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去年（2014年）12月中旬，我曾打过电话给汪国真。我们一起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办的金蔷薇文化沙龙要在北京鼓楼一个会所举办联谊会，我让他参加。他已于去年年初回家乡福建厦门鼓浪屿，在一个工作室隐居创作和生活。他在电话里说：“宝瑞，我真想沙龙里的朋友，真想参加，可惜去不了，在这期间要在海南参加一个海峡两岸诗歌研讨会。”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说：“我现在在广东卫视主持《中国大画家》专题，已经主持了13期，台领导反映不错。有的城市电视台也想让我做主持人。另外，我在上海也成立了工作室，山东也成立了汪国真诗歌研究发展中心。”我能想象得到他眉飞色舞的神情和兴高采烈的样子，我真为这个结交20多年的挚友高兴。这时，我不知从哪里来的灵感，忽然冒出来一句话：“最近你身体怎么样？”电话那端，他一时语塞，沉默不语了。

沉默，蕴含着否定，也潜伏着危机。

我和国真曾经通过电话上百次，从未问及他的身体，这一次不知是哪根神经动了，才会这么问。

两个月后，我从一个沙龙朋友那里得知，汪国真身患肝癌，已经深度昏迷、脱水，正躺在北京302医院重症监护室里。

我们大吃一惊，呆若木鸡。那个朋友告诉我，在春节之前她就获悉这一信息，她还以为有人嫉妒汪国真，信口雌黄。

我们决定去探望他，可是得到的答复是：家属和医院有保密协议，不许把国真的情况透露外界，也不接受其他人探望。

我们心急如焚。其实，汪国真的病情，16年前便已经初现端倪。

1999年圣诞前夜，金蔷薇文化沙龙在北京安华桥附近的华北大酒店举办圣诞晚会，晚会进行半小时后，国真和他的妹妹汪玉华出现了。国真显得疲惫不堪，穿着一件军大衣。

他是来和大家告别的，他太思念沙龙的才子佳人、兄弟姐妹了。

当时我们只知道他是从北京某传染病医院过来的，身患疾病，但不知道医院的诊断是什么。

国真和妹妹是中途退场的，我和当时沙龙的副秘书长黄小琴将他们兄妹送到门口，他充满依恋地回头一瞥……

这一瞥，深情依依，令人难忘！一个月后，国真出院后告诉我，医院诊断为血管瘤，不排除肝癌。他微微一笑，说：“死亡和我擦肩而过。”

今年3月初，新华出版社编辑刘志宏曾经到302医院探望过他。我曾担任过十年的新华出版社副总编辑，几个月前我提议让出版社再出一部汪国真诗集。书稿出来，需要汪国真审阅，于是责任编辑刘志宏来到302医院。汪国真知道自己身患绝症，这部书是自己的遗作，于是特别重视，一是要求在书前附一个介绍，全面介绍自己在诗歌、书画和音乐领域的创作情况，二是对书的内容逐字推敲。汪国真深知刘志宏曾是我的部属，又是沙龙成员，生怕他把自己的病情告诉我或其他人，于是特地将刘志宏送到医院门口，再三嘱咐，不要告诉任何人。他知道如果告知我，很多人都会来探望，医院会水泄不通。但我想，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是一个浪漫型、青春型的诗人，一生追求清纯美好，他只想把微笑、光明、灿烂留给众人，不愿让人们看到他倒霉、不幸的一面。

今年4月26日凌晨2时多，我做了一个噩梦，夜色苍茫中，汪国真穿着白色风衣，戴着眼镜，向远方走去。我慌忙叫他：“国真！国真……”

他好像没有听见，依然平静地向前走去，渐渐消失在夜色之中……

他走在“回家”的路上。

他走向天堂。

这是一个诗歌王朝的背影。

无独有偶，这个背影，我曾经在八年前也见过。那时我和国真还有画家白伯骅等人骑着骆驼，行进在甘肃敦煌茫茫的沙漠之中。国真骑着骆驼走在最前面，他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背影。国真对人真挚，非常善良，却很少对人吐露心迹。我和他虽然结识20多年，但一般都是在组织活动之中，由于参加人很多，我又是组织者，得照顾得面面俱到，所以很少有和他深聊的机会。八年前是个例外。那是个疏影横斜的秋天，夕阳西下，晚霞染红了天际，一丛丛的骆驼草散发着落日的余晖，天空蔚蓝，只有西边紫霭一片。我们牵着骆驼缓缓而行，我不禁吟起了他的几句诗：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汪国真听后，突然感慨地说：“我是单枪匹马拼杀出来的。我没有任何家庭背景，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干部，母亲是一个工人，我跟上层也没有任何关系。但我想，我努力、坚持，就会成功。”我听说他在未成名之前，也经历了一些杂志社、报纸的冷眼和退稿。

