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日军侵华期间，在千里无人区犯下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罪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二、修建集中营式的“集团部落”；三、实行残酷的政治、军事统治；四、对矿产资源的掠夺和破坏；五、强掠劳工进行奴役、迫害；六、进行文化、教育侵略；七、强迫种植罂粟，制造、贩卖、吸食鸦片；八、对妇女进行性暴力、性奴役；九、实施毒气战、细菌战。其中，前两点最有代表性。

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的主要手段就是大屠杀。日军对于不肯搬走的老百姓要么就地杀害，要么以“通匪罪”关进监狱。对于“无住禁作”地带，则不要说老百姓了，就连家畜家禽都不放过，打死勿论。到1943年，无人区里生物已基本灭绝，“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就是很鲜明的写照。为了彻底摧毁抗日军民的一切生存、活动的条件，日军不但把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内的一切房屋全部烧毁，而且将茂密的森林也放火烧毁。此外，还把划为“无住禁作”地带村民家中的粮食、禽畜等重要的生产、生活必需品一律抢光，锅碗瓢盆全部砸毁，甚至连石碾、石磨等不能抢走的东西也都炸毁、破坏掉。据1946年7月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对外宣布的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解放区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统计数字显示，冀热辽解放区被日军屠杀和虐杀35万人，被抓39万人，被烧毁拆毁房屋292万间，损失粮食166亿斤、耕畜36万头、猪羊424万只、农家具1800万件、被服930万件，其中大部分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都出自千里无人区。
　
对于部落中的老百姓，日军的统治也是相当严酷的。据幸存者回忆，所谓部落，就是日军在公路旁的平地上画上一个大圈子，强迫被扫荡下山的百姓全部搬进去，像对待牲口一样，老百姓毫无尊严可言，所以又将“部落”称为“人圈”。日军命令部落里十岁以上的老百姓，无论男女一律先修围墙和炮楼。围墙宽五尺， 高一丈二，设四门，有警察站岗放哨，白天开门，晚上关门。围墙四角设四座炮楼，外设有大壕沟和铁丝网。围墙内，沿着墙根有一圈巡逻道。每户老百姓均给三间小房的盖房处，房宽不准超过1.5丈，院宽只有8尺，家家都是厕所、猪圈紧挨着窗户。

为方便统治，除每个部落常驻10～50名警察之外，日军还把老百姓编成“自卫团”或“灭共义勇队”，配给枪支弹药，然后令其在警察监督下站岗放哨，配合夜间巡逻。夜间，恐老百姓睡觉，还让手敲木梆，此敲彼应，彻夜不绝。在宁城县，只要一有情况，以敲鼓或打锣为号，老百姓都得持“械”而出：有镐把的拿镐把，没镐把的拿棍棒，烧火的拿掏火耙，捞饭的拿笊篱，切菜的拿菜刀等，按照警察的指挥去围追八路军或抗日工作人员。为了检验老百姓是否听从指挥，敌人经常搞这样的演习，不出动者或不持械者，皆以反满抗日论处。有时，敌人假冒八路军去叫门，如果开了门，他们就说私通八路军，对百姓非抓即打。后来人们摸清了敌人的规律，敌人冒充八路军来，就狠狠地揍他们一顿，反而会受到表扬。

部落修成后，老百姓只能凭“居住证明书”在规定时间内出部落门，在地主、富农的土地上做活，如赶集、串亲迟归者，必须请假。情况稍紧张，日军就几天不开大门。老百姓则没有一点儿自由，连夜间都不准关门，警察、特务每夜都挨门清查户口，见着年轻妇女就强奸，见着财物就掠夺，见着家畜、家禽就抓去吃掉。

部落里老百姓的生活用品，日伪美其名曰“配给”。每年每户洋布7尺半，每年每人白面1.8斤，每人每月盐7两半，每户每月洋火（火柴）1盒，每人每年豆油4两。此外，还配给极少的碱、糖、大米等。这些配给品经过县、村、甲、牌层层剥皮， 发到老百姓手里连塞牙缝都不够，后来连这点配给都一减再减。老百姓没有火柴用， 只好用火石打火或保存火种；没有灯油，就用松柴照明，叫油松明子，熏得人们鼻子、眼睛都成了黑窟窿；更过分的是，许多老百姓全家只有一条裤子穿。抗日工作人员化装进入部落，常常见到妇女们在炕上围被而坐或蹲在屋角的坑里，只有一位妇女给做饭烧水，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全家只有一条裤子、一条被子。当时百姓中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大好山河敌侵占，烧杀抢掠修‘人圈’，死走逃亡家破产，十七八的姑娘没裤穿！”

