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治国有方

李光耀自身是中华文化和西方知识之融合体。他的治国理念是将东方的文明和西方的科技相结合，这使新加坡的政治方略和举措都能得到东西方的认可、接受或赞赏。他把民主政治移植于新加坡，领导民众为争取独立而斗争，树立了自己的崇高威信。当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时，他乘机“借胎孕育”，积极加入，以免新加坡因地狭人少、身单力薄而难以在世界上立足。1965年，新加坡经济已有较大发展，有了自立自强的潜能，他又使新加坡适时退出联邦，摆脱制约，创新发展。新加坡一无资源，二无人才，李光耀采取了最大的优惠政策，对世界的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兼收并蓄，广纳智慧，促使新加坡经济在吴庆瑞的具体掌管下迅速发展。不消几年，就使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起初，新加坡大力发展劳力集约型企业，扩大就业，让人人有饭吃。继而，推动发展资本集约型企业，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政府以法令形式责成全国企业大幅度提高工资，逼使企业家大批裁员。政府再出资培训失业工人，使其适应新技术、新设备，赚取高工资。这是智慧的决策，得到劳资双方的欢迎，大大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短短30年时间内，幅员很小的新加坡跻身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之列。

李光耀善于依法行政，深谙民主的魅力，巧妙掌控政治运作。他根据新加坡人口由三大民族组成、华人为主体的结构形态，长期以来由马来人任总统，作为国家象征；华人任总理，执掌实权；泰米尔人任外长，作为国家的代表，以示各民族政治平等，旨在促进民族融合。后因马来人的总统表现不佳，有损国家形象，才由议会选举一位华人出任。新加坡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各政党、民族自由竞争，但由于政府实行优惠的“政府租屋”，并采取分期分批计划迁入的措施，使得各个选区都以李光耀创立的人民行动党的选民为主体，其他政党在历次大选中屡屡败北。这使议会中几乎听不到其他党派势力的声音，任何议案都一唱而过，堪为“无障碍通行”。

政府对公民一视同仁，但对马来族和泰米尔族等少数族群予以政策倾斜。华族男子逃避兵役受重罚，对其他民族就不太追究。当兵训练很苦，马、泰等族不耐吃苦，在军中最高熬个排长，高级军职都落在华人肩上，使枪杆子牢牢地抓在华人手里。新加坡实行计划生育，华人节育，马来等民族不拘。后来，李光耀发现这会使华人的人口下降，改变民族比例，便改为大学以上学历的妇女少生受处罚，高中以下学历的妇女少生受奖励。因大学以上学历的妇女多为华人，高中以下学历的妇女多为其他族，这就保证了华人的出生率和人口比重均占优势，也提升了人口素质。

新加坡实行高福利。政府大建租屋，宽敞明亮，环境优美，廉价提供给居民。从贫民窟迁入的人们，岂有不拥护政府之理？！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良好，制度严格，措施得当，奖罚分明。这使新加坡清风良序，街洁路净，花艳草盛，以“花园之国”著称于世。

李光耀严明吏治，高薪养廉，严惩腐败。他执政时，曾因2000美元的经济问题将一名部长撤职。他说：政府给以高薪，让官员廉洁奉公，全心履职。一个为区区2000美元不惜败坏政府声誉者，品质定当不端。他自己就是一位清正廉洁、生活低调的标杆。

李光耀是一位高瞻远瞩、足智远谋的政治家。他50多岁就考虑要后继有人，在党内物色了吴作栋等四人，各委以重任，让其历练，展示才干。这也构成一种竞争机制，让接班人以其实绩崭露头角。他及时退位，让贤于吴作栋，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东方民族的观念是父业子承，李光耀也望子成龙，从其为子取名“李显龙”便知。但他没有像蒋介石那样，直接把权力传给自己儿子，而是通过吴作栋过度给李显龙。这大大提升了李光耀的民主形象，在人民心中的威望达到顶峰。

新加坡以最民主的体制实行最专制的管理，李光耀自己就说：“新加坡需要铁腕。”但是，外人无从指摘，无可挑剔，更无人说他专权、独裁。李光耀如此精于政治，手中的权杖像魔杖一样地运用自如，他却不愿被人称为“政治家”。

政治是一个国家最鲜明、最生动、最全景的命运写照。李光耀的治国理政正是新加坡的命运写照。

李光耀的外交理念是从新加坡利益出发，以东盟为基石，维护东南亚，面对全世界。不同于西北欧中立国家远离世界矛盾斗争，新加坡则是积极面对国际是非，在大国矛盾制衡中求中立、谋生存。印尼是东盟的“龙头老大”，新加坡则在东盟中发声最大，是维护东盟利益的代言人。新加坡虽是一个小国，但李光耀对国际事务目光高远，睿智善断，敢于大胆表态，言必中的。正如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所说，李光耀对国际重大问题的评价或预断，没有失准过。这是李光耀身为小国领袖而跃升为世界级政治家的原因。1967年1月19日李光耀说过：“如果你要人们认同和重视你的言论，你就必须在大家面对危机、水深火热的时候挺身而出。”正是他的公道正义之声，换来了他在国际上的高大身影。