汪国真说：“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说到生命，我们谈论起沙龙一个朋友的遭遇，因为感情问题，这个美丽动人的少女曾两次自杀未遂。汪国真说：“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都应该珍惜生命，我们的生命都是父母给的，爱情本来是非常美好的，可是处理不好，到达走火入魔的境地，就容易出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况。”

还有一个女孩，由于失恋而痛不欲生。国真就像大哥哥一样开导她。他陪女孩到景山公园散心，用自己写的诗歌鼓励她走出阴影。他吟道：“风不能使我惆怅，雨不能使我忧伤，风和雨都不能使我的心变得不明朗。坎坷是一双耐穿的鞋，艰险是一枚闪亮的纪念章。”他请女孩吃饭，终于让她振作了精神，走出低谷。

还有一个女子，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最后终于绝望。她在屋里贴着那个负心人的大照片，还将照片中的双眼钉上了大铁钉。

汪国真说：“爱情本身是非常美好和美妙的事情，发展不好变成了仇人。女人，是一丛火，弄不好，就要被她烧死。”

我问：“国真，我听说，你曾经有过深刻的初恋？说给我听听。”

他没有回答我，凝重地望着远方，轻轻地吟道：

我不知道
是否 还在爱你
如果爱着
为什么 会有那样一次分离

我不知道
是否 早已不再爱你
如果不爱
为什么 记忆没有随着时光流去

回想你的笑靥
我的心 起伏难平
可恨一切
都已成为过去
只有婆娑的夜晚
一如从前 那样美丽

他的眼里噙着泪花，许久没有说话。

我们骑着骆驼走下了一个山坡，晚霞逐渐褪去了，远山朦朦胧胧，变幻成黛青色。汪国真仿佛从遥远的记忆中回到现实，他说：“生活中有丑恶、狭隘、沮丧，有让人沉沦的东西，也有积极乐观的东西。我的诗歌就是为了展现美好人性，阐述心灵。我的诗离政治远了一点，但是离生活很近。”

我问他：“我听说当年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时候，你因为家庭历史上的一些原因，没有被选中。你是不是因为这一点远离政治？”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提出的这个问题，而是缓缓地说：“我歌颂光明，就蕴含着鞭挞黑暗；歌颂美好，就是批判黑暗。我不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我是抒情诗人。改革开放以后那种解放出来的力量，给我的诗歌造就了空间。1990年前的那些年是我的创作期，也是我痛苦执着的坚持期，很多诗描写的就是我当时的经历和心境。为了自我激励，所以才写下：不站起来，才不会倒下。更何况我们要浪迹天涯。还有：倘若才华得不到承认，与其诅咒，不如坚忍，在坚忍中积蓄力量。人生自古贵坚忍，坚忍是成功的钥匙！当年左丘明双目失明，撰写《春秋》；孔子厄于陈蔡；司马迁忍受阉刑，著出《史记》。”说到这里，他吟诵起唐朝大诗人李白的《行路难》诗句：“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我问他：“你为什么又转向书法呢？”

他说：“当时有人批评我，说我只会写诗。那时候年轻，就想证明我也有其他的能力。况且艺术都是相通的，当时为读者签名时，字写得很差，于是从1993年起，我就开始临摹欧阳询的楷书、王羲之的行书和楷书。我练习书法，有人说我有商业目的，实际上书法和绘画只是我的爱好，它同时能带来经济效益，但我并不是刻意而为。”

我说：“有人说，海子死了，汪国真冒出来了。有人说你的诗是心灵鸡汤。”

他笑了笑，说：“要允许百家争鸣，鸡汤也是有营养的嘛！‘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说完，他就骑着骆驼轻快地走远了。

我认识汪国真时，正是他诗歌处于巅峰的时候。那是1992年在北京国际艺苑的一次座谈会上，王立平、韦唯、刘恒等人也在场。不久，我邀请他参加全国文学书画创作班开学典礼，有了进一步的接触。1994年我和汪国真一起访问新加坡，跟他聊的比较多。他斯文儒雅，通常给人以微笑的面孔，衣服也总是叠得整整齐齐。在过中国海关时，一个女工作人员认出了他，与他合影，其他几位工作人员也投来崇拜的目光，他也只是微微一笑。在进入新加坡海关时，工作人员反复看我的护照，第二天，又有一个便衣模样的人总是尾随我，我有点紧张：是不是他们发现了我新华社记者的身份？汪国真对我说：“你不要害怕，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他带我去看电影，又逛商城。新加坡地方很小，我们从东边一直走到西边，晚上回到宾馆，他笑着对我说：“怎么样？尾巴甩掉了吧？”

汪国真显得文弱，但据我观察，他骨子里有侠气，对朋友情感真挚。我的“文革”手抄本小说《一只绣花鞋》在2000年12月出版前，我请他写一篇序言，他欣然答应，两天后便把写好的序言交给出版单位。我的好几部长篇小说的序言都是他写的。2013年春节前，我的新作《梅花谍影》出版，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办首发式，他也应邀准时到场。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父亲都病危了。凡此种种，都令我非常感动。

