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1944年1月,朱敏（左二）与小伙伴们在德国集中营

刘建（朱敏之子）：妈妈被送到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她身体不好，从小就有哮喘病。来到严寒的莫斯科后，因为感冒引发了哮喘病，所以又被送去相对温暖的白俄罗斯明斯克休养。

可是，朱敏和小伙伴们刚到明斯克的第二天，苏德战争就爆发了，明斯克很快落入德国法西斯的手中。饥饿和死亡随时威胁着这些孩子们。于是，朱敏就出去募捐、在街头跳中国舞、给人家看孩子，把挣来的东西带回来养活那些年龄更小的同学们。德军一次次来盘查，她都坚持说自己叫“赤英”，是中国一个富裕的老中医的女儿。但即便这样，她还是没能逃过被俘的厄运。

刘建：妈妈他们被送进集中营后，德军对这些孩子们进行了搜身。妈妈从国内出发去苏联的时候，我爷爷送给她一支派克金笔，以勉励她好好学习，这支笔上还有爷爷亲手刻的“朱德”两个字。德军士兵搜查妈妈的时候发现了它，一看是金笔，立刻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幸好他不认识汉字，所以没有留意“朱德”这两个字。妈妈很痛心，因为这是她身上唯一的父亲送的礼物。难过之余，妈妈突然想到，她的口袋里还有一枚列宁纪念章，一旦被搜出来可是很危险的。所以妈妈迅速把纪念章从口袋里摸出来悄悄含在自己的舌根下，任德军怎么问她，她只装作听不懂德语，这枚纪念章就这样被保存了下来，现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

在集中营里，朱敏要做苦力。那么冷的天气里，这个才15岁的小女孩穿得又单薄，还经常吃不饱饭。艰苦的生活使朱敏的哮喘病越来越严重，可是祸不单行，她又患上了淋巴结核。

刘建：一次，德国军医来巡视，发现我妈妈的淋巴肿了，而且化脓了。他二话不说就把我妈妈摁在床上，掏出手术刀就在她脸上划了一刀，把脓排了出来。尽管非常疼，但我妈妈还是咬牙忍着，幸亏她当时还年轻，就这么闯了过来，没有因此而送命。

因为在苏联的遭遇，所以“集中营”“法西斯”这两个词在朱敏的脑海中刻下深深的烙痕。

当时在国内，有一些革命者的后代也与朱敏有着相似的经历。只不过把他们关进大牢的不是德国法西斯，而是中国法西斯，其中就有新疆反动军阀盛世才。1928年，6岁的瞿独伊被组织上送去苏联学习。苏德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共在苏联的干部陆续分批回国，已经长成大姑娘的瞿独伊也随母亲回国。她们到达新疆后住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办事处负责人是陈潭秋。

瞿独伊（瞿秋白、杨之华之女）：到新疆后大概过了半个月的样子，盛世才说请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几个人去吃饭。所谓“请吃饭”，实际上去了就回不来了。陈潭秋同志走的时候，找了个机会暗示我妈妈，一旦被捕就要统一口径：可以承认是共产党员，但是一定要求集体无罪释放回延安，绝对不一个人出去。大概又过了两个礼拜左右，盛世才又以所谓的“请谈话”的名义叫了一批比较有影响力的同志去，一去也就回不来了。最后，盛世才就把剩下的所有男同志都抓去了。那是真不客气了，开来了大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逼着我们的同志一个个上卡车。男同志都被抓走后，就剩下我们这些女同志、孩子和残废的人，也被关在一个院子里不让出去。

同志们入狱后，秘密地组织了学习委员会。学委会既是团结难友、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战斗堡垒，也是组织内部学习、开展互相帮助的领导核心。

瞿独伊：我们把整个监狱变成了一个学校，互相帮助学习。比如我懂得俄语，就教难友们俄语；我中文不好，就由中文好的同志教我中文，所以我的中文主要是在狱中学习、提高的。有些孩子是在监狱里生的，有的就叫狱狱，还有的叫砖头、石头什么的。我们看孩子们可怜，吃的没有营养，所以就想办法养鸡。一位女难友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生在监狱里的叫新狱，新疆的新，监狱的狱。我妈妈煮好鸡蛋就把她妈妈叫来，说：“你先不要回家，在这里吃两个鸡蛋，再带几个回去。”因为她回去后一定会把鸡蛋都给孩子们吃。那时我们还想着照顾那些男同志，逢年过节都要给他们寄一些吃的。

由林基路烈士在狱中作词的“思夫曲”

吉合将军的儿子吉新军被关进监狱的时候已经3岁了，他对四年的牢狱生活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他记得：入狱那天，妈妈鄢仪贞怀着身孕，一手抱着妹妹吉新华，一手拉着自己。

