时，孙连仲正率领二十六路军驻扎苏北修筑国防工事，实施导淮工程。西安事变之后，他们又移师信阳，在鸡公山下的天险武胜关构筑国防工事。而这一切，自然都是备战措施。
鸡公山伤兵医院设在半山腰的萧家大楼。那里原是吴佩孚部将、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萧耀南的别墅。组建医院的资金由罗毓凤筹集，具体医护工作则由协和医学堂的毕业生、留美博士杨崇瑞组织实施。而罗毓凤将伤兵医院建成之日，正是其夫君孙连仲在娘子关与日寇血战之时。
铁路在山脚下，而医院则建在半山腰。伤兵行动不便，还需要人力运送。此举虽然要动用社会各界力量，但学生依旧不可少。比如鸡公山上的东北中学。后来我才知道，民先队在信阳活动最积极之处，并非城内的各所学校，而是山上的东北中学。
东北中学本为东北学院，九一八事变后由张学良出资，成立于北平城内皮库胡同的京师习艺所旧址，以便安置流亡的东北学生。皮库胡同据说本为皇家储存皮裘之处，而所谓习艺所，其实就是劳改监狱。后来东北大学、冯庸大学相继成立并且迁出，东北学院随即更名为东北中学。学生的食宿全免，但要接受军事训练，实行军事化管理，甚至配备有重机枪。《何梅协定》之后，抗日团体一律南迁，东北中学随即迁至鸡公山。因当时张学良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驻扎武汉徐家棚，离鸡公山不远。
南迁的东北中学设在山上最引人注目的建筑颐庐，也就是靳云鹗的别墅之中。小李家的别墅紧邻颐庐，如今也被东北中学占用。当然，那时这所别墅早已跟我们无关，因而鸡公山可谓我的伤心之地。没有主动跟民先队联系，这也可以算作原因之一。
然而该发生的事情，依旧要发生。比如在鸡公山再度遇见婉茹。
4．与婉茹重逢，完全是因为伤兵医院。
随着战局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伤兵沿着平汉铁路南来，到达鸡公山脚下的新店车站。鸡公山地形高峻，道路崎岖，一个伤兵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抬到医院。各所学校因而经常组织高年级学生运送伤兵，或者前来慰问。豫南一师自然也不例外。
跟婉茹再见的场景，非但谈不上浪漫，甚至还有些难堪，至少是煞风景。气温日渐升高，车厢刚一开门，便有浓重的腥臭破空而出。绷带上的血污还是好的，有些人的伤口甚至已经生蛆，异味熏天。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实际场景的悲惨依旧超乎想象。我尚且如此，还是半大小子的学生们肯定更难接受。有人当场呕吐。
这种反应对于伤兵而言当然是种刺激。我得随时掌控调试。某日我正在提醒班上的两个女生，忽听旁边传来熟悉的声音：“我就知道你会来的。你终于来了。”
抬头一看，正是婉茹。她身穿护士服，满脸疲惫。原来她早已来到信阳，在鸡公山伤兵医院服务。看着我满脸的惊愕，她说：“你先运送伤员，回头我再给你介绍个故人。”
所谓的故人原来是周承伦。他如今的身份，是东北中学的老师。北平突然沦陷，他无处可去，便通过熟人，进入昔日的母校东北中学。尽管只有昏暗灯光下的匆匆一面，远远谈不上深交，但经历战火后的重逢，依旧是别有感怀。我们使劲地握手。他一边摇动胳膊一边骂我：“你这个笨蛋！真不爷们儿！”
这话令我心中一惊。难道所谓英雄的内幕，他已经知晓？正在游移间，又有兵车停下，周承伦随即被同学匆匆喊走。
5．东北中学在山顶的颐庐，伤兵医院则在半山腰的萧家大楼。虽然直线距离不远，但山路多少还是得费点时间，故而周承伦和婉茹并不常见。他们相遇大多是因为运送伤员。毕竟在同一座山上，有地利之便，东北中学的学生少不得要多出些力。
此时我才知道，周承伦也已经加入民先队。因为还要返回六十里外的信阳，我不能久留，遂跟他们匆匆告别。当然，离别之前，我跟婉茹约定了再见的时间。我请她移驾信阳，以便我做个东道。
没有想到，在我离开的日子里，城南的浉河边上竟然出现了一家咖啡馆。从鸡公山下乘船顺流到信阳，下船不远便是。店面不大，但很洋气。背靠古城，前临碧水，环境颇为幽雅，正好适合我尽地主之谊，招待远来的同学同志。然而暖色调的柔和环境，依旧无法调和婉茹言语中的杀气。她刚一坐定，来不及寒暄，便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还记得你当初的迫切要求吗？”
