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父亲教我读书做人
潘飞 整理
父亲对我们子女的教育有两个原则：一是读好书；二是做好人。我从小在父亲身边长大，因此有机会耳濡目染地从他那里获得不少言传身教。
学习、读书是父亲一生的重要习惯
在我的记忆中，学习、读书是父亲这一生的重要习惯，他的求知欲永远旺盛。父亲一生的读书经历大概可以分为两段：一段在延安，一段在江西。在延安的读书经历，是他在经历了长征之后面对一个新的重大课题下开始的，这就是：在困难环境下要用什么样的理论才能指导革命走向胜利。虽然他在莫斯科期间也听过一些课，但讲的都是外国的事，并没有回答中国革命该怎么办的问题。
回到延安后，父亲读了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感觉里面的思想非常深刻，就去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对他说：“你恐怕还是要考虑思想方法和哲学问题，要学一点哲学。”我父亲听后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从那以后，他就对哲学入了迷，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还读了不少哲学方面的书。渐渐地，“哲学”这个词成了开会时领导人之间的一个口头禅，要是有谁对问题认识不太清楚，概括不出材料中的要点，别人就会开玩笑地说：“哲学没学好。”父亲还在中组部里组织了学习小组，有很多不是部里的人也慕名而来，大家在一起学习讨论、互相启发。当时延安的学习风气极其浓厚，这么多知识分子会聚延安，要让他们理解革命的理论、现状和形势，就要通过学习来了解革命的历史，因为理论都是从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父亲曾对我们说，延安时期是他在思想上感到成就最大、心情也最舒畅的一段历史时期。通过学习，他认识到只有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怎么认识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等一系列思想理论问题；也逐渐领悟到凡事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也成为他在今后从事各项具体工作的一个指导思想。
第二段是父亲“文革”期间在江西的学习。虽然当时他已经“靠边站”，但头脑里仍然装满了各种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到底该怎么发展、怎么建设，党又该怎么发展……所以他到江西后又仔细重温了马恩列斯等的著作，从1969年10月开始，一直到1972年4月回到北京，整日里基本上就是读书和思考。其中，《列宁全集》他读了两遍，一直读到1976年12月才结束。在这期间，他对列宁有关新经济政策和党内民主集中制的论述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和共鸣。结合中国的国情，他认为，我们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应该搞活；在党的建设上则应该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搞“一言堂”，“文革”的一大教训，就是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
读《参考消息》——父与子的默契
父亲除了在哲学思想和革命理论上终身学习外，还始终对国际形势保持敏锐的观察。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解体，动摇了美元的金本位制度，引起国际上很多讨论。父亲一直关注这一动向，还专门留给我一份《参考消息》报，上面有当时美联储主席谈美元金本位的问题。父亲对我说：“我看，美联储主席就是美国的经济总统。”
读《参考消息》是我和父亲之间的一个默契。那时，家里沙发的小圆茶几上总是放着当天的《参考消息》，我上五、六年级时开始悄悄地翻看，就是好奇地想知道世界上都有些什么事情。对此父亲什么话都没说，只是给了我一个鼓励的眼神。慢慢看下去，读《参考消息》就变成了我的一个习惯。当时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像大跃进、金门炮战、对印自卫反击、中苏对立等，我都是从这上面了解到的。
后来，父亲在给我妹妹伟华的信中说：“你哥哥看《参考消息》有十年了。”这是父亲第一次主动说起我看《参考消息》这件事。应当说，这些年读报下来，我觉得自己的眼界逐渐开阔了一些，考虑问题也有了新的视角，父亲的好学和对我的鼓励，对我的学习和成长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父亲不仅鼓励我读书，对我的意见也很尊重。他下放到江西前准备要带的书时，我问：“是不是可以带一些斯大林的文选，虽然斯大林不一定都正确，但也代表了一个阶段的实践。”父亲说：“有道理，带上。”
所以，父亲的学习就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过程。他的头脑里好像总有许多问号等着要去回答，只要能回答出其中的一两个，他就感觉很有成就感，可以说思想上的收获是最让他感到高兴的一件事，这让他对事物始终保持着敏锐的觉察，也成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陈元与父亲