李光耀对外说话底气十足，原因是，国内政局稳定，无后顾之忧；邻国和睦相处，无袭扰之虞；大国在新加坡利益交汇，使新加坡得到国际保障。

睦邻政策突显了李光耀高超的政治智慧。印尼、马来西亚对华人为主的新加坡怀有芥蒂，李光耀在政治上谨慎对待，关系上积极拉近。语言是民族文化的灵魂。马来语和印尼语基本相同，李光耀便以马来语作为国语，每年国庆讲话总要先讲几句马来语为开始，以示新加坡对马来西亚、印尼的认同。新加坡淡水靠马来西亚的柔佛州输送，为了长期保障水源，新加坡建了大型自来水厂，廉价向柔佛州供应饮水，反使柔佛州离不开新加坡。印尼与中国反目，断交23年，新加坡虽有需要与华建交，但也只互设商务代表处，一定等印尼与中国复交后，才作为东盟国家最后与我国建交，充分照顾印尼的情绪和感受。在共产党问题上，李光耀冲我国说了许多别人不敢说、不便说、不能说的话，向周边国家展示出他的政治立场，逐步消除了“新加坡是第三中国”的猜忌，赢得了东南亚国家的信任。

新加坡扼马六甲海峡，处东西方要道，战略地位重要。李光耀实行国门开放政策，使各大国利益汇聚于此，互相制衡。任何一国单独制约、操控新加坡，都会触及别国利益，遭到另外国家的反对。这造成各大国势力对新加坡政治影响力的高度平衡，也使李光耀不惧任何国家，对国际政治大胆评议、批评、指戳。基于新加坡所处的国际均势背景，李光耀实行“政治国防”，即军队少，装备精，一旦遭受侵略，只要能坚持两周，就自有联合国或大国势力出面干预。

李光耀深谙“政治是一门平衡艺术”的真谛，这也成为其国际政治观：国际矛盾尖锐是大国利益失衡，国际局势缓和是大国利益均衡。

对华友好

李光耀脑子里有“反共意识”，骨子里则有“中华情结”。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曾一度严词斥责过李光耀“反共”“反华”。实际上，李光耀有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底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情结。他过去对中国的批评指责，一是对共产党执政不了解，二是昭告邻国新加坡不亲华，三是我国当时奉行支持世界革命的政策有偏差。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我国战略方针的调整，中、新都有发展两国关系的需要。为此，周恩来亲自做了大量“润物细无声”的工作，并几次托来访的邻国领导人传话，推动李光耀访华。李光耀于1976年5月10日至23日第一次访华，但遗憾地错过了期望已久的与周恩来的会晤。但是，通过实地观察，他心中有了一个真实的新中国，回国后适度调整了对华政策。

1978年11月12日，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亲自上门做工作，同李光耀纵论天下，交换心声。邓小平是李光耀的崇拜对象之一。这次会见，成为李光耀的“一次难忘的经历”，使其对中国的走向有了直接了解。1980年11月9日，李光耀第二次访华。他“挈妇将子”，怀着“回乡”旅游观光的轻松心情，走遍了半个中国。当时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但是，李光耀刚踏上中国大地时，就在机场向记者散发了书面讲话，内含谴责中国支持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允许他们在中国境内架设电台，进行颠覆本国政府的宣传等语。这纯属面对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作秀。此后，会谈、会见及参观访问，都非常顺利而愉快。这次访问使他亲眼看到，摆脱了“四人帮”政治桎梏的每一位中国人都渴望一个强大、富裕的中国，一个与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同样繁荣昌盛并同样具有科技竞争力的中国。这种被重新唤醒的使命感是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

自此以后，李光耀常来常往，先后访华33次，接触过毛泽东到习近平等所有最高国家领导人。这在外国政治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也使他成为最了解中国的政治家之首。他对中国的前途命运非常关注，对中国的言论都是积极、中肯、实质、期望的。他对中国的友好是植根于骨子里的。

中共十八大以后，李光耀对中国的发展十分关切。他说，“中国的内部挑战正处于关键时刻，突发的外部事件也会有很大影响”，但他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后可以沉着应对，“我相信他会获得党的支持”。他对习近平宽阔的胸襟留有深刻的印象，称其为“曼德拉级别”的人物。

李光耀表示，中国的强盛给国际社会带来许多好处，例如中国企业对外的投资等。针对邻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他谈了对中国“和平崛起、永不称霸”的看法。他说：“一种看法是，中国会静悄悄地变得强大，扩大影响力，不会欺负人；另一种看法是，中国会显示力量，威逼所有人。”“我认为他们会选择第一种做法，但同时也会显示力量。”这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客观解读，也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淡释。

李光耀的言谈只论曲直，不怕诟病。这也和他施政一样，只顾国民利益，不管他人意向。这就是李光耀的政治风格。

作者长期在外交部亚洲司主管东盟国家工作，曾任驻外使馆参赞、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