“什么迫切要求？”
“加入共产党啊。”
“当然记得。可惜林颖不肯收我。”
“现在你有三个选择。一是加入共产党，二是我杀了你，三是你杀了我。”
这语气令我目瞪口呆。毫无疑问，婉茹也是地下党。而她之所以如此剑拔弩张，是因为她无意之间向我泄露了一桩秘密，那就是冯洪国的身份。他已经加入共产党的消息，原本是要绝对保密的。当时她之所以放松了警惕，顺口跟我说了实话，主要原因在于误认为他已经阵亡。而如今已经确定，冯洪国并未阵亡，只是受伤，已经伤愈归队。
冯洪国的身份不仅牵扯到他以及与他联系的同志的安危，还牵扯到其父冯玉祥将军。他是共产党重要的统战对象。尽管如今是国共合作时期。不得不承认，只有婉茹提出的这三个选择，能从理论上完全弥补这个安全漏洞。
我当然没有忘记彼时的迫切愿望。在北平参学运时的激情，就像刚刚解冻的浉河水，依旧在我体内流淌。只是世易时移，很多事情已悄然改变。比如国民政府已经开始抗战，要打日本未必非得共产党，国军才是主力。不仅如此，婉茹的态度也成问题。我没想到她所有的话语都带着玻璃碴子一般的棱角。
然而如果不点头同意，那就说明我当初的迫切愿望都是三分钟的热血，都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再说婉茹之所以会向我泄密，前提还是信任我。这种情分当然不能辜负。于是我点点头：“我加入共产党。具体要怎么办，像民先队那样，你点头同意就行？”
婉茹脸上终于闪过一丝笑容，然后又飞快地封冻：“哪有那么简单！你这话算是向我提出申请，我会把你的申请转达给上级。接受与否，需要组织研究。而且可能还要考察。你就等着接受考察吧。现在咱们还没有接上正式的组织关系，你不要随便来找我。”
6．我一直想问问周承伦久别重逢的怒骂是何意思，但没有机会。从信阳到鸡公山下的新店车站，毕竟有五十里路程。而到了新店，还得爬山。终于有一天，周承伦到了信阳。这是他进信阳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东北中学要继续南迁。
在此之前，东北中学内的共产党和民先队十分活跃，经常因伙食问题与校方斡旋。曾经出现二百多学生集体南下，准备到武汉请愿的事件。河南当局十分恼火，但又碍于张学良的面子，不好痛下杀手。西安事变之后，东北中学终于失去靠山。内战中的福将、抗战初期的长腿将军刘峙当时主政河南，盛怒之下一度要求将全校学生押出山海关。这个荒唐的命令虽然未被执行，但该校的枪械全部收缴，十一名学生被开除，共产党和民先队的活动不得不转入低潮。
跟婉茹一样，周承伦南下进入东北中学，也是受民先队委派。至于目的，则不言而喻。可随着战局的恶化，徐州直接受到威胁，大量的机关单位纷纷南撤，已经改为国立学校的东北中学也无法幸免。
周承伦匆匆进城，既是告别，也是看望这座古城。为故人送行，当然要略置薄酒。真是巧，城南也有个名叫“一条龙”的饭馆，跟北平的那家同名。我随即将周承伦带到那里，希望以此纪念北平往事。席间方才知道，他骂我并非因为南苑之战，而是南苑战役之前对婉茹的拒绝。当然，他不知道详情，也不知道拒绝的真正含义。
周承伦说：“老李，难道你当真不了解女生的心？大战之前人家屡次三番地找你，意味着什么你难道不懂？看你打牌挺聪明，怎么在女生跟前像段木头！”
我当然不是木头。我顿时感觉浑身的每一个部位都有爱意流溢，思念在体内疯长。像骨刺，也像孩子。无论如何，它们都要出来。爱替代惊惧恐慌，那是何等的美妙。我迫切希望再见婉茹，但一直没有机会，去克服这几十里的路程。因她曾经用玻璃碴子一般的语气正告于我：双方只有组织关系。而如今组织关系尚未正式接上，不能随意联系。我当然明白这其中的言外之意。
很好，冯玉祥抵达信阳，给我带来了正大光明地见婉茹的机缘。
7．东北中学南迁前夕，冯玉祥再度来到信阳，名义是视察防务。
这是抗战爆发之后，冯玉祥第二次到信阳。上一次是1937年的11月，他刚刚结束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职掌，落寞地出现在信阳。他奉命到前线指挥旧部宋哲元、孙连仲、韩复榘等人，本来自信满怀，希望重振旗鼓，建功立业，但不曾想却遭遇部下抵制，部队也连吃败仗，一路后退，最终铩羽而归。他刚刚到手的帅印，随之寿终正寝。