2005年，我们几个朋友在广东东莞给他和司马南过生日，因为他和司马南是同年同月同日生（1956年6月22日）。在东莞的一个钓虾池旁，司马南风趣地对汪国真说：“我是上午出生的，你是下午出生的，你得管我叫哥哥。”汪国真微微一笑，一甩钓竿，说：“司马，你说的不对，我是凌晨1点出生的，你得管我叫哥哥。”司马南狡猾地一笑，说：“你看你长得像绣花枕头，那么嫩，你和宝哥哥身边总是鲜花如云，美女成群，我身边怎么没有这么多女孩？”汪国真站起身，又一甩钓竿 ，气哼哼地说：“你看你那么杠头，总是跟别人较劲儿，美女老远看到你，早就给吓跑了！哈，哈，哈！”众人也是一阵大笑。

我第一次看到汪国真这么开心地大笑。

汪国真参加沙龙的聚会，别提多高兴了

汪国真也有烦恼的时候。十年前，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年男人找到汪国真，扬言要跟他打官司。这个急得满头大汗的人气急败坏地告诉他：“你的诗集中有许多首都是抄袭我的，这是一种严重的剽窃行为！你是诗贼，我要控告你！”汪国真听了，如坠五里雾中。那人从一个沾满汗渍的大包袱里掏出汪国真的诗集《年轻的潮》，一页页打开，上面写满了他勾画的黑圈圈，还有歪歪扭扭的“眉批”。这个气愤填膺的人三番五次找到他大声疾呼。汪国真又恼又怒，于是请一个朋友与他说理。

那个声称剽窃、据“理”力争的人最后声嘶力竭地说：“现在文坛抄袭剽窃成风，唐朝的李白、杜甫也抄我的诗！”

汪国真听了，笑了。原来那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当然，诗人也有愤怒的时候。十年前，南方某报记者听到传言，草率地发表一篇报道，说汪国真穷困潦倒，办火锅店亏损，以卖字为生。这是一篇典型的失实报道，一是因为汪国真有工资收入和再版诗集稿酬的收入，二是他并没有办过火锅店。当时国真请律师打官司，并向我和司马南诉苦，我们当即写了驳斥文章，数十家报纸采用。官司胜诉，对方在两家报纸上登报道歉，赔偿5万元。

汪国真总算出了一口气。汪国真在诗史上被定位为“情诗王子”、抒情诗人，他的许多诗歌真挚动人，哲理性强，清新隽永，曾经被许多少男少女谈情说爱时引用。他本人长相儒雅，性情温和，是一些女人朝思暮想的偶像。可是他为什么在临近40岁才结婚？后来又为什么离婚？逝世前又为什么独自远行、孑然一身？

据我了解，年轻时汪国真有过深刻的初恋，这是刻骨铭心的恋爱。女方才貌双全，神韵十足。我读了他许多诗，觉得这些诗都是为她写的。可是后来由于某些传统观念的影响，也由于年龄和心理的因素，他没有踏入婚姻的殿堂。上世纪90年代，我曾经到过他在西单大木仓的教育部宿舍，也见过他的妻子。她文质娴雅，见到我来，还给我倒了茶。可能诗人都是追求完美的，直到五年前国真才告诉我，他已离婚，一直独身，儿子从前一直随母亲在河南郑州居住。直到几年前要考大学才把户口迁到北京，目前在河南大学上学。我见过他的儿子，是个出色的小伙子。国真也一直很惦念着自己的儿子。几年前，我和国真、画家少稀去了河南开封。离开开封时，国真对我说：“宝瑞，你和少稀直接回京吧，我想儿子了，我要到郑州。”

汪国真行事低调，是一个很内向的人，虽然他远离政治，但在政治上却一点儿也不糊涂。他经常去某省，有一位省领导是他的铁杆粉丝，经常请他吃饭。有人获悉后，想跑官，就请汪国真帮忙引见。那人说，只要把那位领导请出来吃顿饭，可以给他5万元，结果被汪国真断然拒绝。汪国真非常反感这种跑官行为。他说，当官就要当清官，凭真本事做官；当官的不给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我个人觉得，国真的匆匆离世有三个原因：一是他长期肝部不好。他的病发早在1999年那次入院就已埋下伏笔——由于当时缺少医疗知识，没有采取及时有力的治疗措施。二是他劳累过度。我每次给他打电话，他都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某日到某地讲学，某日到某地参加活动，某日到某地参加笔会等。他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而且任何人、任何机构和单位的邀请，他都尽力参加。我的儿子上中学时就喜欢做主持人，总在家里电脑前练习直播。有一次我请国真到家里帮儿子做直播，他欣然答应前来，儿子则对他进行了一次两个小时的访谈。而他在做广东卫视的《中国大画家》主持人以后，则更为忙碌。试想，要做这种内容的主持人，背后要花费多少心血啊！过于劳累也许使他的身体抵抗力低下，也伤肝。三是他一直独身，长年漂泊在外，身边缺少一个贤内助照料他的起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