在部落里，警察、特务时时监视老百姓，巧立罪名，随意抓人入狱。比如，见到两三人结伙闲谈或夜间点灯唠嗑，或家中有茶缸、小铁锅、灰色和草绿色衣服、衣服超过五个扣子、布鞋超过两双、日落后归圈等任意一种现象，皆把当事人以“通八路”的罪名列为思想犯抓去入狱；家中存有中华民国书籍、书写的抗日语句，搜出无证明书的人、枪支弹药、八路军粮票等，皆把当事人列为政治犯逮捕入狱；家中存有大米、白面、纸烟、手电等物品，皆把当事人列为经济犯入狱。

除此之外，部落内还实行“检举”制度以方便日伪的屠杀，有的荒唐到简直就是在拿中国人的生命开玩笑。1943年1月13日，日军在洪杖子搞“检举”，把全庄人集中到东沟门，然后竟让相面先生认定哪个是八路军、哪个是共产党，结果因胡乱点名而有27人被抓，其中8人被杀害，其余全部被判刑。1942年春，驻宽城亮甲台日伪军在亮甲台搞“检举”，让所有老百姓都张开嘴，逐个检查，谁牙白就抓谁。敌人的理由是，凡是牙白的都是八路军，因为八路军爱刷牙。

在监狱中，日伪炮制了许多惨绝人寰的酷刑，名目繁多，残忍至极。其中有：断食空腹（饿死）、倒栽莲花（将人头朝下活埋）、军犬跳舞（活活让狗吃掉）、滚绣球（令赤身裸体的活人蜷缩着进入布满钉子的笼中，然后再滚动笼子）、虾公见龙王（将活人头脚捆到一块扔进池塘或河里），等等，不胜枚举。据统计，1942年1月到1943年12月，仅一个县入狱死亡的老百姓就达1.2万多人。

并且，由于部落内居住环境恶劣，缺少必要的生存条件，许多老百姓死于冻饿或瘟疫。1943年，仅兴隆一个县即有6000余百姓因瘟疫而死。真是“无村不戴孝，处处有哭声”。

部落里的百姓过着非人的生活不说，苛捐杂税还多如牛毛。什么地税、房税、人头税、猪头税、证明书税、甲长税，还有招待费、架线费、修桥费、协和费等，就连养条狗也得交牌子费，死人要交埋葬费、追悼费，喜事要交贺喜费、送行费、迎风费……老百姓三天两头要交钱。没有钱的拿物，不交者以人抵押，不赎者送往监狱加以迫害等。

人们暗暗地从心底发出这样激愤的呼号：“‘人圈’里的穷人没法熬，租税重，利息高，苛捐赛牛毛，逼死穷人的三把刀！”

无人区内缺衣少食的儿童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针对敌人武力炮制无人区的残忍暴行，我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许多群众拒不进部落，坚持住在深山里，窝棚、马架子被敌人烧了，一时搭不起来，就住土窑、山洞、砬棚。群众乐观地编出顺口溜，唱道：“铺着地、盖着天，星星月亮照经年，宁愿忍受山里苦，不做奴隶进‘人圈’。”没有粮食、蔬菜，就以野菜、树叶充饥。根据地群众连吃盐都相当困难，都是县区干部带领民兵穿过道道封锁线从关里背来的。人们唯一的生活用具就是每家一口锅，做完饭就赶快藏起来。不少人家吃饭没有饭碗，有的就把倭瓜切开剜出瓜瓤后当碗用，也有的就用桦树皮和椁椤树叶当碗、树枝当筷子。老百姓长年吃糠咽菜，偶尔吃上一顿净米饭就像过年一样高兴：“小米饭哪，萝卜汤，熬倭瓜呀，味好香。一顿吃个大净光！金丝被呀（即黄白草）盖身上，暖暖和和入梦乡！”炕都是用石板搭的，多数人家没有被子，有一两床被，也都是用土布做的，几口人盖一床，枕头是用草捆子做的。到了冬天，山泉冻了，群众就吃冰雪化的水。

为了对抗日军，我党还动员群众破坏部落，敌人白天逼迫群众修建，晚上群众就去拆毁。但早期由于我们对整个反集家斗争形势认识不足，斗争方法很简单，修了拆，拆了修，不少地方从1941年秋一直折腾到1942年秋，虽然给敌人制造无人区的计划给予了一定的破坏，但是群众也被折腾得很苦。