吉新军（吉合、鄢仪贞之子）：我在新疆前后进过四个监狱。在第一个监狱里，每当看到“黑狗子”（敌人看守）来了，我就赶快跑进去喊：“杜妈妈，黑狗子来了，快快！”当时杜妈妈拿着一本硬壳的俄文书，一听我喊就赶快把它藏在我妹妹新华的尿垫子下面。

孩子们嘴里的“杜妈妈”就是瞿秋白烈士的夫人、瞿独伊的母亲杨之华，当年她回国时化名“杜宁”。

吉新军：转到第二个监狱后印象深的两件事，一是追鸡。因为当时伙食不好，所以就养个鸡有个鸡蛋什么的补一补。一次我追鸡，它拼命跑，我就拼命追，直到把它追得跑不动了。二是挨“黑狗子”的打，打得那个凶啊，我记得特别清楚。“黑狗子”先拿巴掌打，后来又拿皮带抽，我那时候才三、四岁啊，来回挣扎根本没有用，只会被打得更狠。正在这个时候，来了五个残疾的同志，他们大喊一声：“打孩子算什么能耐，有本事打日本人！”“黑狗子”听了一愣，我趁机“腾”地就跑了，回来抱着他们大哭了一场。

“五个残疾”是指老红军谢良等五位残疾军人。他们五个人只有八只眼睛、五条腿，敌人把他们关在女牢的目的是让妇女照顾他们，没想到身残志坚的他们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样。

吉新军：前两个监狱算是软禁吧，等到了第三个那就是真监狱了。一进大铁门就是一个院子，院子一边是做饭的地方，前面有一排住的是重病号。晚上铁门锁上后，连厕所也上不了。新疆天黑得早，也没有灯，四下里黑黢黢的；顶棚就是拿纸糊的，老鼠在上面一走动就“促促促”地响；屋子里还有个炉子，影子倒映在顶棚上，我一看那个影子来回动，心里就很害怕。那时我妈妈经常出去和难友开会，她一走我就掐小妹妹，一掐她就哭，她一哭，我妈妈不就来了嘛。

还有一个印象非常深的事就是得麻疹。当时我发烧，身上烫得跟个小火蛋似的，脸红通通的，浑身都是疹子。可是没有办法，没有药，也不让看病，后来都快不行了，我妈抱着我却没有任何办法。这时候，牢里有一个干杂役的弄了个鸽子煲了汤，拿了一碗汤让我喝。我喝了以后出了一身大汗，疹子都出来了，就这么活下来了。

等到了第四个监狱，男监和女监合并，我终于看到我父亲了，也住在一起了。当时我们两个大人三个孩子住在一间房子里，我们小孩睡在地下。院子比较大，门口也没有岗了，小孩可以让出去。我那时6岁多，张宏生7岁，我们就一起“噌噌”地上山了，头一次见山，我俩都很高兴。我下山的时候一不留神摔了，脸和手都摔破了。回来以后被我爸爸打了一顿，说：“不许乱跑，虽然你们可以出去，可是让别人给你们逮走了怎么办？”

总的来说，我们在四年监狱生活中最大的感受，一是家在延安，领袖是毛主席，所以一条心地要回延安；二是绝不当叛徒；三是阶级友爱。

吉新军：2003年我们去看了张东月（当年他在新疆工作时化名张东岳），那时候他年岁已经很高了。见了我们他就握着我们的手大哭，说：“新军，我跟你讲个事。那个时候我被关了单号，你不知道一个人蹲在黑牢里的难熬啊，和外边没有联系，里面黑呼俅俅的，什么也没有，人在那个时候要疯的。有一天我看见你和胖子两个小孩在外面跑，我想这不是个好机会吗，可以和家里联系上啊，可不能喊，我就弄个土坷垃扔过去。你特机灵，一看有东西扔过来就马上一回头，一看咱俩就对上眼了。我当时还担心你喊我张叔叔呢，这不就砸了吗？可你什么也没喊，装作若无其事，还在那转悠跑。我就在屋里划拉了一个破纸片，写了几个字，说我在几号牢房，然后扔了出来。这个时候看守都在旁边站着，你们两个小孩在那来回窜，他们没在意。你就跑到这来，假装脚里进了个什么东西，一低头就把纸条捡了起来，很隐蔽地攥到手里后，还照样玩，跑回去以后把它交给了大人。”这张纸条最后被交给了支部领导，就知道老张还活着、在几号牢房，于是就想办法发动大家营救。当时男监是不能串联的，放风都不在一块，于是就把厕所当成联络点。这边的人写个字条往脏兮兮的踏板底下“啪”地一沾，那边来的人手一摸就拿回来，这样大家就都知道了，最后大家想办法采取绝食等措施让敌人放人。老张动情地说：“新军啊，可不能忘了过去，我们是难友，知道吧。”说完大哭一场，没多久他就去世了。当年这些叔叔都抱过我，逗我玩，所以我们之间的感情特别深。对敌人的立场大家都是共同的，就是一条：不怕威胁，坚决斗争。

