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1958年的陈云

陈伟兰与父亲

1969年10月，父亲被下放江西“蹲点”。我去西藏前，看到他身体很不好，经常拉肚子，吃不下饭，因为“文革”对他的打击还是挺大的，他还没想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1971年，我复员以后去江西看他，感觉他的精神明显好了很多，身体也变好了。我问他原因，他说，有一股精神力量在支撑着他，他带了三箱子书到这里，觉得在这里过得挺有意思，能看书，能思考很多他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当时很受感动，觉得在这样一个逆境中，还能有这样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确实非常不容易。

我刚到江西不久即是春节，春节以后其他家人都离开了，我在那里帮父亲做饭。父亲说，你留下一段时间跟我一块读书吧，我说好。

父亲开始让我读的是马克思的著作。这是我第一次读，第一篇读的是《共产党宣言》，我印象很深。这本著作不是很复杂，我能读懂，因为它谈的都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等问题。后来，读到《哥达纲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就觉得非常困难。父亲跟我讲，你读慢一点，读的时候停下来想一想怎么才能把这些书看进去。

后来，父亲又让我读《毛选》。他问我在部队里读过没有，我说读过，他说那就让我们再读一次。我记得很清楚，父亲让我读的第一篇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读完以后，第二天他问我这篇文章主要讲的什么内容，我说讲的是军事学，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父亲说，从表面上看是这样，但实际上这是一篇哲学著作。在遵义会议的时候，毛主席就已经发表了这些观点，到了延安以后才把它写成非常有说服力的理论文章。之所以有说服力，是因为里面处处充满了哲学的观点。他说，你要从哲学的角度看这篇文章。以后，他又带着我读了《实践论》《矛盾论》。我原来在部队里读过这些书，但是没有人作这样具体的指导，现在父亲一边读一边给我讲，教我怎么从实践中看毛主席提出的这些理论问题。

跟父亲在一起读书的时候，我感觉哲学好像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哲学变得不再神秘了。父亲特别给我讲，读哲学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习过程，只有掌握了好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才能够做好事情。对过去的事情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结论，但是对未来的事情怎么分析、怎么看，就要有哲学的思想来指导。毛主席之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也是毛主席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善于运用哲学思想。父亲说，他们这些老干部之所以感谢毛主席、想念毛主席、尊重毛主席，根子也在这儿。

父亲给我讲到毛主席在延安教他学哲学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两眼发亮，情绪非常激动。他说，毛主席不但重视要有好的教材、好的教员，还非常重视教学方法，在给领导干部讲课的时候，他总是声情并茂，语音抑扬顿挫，而且还有很多手势。毛主席最善于通过举实际的例子来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而且深刻的问题往往还要用非常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父亲说，毛主席这一点很多人都比不了，我也是努力向毛主席学习的。

在江西和父亲一起读书的这两个月，就像第一次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门。这扇门是通向马列主义的。由于父亲的指引，使我对马列主义产生了真正的感情。每每想起这段时光，我的心情就非常激动，觉得一辈子受益于它。

在江西，父亲还跟我谈到对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的看法。他认为，这是党的建设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尤其是在“文革”这样的环境下，这更是第一位的问题。

在读完《毛选》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读列宁选集和全集。父亲对我讲，列宁当时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很高的威信，但是在党的会议上，他允许别人当面给他提意见。布党内很多人水平很高，在一些会议上往往列宁谈一个观点还没讲完，就有人站起来提出不同的意见，列宁这时候都能够包容，能够认真地倾听。列宁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并在这个问题上也能以身作则。我们中国共产党也应该这样，如果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个党就有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就有希望，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每次谈到这些的时候，父亲情绪都非常激动，对于民主集中制，他把它看成和党的生命一样重要的法宝。

父亲还讲过在延安的情况。他说，当时党内生活非常健康，他们可以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提出很多不同的意见，党内的领导同志之间可以互相指名道姓提出批评意见和不同建议，那种局面确实让人感到生动活泼。他特别怀念党的那段历史，说“文革”后这种气氛就慢慢没有了，他认为这是非常不对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风气又恢复了，父亲特别感动、特别欣慰。他说，党内应该长期坚持这种作风，这种好的风气又回来了，这正是党的生命力所在。

“人一定要听一些反面意见，才能锤炼出真知灼见”

“文革”期间，我哥哥在父亲的影响下，也开始读马列主义著作，而且读得很多。他当时年轻，精力充沛，每天晚上熄灯以后，还经常打着手电在蚊帐里看书。看书的过程中，如果赶上回北京探亲，就和我父亲当面讨论，不见面的时候则是书信往来。