跟上次一样，这回冯玉祥依旧住在城北的教会学校义光女子中学。不过上回他情绪低落，因而行事低调，外界所知不多。如今他已走出打击，态度相对积极，还没下车消息便已传开。很多人到车站迎接，沿途围观者更多，用万人空巷这个字眼形容，并不夸张。民国九年冬天他在信阳驻扎半年，留下诸多故事；此后督军河南，又颇有惠政。甘棠遗爱不少，传奇故事更多，百姓关注，理所当然。
冯玉祥在信阳城内停留两日，便前往鸡公山。山上达官贵人多，他要在那里发表演说，募集抗战资金，同时慰问伤兵医院的伤员。
得到消息，我决定也去鸡公山走一趟。尽管并非周末，但这是宣传抗战，因而只要找到同事代课，校方并不留难。
我先于冯玉祥一行抵达。他穿着士兵的军服，腰间系条黑色的宽皮带，打绑腿，脚下是圆头布鞋，完全看不出副委员长的排场，更像个伙夫。看来父亲生前津津乐道的那些关于他和十六混成旅的故事，并非虚夸。
冯玉祥身高体壮，声音洪亮，极富感染力。他从抗战形势讲到自己写的抗战诗歌，以及抗战绘画，并且现场展示了几幅。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幅藕与莲花。画边配有诗句：
白莲藕出污泥，好汉不怕出身低。就怕一件事，那便是，自己不努力。
画幅很小，艺术价值也谈不上。但出自冯玉祥之手，又是这种题材，只能另当别论。演讲完毕就是募捐。很多人争着要收藏冯玉祥的画作。这幅莲藕，后来被石膏大王胡泰运以五百大洋的价格获得。
募捐结束，冯玉祥下山慰问伤兵。当然，带着不少男女学生，准备唱歌演剧。我跟着前去，以便借机见婉茹一面。我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想找到她，但未能如愿。正在此时，《五月的鲜花》旋律响起，我不觉停下脚步，在歌声中湿润双眼：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正顽强地抗战不歇。
如今的东北已沦亡了四年，我们天天在痛苦中熬煎。
失掉自由更失掉了饭碗，屈辱地忍受那无情的皮鞭。
敌人的铁蹄已越过了长城，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
“亲善睦邻”和卑污的投降，忘掉了国家更忘掉了我们！
再也忍不住这满腔的怨恨，我们期待着这一声怒吼。
怒吼惊起这不幸的一群，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拳头！
歌声令我暂时忘怀自我。很多人潸然泪下。有个老师模样的人，尤其令我难忘。他身量很高，微胖，体型跟婉转敏感这样的字眼相去甚远，但却是泪雨滂沱。那种情形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想这歌声一定触动了他内心最深处的伤痛吧。
“你还不知道吧？他是东北中学的数学老师阎述诗。这首歌就是他谱的曲子。”歌词出自诗人光未然笔下，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东北中学的数学老师竟然还能作曲，可谓匪夷所思。尽管简谱是用数字表示的，但此数字毕竟不是彼数字。
我来不及感慨这些，转身就要去握婉茹的手。
这完全是个本能的动作。事后我还不断庆幸，婉茹没有拒绝。自从南苑之后，我们之间的距离何止五十里。谢天谢地，她跟我握了手。
“从故乡退到北平，四年后北平快成故乡时又退到鸡公山；在鸡公山上住了三年，差不多也有了故乡的感觉，又要退往湖南。谁能知晓别人的伤心事？”周承伦长长地叹了口气。
我感觉这话大有禅意。但还没来得及回应，婉茹又丢出一个大包袱：“伤兵医院近日也准备退往武汉。”
我盯着婉茹，脱口而出：“啊？那我们怎么办？”
婉茹看我半秒，然后道：“我有任务，我不走。林颖也要过来。”
8．那时台儿庄的战事正在炽烈地进行之中。林颖跟随第五战区的抗敌青年军团艺术大队到了鸡公山。
