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我真挚地恳请同志们在百忙中给予我积极的支持，让我们共同努力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明年——1992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50周年。

1993年是周恩来同志诞辰95年。1992年是全国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最后一年，有些老同志可能要退了。

因此，我想到：争取明年出版一本全国政协文艺界委员纪念周恩来同志的回忆录。

……

最初听到荒煤老的这个决定，我感到惊讶。自1978年3月荒煤老写作自己复出的第一篇文章《永恒的纪念》到1991年，他已经发表了十多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五篇论述周恩来文艺思想的文章，还在七篇纪念友人的文章中谈及周恩来的往事……或许没有哪一个人像他这样对周恩来始终保持着如此高涨的写作热情，发表了如此多数量的纪念文章，尽管如此，他还要在繁忙的写作之余亲自组稿编辑一本纪念文集，这又是为什么？

常忆延安初相识

荒煤与周恩来的第一次相识是在延安。那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因为要核实一位曾经在重庆工作过的鲁艺诗人的政治背景，荒煤被派去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先是仔细地听荒煤把情况讲完，接着又详细地谈了自己对大后方群众团体的看法，然后长叹一声说：“假如到延安的大批知识分子都是特务，中国的希望在哪里？我们在大后方的工作又是怎么做的？”这些话让荒煤产生了难以言说的感叹和共鸣。事实上，荒煤当时对整风充满了疑惑，一夜之间那么多曾被称为“同志”的人变成了特务，他自己也因为莫须有的“特嫌”而被停职审查了一年多，连妻子也受到了牵连。更重要的还不是个人受到的委屈和伤害，而是那种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和对自己一向引以为荣的文化事业的质疑使他感到了深深的不安。整风中那凌厉的声势不能不让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同时也使他从初到延安的火热情怀中渐渐变得冷静下来。然而在周恩来这里，他找到了知己。周恩来的态度和言谈中有着一种对历史的客观审视和担当，他的目光里透露着信任和温暖，虽然谈的是别人的情况，仍然使年轻的荒煤在惶惑中感受到了一种定力。

后来因为话剧《粮食》，荒煤和周恩来有了更多的接触。1944年春天，荒煤和鲁艺的同志们开始创作一部表现太行山军民与日军开展粮食争夺战的多幕话剧。这部话剧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周恩来的关注。剧本写成后，荒煤读给周恩来听，周恩来从主题、人物塑造到细节表现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少意见，并在当时延安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批准经费支持演出。然而，这部剧在中央党校的首场演出便引起了争论，有人对剧中县长的形象提出了严厉批评，因为这是一个有缺点的县长而他们认为共产党的县长不可能水平这么低。实际上，对于能否表现干部的缺点这件事，荒煤从一开始便心存疑虑，周恩来知道后对他说：“党的各级干部水平不一，各有长处和缺点，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通过争论观点一致了，有什么不好呢，应该是有教育意义的！”在周恩来的鼓励下，荒煤于是大胆地写了下去，没想到却遭遇了这样的尴尬。那天，周恩来一直在现场。当听到精彩的发言时，他会和大家一起高兴地鼓掌；当听到批评的意见时，他会微笑地看看荒煤，似乎对演出的结果早有准备。当批评的措辞越来越尖锐的时候，他急忙推了荒煤几下，笑道：“荒煤，你快站起来讲，是我叫你这样写的！”荒煤一个劲地摇头，不肯站起来，心里却十分感动，他觉得周恩来对艺术、对艺术工作者是理解和尊重的，有了这样的理解和尊重，他并不怕承担什么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荒煤作为电影事业的领导者和周恩来的接触更多了，有几件事情让他最难以忘怀。