回忆起童年的生活，许多事情模糊了、甚至淡忘了，但监狱是他们人生的特殊学校，也是实实在在学习知识的学校，这些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吉新军：我们好像在监狱里从没吃过米饭，都是馒头、馍，馍里边掺着沙子。至于菜，在我的印象里边就是咸菜。我们一天的生活都怎么过呢？妈妈、阿姨轮流带着我们上课认字，在地上用树枝画，因为没有纸。就这么着我不过五六岁也认识了好几百字，也学会了加减法，大家都学得不错。那些“女先生”可都是大学生啊：朱旦华是搞幼师的，我妈妈是学数学的，陈茵素是在延安鲁艺学习声乐的……我记得那首苏联歌曲“喀秋莎”就是瞿独伊教我们唱的。这种生活就算是苦中作乐吧。当时我们这些小孩子心里还想着将来出去以后要报仇，这些坏蛋把我们的大人抓走了，我们就跟你斗。敌人一来提审，大家一个个简直都跟小老虎一样冲上去，这个抱腿那个抱胳膊，大的打小的叫，一点都不知道害怕。就这么一天一天过了四年，即便是孩子，信仰上的东西也是变不了的。

　　吉新华（吉合、鄢仪贞之女，吉新军的大妹妹）：我八个月大的时候妈妈抱着我进了国民党的监狱。我记得妈妈曾说，就是在监狱里头，党组织还是团结得非常紧密，这就是“百子一条心”，她们还一直在监狱里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有一次敌人来搜查，我妈妈她们事先知道了消息，就把那些书藏在被单下，再让我躺在上头假装睡觉。我觉得很硌，加上人太小，也就一、两岁，所以怎么也呆不住。妈妈就命令我说：“你就要睡觉就要闭眼。”后来她说我还行，敌人来了以后一直坚持闭眼睛不动换。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她们一直都坚守信仰，非常开朗，经常教我们唱歌、画画，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从小就受到她们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共产主义向往的影响。

对吉新玉来说，“新疆监狱”之所以令她终生难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她的父母、哥哥吉新军、姐姐吉新华，还有她的爱人陈楚三，都是党组织从新疆监狱中营救出来的。

陈楚三（陈潭秋之子）、吉新玉：我们俩从小就在新疆监狱里，在1946年延安照的那张“饱尝铁窗风味的娃娃们”的照片里，我们俩就在前排紧挨着坐，上中学的时候也在一个学校。现在我们俩还能记起小时候朱旦华阿姨写的那首儿歌《麻雀》：麻雀麻雀，叽叽叫叫，飞来飞去，飞到我们监牢。飞过高墙，飞过树梢，再飞飞到我爸爸住的监牢。小麻雀，带信道：“小八路，都很好。请问你们大八路好不好？”

1946年6月10日，在党中央的营救、新疆人民的呼号和张治中先生的支持与协助下，新疆监狱里的131位男女老小实现了“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誓言。

林海洪：从新疆回延安这一路很不容易。当时由张治中手下的一个将军负责护送我们，一路上经历了很多危险，一个是自然的，再一个就是人为的，也就是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一路设卡阻拦。我们那时都是孩子，不太清楚这些事，但是后来回头再看看当时的资料，确实很惊险，好几次差点被人扣留，回不了延安。

吉新军：从新疆回延安的路多远啊，十辆美式卡车送我们一百多人，每个车上都有押车的。我头一次见到那么大的车轱辘，我那时还没有轱辘高。我看上面一个东西在“嘟嘟嘟”响，没见过很稀罕，就想上去看看。我见轮胎可以踩着爬上去，再看看周围没有人，就踩着轮胎一点点往上爬。这个时候车发动了，一个叔叔一下把我抱下来，说要倒车了，小心别把你给撵到里面去。到延安十里堡的时候，就听到敲锣打鼓、欢迎、喊口号，还见到了条幅上的标语。这时候在旁边的吕立平叔叔对我说：“这是朱总司令到十里堡来欢迎你们了。”他旁边有一个白胡子老头，眉毛也白，头发也白，戴个眼镜。他说：“这是林伯渠，林老。”这就说明回到家了，那叫一个高兴啊！

尽管他们的童年不堪回首，但他们无比珍惜这笔人生财富。因为他们的童年是坐标，记录了他们成长的起点；是基石，奠定了他们的此后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