烽烟骤起，铁路沿线的学校纷纷停办，大量的学生涌入徐州。他们请缨无路，报国无门，不免人心惶惶。日寇飞机不停地轰炸，也加剧了大家的不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当时奉命开府于徐州，决定组建抗敌青年军团，培养后备力量。因中央无力承担经费，由广西绥署从士兵空饷中接济。官佐以桂系基干为主。团长由李宗仁兼任，原广西绥署中将参谋长张任民为副团长，潘宜之中将任教育长。黄埔五期毕业生、诗人臧克家是宣教科教官。成员均享受士兵待遇，每人一件黄棉袄，一件灰大衣，一条棉军毯，一日两餐，每月洗澡一次。起初随战区长官部驻扎徐州，随着战局发展，又迁往与安徽交界的河南潢川县。
青年军团总共五千人，先后经过三次编组。最初按照入团顺序，编为四个大队和女生队，成员相对确定后又按照文化程度重新编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沉淀，最终在潢川根据个人兴趣与愿望，分为特别政治、军事、普通政治和艺术四个组，也叫大队。
这其实是林颖二度抵达信阳。南迁潢川时，他们先乘火车由陇海路转平汉路到达信阳，再徒步行军一百二十公里，沿浦（口）信（阳）公路向东抵达潢川。如今形势日趋严重，他们又回头迁到信阳，其中艺术大队到了鸡公山。伤兵医院的后脚刚刚离开萧家大楼，艺术大队的前脚随即踏入。
来到信阳的故人不仅有林颖，还有青年军团普通政治大队的余子明。
青年军团的四个大队中，特别政治大队提前结业，组成宣慰团到五战区前线开展战地服务；军事大队一部分转到黄埔军校的后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南宁分校，一部分分发部队；普通政治大队1938年4月毕业，分赴三省进行政治宣传活动，在各县成立青年军团的实习队。余子明负责信阳实习队的工作开展。他们都来到我的家乡，当然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信阳的特殊位置：平汉线和浦信公路的交汇，武汉的后花园，自是战略要地。
我最初的猜想没错，林颖的确是共产党。余子明也是。经她和婉茹介绍，我也加入了共产党。
虽然是国共合作，但上级规定我们不能暴露身份，因而宣誓场面只有我们四个。那时已经入夏。鸡公山里杜鹃灿烂，云雾缭绕，一派清凉，颇有仙气。这种氛围令我更加喜悦激动。就像迷途的孩子突然找到母亲。情况特殊，事急从权。找不到党旗，林颖建议面向西北即可，但我没有同意。我和婉茹采来红色黄色的花朵，在山坡上摆出一幅党旗，然后我举起右拳，庄重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我声音哽咽，几不成声。林颖满脸庄重，像个女圣徒。婉茹双眼红润，与我使劲握手。我突然感觉，我们掌心之间再度血脉相通，在传递某种物质，充满着强大的能量。
入党不久便是暑假，我就势长驻鸡公山。一方面避暑，另一方面也想参加艺术大队的活动。艺术大队也叫抗敌剧社，主要学习戏剧和音乐，用于抗战宣传。他们非常活跃，演剧唱歌不停，在周围影响很大，并不拒绝我这个旁听生。在北平念书时我就知道，北大有句俗话：正听不如旁听，旁听不如偷听。反正我又不要他们的士兵待遇。
在北师大期间，因为缺乏文艺细胞，我自感颇受冷落。如今有了旁听的机会，既能学习，又可避开与他们的比较竞争，更何况还有婉茹同行，何乐而不为。因而整个八月，我几乎都在鸡公山上。授课的老师当时都很有印象，我对洪深的印象最为深刻。另外还有田汉先生。作为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他以政治部第三厅戏剧宣传处处长的身份，到鸡公山检查艺术大队的学习情况。他一身戎装，神采奕奕，即兴表演了京剧《天霸拜山》，最后说：“我今天来，也是拜山的。希望大家都能学好本领，为抗战发挥力量。”
那时旁听的我怎么也想不到，艺术大队在信阳搞的第一次大规模抗日慰问宣传，对象竟然是武胜关外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团；而我随后不久，也将奉派进入这支部队。二十七军团的主体是五十九军，只是另外增加了姚景川的骑兵第十三旅。而五十九军前身即为二十九军的三十八师。我一度打算刺杀的师长张自忠，此时早已回到军中，担任军团长兼五十九军军长。
冤家路窄，此言不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