1959年4月22日深夜，荒煤突然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要他次日上午赶到北京医院，参加周恩来同志与上海电影界的几位全国政协委员的会见。第二天早上，阳光明媚，荒煤和沈浮、赵丹、郑君里、张瑞芳、陈鲤庭等电影工作者齐聚在总理的病房里。一见面周恩来就说：“我最近思考了一些问题，想和你们谈谈。”他躺在床上，手里握着一张便条，和大家谈了整整一个上午，共提出了12个方面的问题。听荒煤说，周总理把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归纳起来后，在5月3日邀请部分文艺工作者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座谈会，正式发表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讲话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从“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既要是浪漫主义，又要是现实主义”“既要有基本训练，又要有文艺修养”“既要有独特风格，又要能兼容并包（或叫丰富多彩）”等十个方面论述了文艺工作“既要结合，又有主导”的“两条腿走路”方针。总理发表这次讲话时，正值人民共和国经过了“反右”和“大跃进”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创，中央连续两次召开“郑州会议”打算纠正“共产风”的时候，荒煤他们为此深受鼓舞。然而，周恩来的这次讲话却受到了文化主管部门和一些地方的抵制。文化部党组怕这个讲话会影响 “文艺跃进”，因而没有向下传达；上海方面，柯庆施只允许郑君里在二十几个人的范围里讲了一下。随后到来的庐山会议，则更使周恩来的讲话被打入了“冷宫”。

1961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新侨会议”）上发表讲话，这令荒煤再一次受到鼓舞。那次会议是在文艺界长期处于心惊胆战的境遇中、电影创作已经举步维艰的时候召开的。周恩来对会议给予了最大的关注和支持。会议期间，他多次听取了夏衍和荒煤的汇报，还到代表房间和大家一起谈心，利用和代表们一起游园的机会进行调查研究。周恩来一贯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和政治家的睿智使荒煤感到无比的敬佩。6月19日，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从理论的高度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道路和经验。提出要打破“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的“一言堂”局面。他说：“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作风；要改变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要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和文艺界的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哪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周恩来的这些话给以往头上好像悬着一根“达摩克利斯之剑”的荒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触动了他一直在思考着的一个重要问题——党应当怎样领导文艺。他总结多年的经验后认为，领导是关键。这个领导是中央，当然也包括各级领导，他认为不可能指望和要求领导们都懂得文艺，但领导至少应该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要尊重艺术规律。他佩服周恩来的正是这一点。后来，当荒煤能够系统地谈论这些问题时，他把这些总结为“党领导一切工作必须承认客观规律，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

1961年后的情况异常曲折，荒煤和电影界的艺术家们一起，经过反反复复讨论修改，制定了被称为“电影宪法”的“电影32条”，试图摆脱那种艺术创作被政治捆绑的局面。电影创作也一度出现了转机，但形势异常复杂，1964年文艺整风中，荒煤终因推行了“一条完整地、系统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路线，顽强地对抗党的文艺方针，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而被免职打入另册，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更是被捕入狱长达七年之久。“文革”前，荒煤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后者陪同西哈努克访问重庆的时候。那天，被贬的荒煤怀着复杂的心情站在宴会厅的一个角落里，只想远远地看一眼周恩来同志。没想到，提前到达会场的周恩来用炯炯有神的眼睛在大厅了巡视了一周，立刻就发现了他，并热情地呼唤起他的名字。荒煤赶紧上前握住周恩来的手，一时间许多烦恼困惑和自咎涌上心头，他多么想和周恩来好好谈谈，但那已是不可能的了。周恩来亲切地询问了他的家庭和生活，然后和其他同志一一握手，向前走去……这就是周恩来留给他的最后的印象。

1978年，荒煤刚返回工作岗位后就立刻写信给胡耀邦，提议发表周恩来在“新侨会议”上的讲话。当《文艺报》和《电影艺术》同时发表了这一尘封多年的重要讲话后，荒煤为此还写了纪念文章。20世纪80年代，文艺发展一度出现了曲折纷争的状态，荒煤每每谈到文艺工作的现状与未来时，总爱“唱出一个咏叹调”——“假如总理还在……”

荒煤就是怀着这种种难以抑制的思绪迫切地想要编好这本书的。他在征稿信中希望大家都回忆一下，在自己各自不同的工作中和周恩来的接触，把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写下来。凡是“一件事、一件工作、一次谈话，一些印象以及周恩来同志所提的意见、建议、批评等等，都可以写下来”“文字长短不限，文体随意”“时间也不仅限于建国以后，延安时期、重庆时期，直到‘文革’时期都可以写” 。在荒煤心目中，周恩来是文艺界真正的朋友，他始终给予文艺界亲切的关怀和指导，对文艺有着自己系统的思想。因此他认为，这些宝贵的材料一定会为后人研究历史起到重要作用，他对此充满了期待。