上级经过认真研究，认识到日军制造无人区的根本目的是同我争夺群众，切断共产党、八路军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最重要的是，认识到我党当时没有足够的力量粉碎敌人的计划，不能保护群众，只有更加紧密地团结群众，体谅群众的处境，根据实际情况转变斗争方式。于是决定不再强迫群众拆毁部落，也不再硬性命令群众不准进部落，而是因势利导，尽量动员群众坚持山区根据地，或迁往深山区去隐蔽。而对一些我们难以控制局面和有效保护群众的地方，就允许并主动做好组织教育工作，让群众先迁入部落，然后隐秘地进行抗日斗争。

时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的李运昌曾回忆：“我们能不能阻止敌人搞‘无人区’呢？不能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打击敌人。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用的办法就是阻止敌人修‘人圈’。结果，我们搞了一段时间，还是控制不住，敌人一边强迫老百姓在修，一边动用了倾国的人马来打我们。因为这是他们既定了的战略计划，他们就是要切断八路军到东北去的道路，保住东北。他们设立了西南国境防卫司令部，把伪满洲国大部军队都调来了，什么‘铁血部队’‘铁心部队’‘铁石部队’，而且，他们还有关里华北敌伪军的配合。在阻止敌人修‘人圈’失败以后，我们改变了斗争策略。我们不拆‘人圈’了，也让一些人住进‘人圈’，但他们是为我们做工作的，与我们有关系。当时兴隆县有个县长王佐民同志，就是搞这个工作的。他在‘无人区’里待着，领导‘人圈’里面的工作，人家给他送情报、送粮食。他把伪政权变成两面政权，表面上为敌人做事，实际上归我们领导。”

如此，团结上层人士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便成为开展“人圈”中抗日工作重要的一环。基层伪政权的村、甲、牌长，多数是有威望的上层人物，争取教育他们，秘密将他们委派为办事员替我方工作，既表明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同时也给予对方一定的压力，既有利于抗日工作，也有利于保护群众。据知情者回忆：“迁遵兴八区佟家沟敌带枪自卫团小队长周万发是中共党员。有一次，我区小队缺子弹，区长兼区小队长王佐民来找周万发，他们商定我们区小队在村边山上打两三下真枪，然后在铁桶里放爆竹，‘人圈’里也打几枪，也放爆竹。第二天向半壁山警察署报告昨夜八路军来偷袭， 打了半宿，消耗子弹300多发，弄些空弹壳交给日军一看，换回350发新子弹，解决了我区小队的弹药问题。周万发还在自己屋里挖了一个地洞，专门为区上工作人员住宿用，（形势）不紧张就在屋里住，一有风吹草动就赶紧下地洞。”

考虑到部落内部敌人统治严酷，我党在争取教育伪职人员工作上，便采取更为耐心和更为宽大的政策。1943年间，冀热边特委编印了一本“功过簿”，其内容除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外，还备有伪职人员功过登记表。我党经常对伪职人员进行教育，并逐人登记他们的表现，由此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许多伪职人员逐渐转化为倾向抗日或有所收敛。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原来几乎是铁板一块的部落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处于两面状态的约占60%，表面上两面状态，而实际上抗日处于优势约占20%，只有20%尚为日伪军控制。

与此同时，八路军部队与地方游击队和民兵组织利用有利的地形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打了许多漂亮的伏击战、游击战、麻雀战、山洞战、地雷战。比如，1943年5月13日冀东军分区在宽城王厂沟展开伏击战，一举全歼日本关东军一〇一师团春田中队150余人，彻底打破了日本关东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此外，各地还建立了青年救国会(报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青年救国会动员青年或参军参战，或组织起来支持、配合八路军、游击队的军事行动；妇救会组织广大妇女做军鞋、缝军衣，支前支战；儿童团则组织少年儿童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等。被称为“当代佘太君”的邓玉芬、爱国拥军模范张翠屏（“冰儿”的母亲）、“抗日柱石”董万功、抗日小英雄丙丁火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无人区的抗日斗争是异常残酷的，但是，在我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斗争使日军制造无人区，妄图“竭泽而渔”，孤立、困死抗日工作人员和八路军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制造千里无人区的罪魁祸首之一铃木启久不得不承认：“日军制造‘无人地带’，原本是要扑灭八路军的根据地抗日烈火，抑制八路军的抗日活动。但是，我们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促使以八路军为中心的中国人民的抗日组织和它的力量更加增强。”

1945年2月，冀热辽区党委通过了开展打击日伪军战役、恢复开辟热辽工作的决定。6月，路北挺进支队从三个方向分别挺进热河地区。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制造的千里无人区土崩瓦解，冲破部落管制的群众喜笑颜开，从部落里搬回原居地，搭房盖屋，复垦耕地，开始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