对干部要公道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父亲担任中央特科书记，这是他第一次进入中央领导机关所担任的职务。对他来说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我很早就听他讲过，也从中了解了敌我斗争的残酷和“忠诚”二字的难能可贵。父亲对潘汉年等曾在特科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怀有很深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从没把革命事业看成个人的事业，而是看成全党、全国人民的事业，因此他认为只要是为这个事业作出过贡献的人，都应该得到肯定。
潘汉年蒙冤后，父亲始终记挂着这件事，他认为如果不给潘汉年平反，对干部不够公道。1979年，父亲检查出结肠癌需要立刻动手术，临上手术台前他急着把胡耀邦同志请来，说：“我这次上手术台，有可能下不来，潘汉年那个案子还是建议中央重新审查。”耀邦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后来中央作出了重新审查的决定，最终为潘汉年同志平了反。
不拘一格聚人才
遵义会议之后，父亲开始接手干部工作。1937年回延安后，他就任中组部部长，一干就是七年。父亲深知当时最急迫的事就是要为中国革命今后的发展打下组织基础，因此要扩大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怎么选用干部、看待干部的标准，提出气量要大、用其所长、关心干部等主张。
当时有一对很有名的医生夫妇到延安后得到了很好的接待，可是他们后来又想回去，父亲非常豁达地说：“可以。”他们回去后不久还是觉得延安好，就又回来了，父亲照样还是欢迎。还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知识分子到延安后，工作、学习、生活等问题都是在组织部的关心帮助下解决的。所以他们很感谢中组部，称它为“干部之家”。
七年里，中共党员数从3万人一路发展到了120万人，许多人都在日后的革命斗争和新中国建设中屡建功勋。这其中，组织工作的广开门路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延安中组部这一段经历，对父亲而言是终生难忘的，也是为许多干部所怀念的。
一枝一叶总关情
20世纪60年代，中国正值困难时期。父亲眼看着许多干部因为营养缺乏得了浮肿病而严重影响了工作和家庭，心里很焦急。当他了解到吃黄豆补充蛋白质可以解决浮肿问题后，就想方设法多搞了一点黄豆分下去。很多干部后来都说，当年困难时期，陈云同志为我们提出补助一点黄豆，我们都是“黄豆干部”。
那时候，我们在家里也经常饿肚子，经常就是熬一大锅很稀的白薯粥，就一点米、几块白薯。有一回，我们发现父亲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去公园散步了，就好奇地问他，因为我们觉得去公园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父亲听后沉默了许久才说：“现在经济困难，群众吃不上饭，我是做经济工作的，没有脸去见群众。”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很大，可以说终生难忘。
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北京航空学院有一位老师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提了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压力大的问题。父亲看了信以后，特意看了《人到中年》这部电影，看完以后感慨地说：“我们的知识分子既肩负了很重的工作，也肩负了很重的家庭负担。”为了不再发生知识分子因为家庭、工作负担过重而心力交瘁，甚至英年早逝的悲剧，父亲强烈提出要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他认为，这个问题带有全局性，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让自己的知识分子生活得好一点，不能免除他们在工作时的后顾之忧，那这个国家是无法发展的。
摆正个人和革命之间的关系
父亲一生做了很多事，也受了不少误解和批评，但他自己又不太在意这些，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外界对此也有不少猜想和疑问，有人说他是像谜一样的人。实际上，他就是觉得既然投身到革命事业当中，就要不断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推进这项事业，因此要摆正个人和革命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
“文革”中，我们家各方面也非常困难，我们心里也曾非常迷茫，觉得再这么下去国家还有什么出路。这时候，父亲对我们说：“首先，我们家的情况还不是灭顶之灾，比别人家的情况还要好一点。其次，这件事不是个人可以改变得了的。你们还年轻，应该多学习、多思考，这样可能对今后的工作还会有用。”见到父亲处之泰然、积极乐观，我们的心态也就慢慢地冷静下来了。
到了晚年，父亲的脑子里也还总是在思考怎么支持新的领导人做好工作这些事。每年国家在经济发展、政治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都是他关注的。甚至在他病重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去探望他时，父亲还能清清楚楚地讲出当年的税收是多少。
现在回想起来，当父亲他们这些老一辈在历史舞台的中心做那些大事的时候，我们这些后辈有机会在侧面，从家庭的角度近距离地看到很多细节，了解和感受到他的一些想法，也因此受到了许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