征稿信发出后，得到了委员们非常热情的响应。但他们都是名人，除了承担繁重的工作还要参加诸多社会活动，要挤时间写文章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已进入年老体弱的晚年，记忆力衰退，书写也有困难，是需要别人帮助来回忆的。

实际上，荒煤自己当时也已年近八旬，身体衰弱，却仍旧承担着不少社会活动和写作任务，要向那些同样境遇的社会名人们组稿，还要亲自审稿和编辑文集，会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情。我曾劝过他最好找人帮忙，或者让我来帮助他做那些琐碎的工作，他却微笑着摇头拒绝了，说这件事情一定要自己亲自做。他好像是要完成一个重要的心愿。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荒煤一遍遍写信催稿，就像一个初上岗位的编辑，对作者充满着期盼和恳求。在大家的回复中，作家巴金说：“我敬爱总理，对他有真感情，虽然现在我患帕金森氏症，有语言障碍，写字不成形，无法再写什么了，不过总理的形象会亲切地长留在我的心中。”导演张骏祥说：“我身体很不好，几乎到了站起都困难的地步。眼睛也不行，几乎看不清楚自己写的字。但我还是勉力写了千把字……” 儿童剧演员方掬芬说：“请原谅我把交稿的时间拖延了。忙了‘六一’忙‘七一’……上周不小心摔了一跤，把手腕子骨折了，幸好是左手，右手还能写字……”电影演员秦怡说：“我从11月25日开始至今，一直因拍摄一部电视专题片而日以继夜地乱忙。几乎每天都是从清晨五六点开始到晚上七八点回家，所以一直迟至近日才写……”诗人臧克家说：“天下奇事多，昨夜我梦中见到周总理，上午十时半就收到你要我写纪念总理的文章。我在今早台历上记着‘夜梦周总理，谈心欢，说到我的《古树的花朵》，令我又惊又喜，亲切之至。’你说奇不奇？”……

征稿信发出后，为了使工作进展得更顺利些，荒煤还曾写信给有关部门和人员。没有人反对，但得到的回答也似乎与他的热情不能匹配，主要还是对“能组到有新内容、有新意的稿件”有所怀疑。荒煤不管这些，在他看来，凡是和周恩来有关的历史事实都值得留下来，同一个事件由不同的人来写有不同的角度，即便同一个人重新写一次也可能会有新的认识和发现。

经过整整一个春夏秋冬的辛苦忙碌、无数次通信通话，功夫不负有心人，荒煤终于征集到了50多篇稿件。如他所料，这些文章长短不一，风格迥异，涉及文学、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绘画等各个领域，但记述的都是作者所亲历的事实。正如编者所说，这不仅是“永久的缅怀”之作，还将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宝贵的史料，且“对于推动文艺工作进一步深化改革” 具有“现实意义”。

多年后重新阅读这本书，我们仍旧会被书中许多动人的事情所感动。吴祖强、黄宗英、舒强、秦怡、新凤霞……他们多是在和周恩来完全陌生的情况下见到他的，却在此后几十年的各种困难关口受到这位被文艺工作者称为“良师益友”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悉心关怀和帮助。“只有永久的思念，没有永久的分离”，这是深藏于艺术家们心中的对这位“老朋友 ”发自内心的情怀。当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将一篇篇回忆文稿写就的时候，所有参与此事的人都感到了欣慰。张瑞芳在给荒煤的信中说：“稿子总算写成了，我只为我终于写成了感到高兴！”

书编好后，荒煤为此书定名为《周恩来与艺术家们》，他请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题写书名，朴老欣然命笔。1992年3月，荒煤郑重地将书稿交予中央文献出版社，他在“后记”中写道：

我今后也不可能再编辑这样一本书了，我这即将八旬的老人也不可能再有机会遇到像周恩来这样一位伟人却又和文艺界结下如此深厚、真挚友情的一个朋友。我也不可能有更多的经历对周恩来的文艺思想作更多的探讨。但我坚信这本书将有助于对周恩来文艺思想的探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