他们经常讨论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比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有一次，我看到父亲拿着哥哥写的一张纸条，上面有哥哥的一些观点，父亲还在旁边作了很多批注，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不对，而且把不对的地方拿红笔画得很重。我就问父亲，你为什么这么看，这么批评？父亲讲，要锻炼你哥哥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这很不容易，一个人能够正确地分析问题、认识问题、提出问题，这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锻炼过程。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提出问题后经常希望别人能发表反面意见，有时候毛主席听不到反面意见就很着急，甚至自己批驳自己的观点。你哥哥还年轻，一定要有一些反对的意见来批驳他，才能锤炼他的真知灼见。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关于父亲的观点“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父亲跟我们谈过多次。他在延安时就提出了这个观点，“文革”时期反复跟我们讲过。

在江西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不唯上”在部队当兵的时候恐怕行不通吧？父亲说，我这么说不是要反对上级，上级有的时候可能跟你离得很远，或者他并没有做这件具体的事情，你在对具体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的时候，一定要向上级反映真实的情况，即使上级不这么看，你也要能够反映真实情况，这样才能使上级全面地了解。他对“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看得非常重，认为这是他终身的座右铭，这对我们这些子女影响非常大。

父亲还讲，毛主席在延安给中央党校题词时，写了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主席一生一直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他自己做经济工作也是这个经验。只要坚持实事求是，最后这些事情就能够做好；如果不实事求是，这些工作就做不好，可能一开始大家都赞成，但最后可能还要翻车。事实是最硬的，关键就是事实。我们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拿到手里，这也是调查研究的意义所在。

“这个电影是演给我们领导干部看的”

1982年，我因为做肺部手术在家休养。有一天，警卫员跟我说，今天家里要放电影。一般父亲从来不在家里看电影，我就很奇怪。我去到放映厅的时候，电影已经开演了。我坐到后排，那天演的是《人到中年》。看完以后，全场的灯都亮了，我看到外科专家吴蔚然教授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泪流满面，父亲没有说话。

从放映厅回办公室的路上，父亲跟旁边的秘书说：“这部电影虽然是讲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但是是放给我们领导干部看的。”坐到办公室里，我问他：“爸爸，你觉得这个电影好吗？”他说：“这个电影非常真实，不管是描写知识分子的感情，还是描写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都是非常真实的。”他又说了一句：“这个电影是演给我们领导干部看的。”

当时给我的感觉，父亲的心情特别沉重，心里有很多的想法。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想知识分子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非常努力，却又是非常辛苦的。之后，他坐在沙发上，很长时间一言不发。

“不能所有的人都在历史上留名，我就做不留名的”

1983年春节附近，父亲接见了一批烈士子弟。他们见到我父亲后都非常激动，我父亲也很激动。接见完后，在陪着他走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发现他还没有从激动的情绪中平复过来，脸涨得红红的。他跟我讲，中国革命特别艰难，牺牲的人太多了，成千上万的对中国革命有过非常大贡献的人，我们从来没有宣传过他们，或者宣传得比较少。这些人有些是我的上级，从文化水平、工作能力上来讲都比我高，资历也比我老。还有一批在世的老干部，他们也做了很多事情，对党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也没有宣传过他们。所以，对我自己也不能宣传。后来，他不只在一个场合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跟一些老同志也非常严肃地说过，就是反对宣传他。他说，不能所有的人都在历史上留名，我就做不留名的。

“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1983年，我调到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1984年的一天，父亲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一次话。父亲先问我现在做什么工作，具体负责一些什么事情，我回答了以后，他先是想了半天没说话，一会儿，他说：“你如果工作中间有了一点别人认为做得不错的地方，你怎么办？”我说：“那我就谦虚谨慎。”他说：“你怎么才能谦虚谨慎？”我说：“我时时记着思想上要警惕。”他说：“我告诉你，你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工作是大家一块儿做的，是群众和领导一块做的，你不能把成绩算到自己的账上，要算到组织和群众的账上。”

父亲还问我：“如果你的工作有了缺点，别人批评你怎么办？”我说：“那我就找批评我的那个人谈一谈。”他说：“这样好，你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了自我批评的精神，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后来，我都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了，他还在喊：“你要摆正你自己的位置。”

父亲一辈子都在为国家、为人民、为党的事业奋斗着，他没有私心，是个很纯粹的人。就算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中，他还是一心想着党和国家的前途，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当时有些干部对自己的境遇有些想不开，但他不这样，他说当年毛主席批评他离右派只有50米，他也没去计较。不管是身体不好，还是工作中间遇到挫折，他从来没有气馁过，他把为社会主义奋斗当成生命里最有意义的事情。这种信仰对我们子女影响很深。我们做事的时候就想，虽然我们做不了他那么大的事情，但至少我们可以不辜负他，不违背他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