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爸爸跟妈妈是1938年结婚的，到他去世，两人相濡以沫57年。爸爸最惦记的、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妈妈。

妈妈这一生挺不容易。她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入党很早。她有理想有抱负，1937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还背着家里把我四姨也带去了。爸爸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两人就认识了，后来开始共同生活。战争年代里，她跟着爸爸四处奔波。新中国成立初期，爸爸工作忙，她自己也工作忙。她从不坐爸爸的车，每天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妈妈对自己要求严格，我现在还记得她参加修建人民大会堂从工地回来的情景：戴着草帽、穿着劳动服，晒得特黑。除了照顾爸爸，她还有自己的工作，又要养育我们五个孩子。

妈妈手特别巧，我们小时候穿的毛衣，多数都是她自己织的。她打毛衣特别快，而且是“盲打”，一边看报纸一边就能飞快地打出一件毛衣。她还手把手教我织了一件毛衣，我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小时候穿的布拉吉也都是妈妈自己设计好样子自己做。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北长安街小学参加电影《风筝》的拍摄，我穿的就是妈妈给做的衣服，老师们都说好看。妈妈还教我们缝衣服、做被子、绣花。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绣的一个作品还被学校拿到西城区参加展览。妈妈还让我们练毛笔字。每年寒暑假，妈妈都要给我们布置任务，她用宣纸写好，让我们描她的红模子，或者让我们照着字帖写。

在爸爸最困难的时候，她也受到打击，先是被下放到干校，后来被关起来，党籍也被开除了。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又被关在香山的植物园。爸爸告诉我们，有时间要多去看看妈妈。我们几个孩子经常买了香肠、水果、面包，骑自行车去看她，跟她说说爸爸的情况。爸爸惦着妈妈，妈妈也惦着爸爸。当时我们几个孩子心里也很担忧，很有压力。爸爸跟我说，要相信党，你妈妈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这个事情组织上一定会处理好的。“相信党相信组织”，这是爸爸说的话，解除了我们思想上很多负担。

妈妈生活上照顾爸爸，让他有一个好身体，能够更好地工作。妈妈晚年又投身于营养事业，付出了很多。爸爸临终前住院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看他，他说，要把妈妈照顾好。爸爸没有讲更多，就这一句。这是他最终的遗愿。

爸爸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家第一次被抄时我在家里。那时我家在北长街，我哥哥在上大学，姐姐参加了工作，妹妹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弟弟还小，在上初中。我高中毕业后继续在学校“闹革命”。

当时形势比较紧张，周总理为了保护爸爸，安排他住到别的地方去了。造反派来我们家抄家，冲进大门后把我“搜”出来，开始审我，问我爸上哪儿去了。他们是要抓爸爸的，因为那会儿街上已经贴出大字报了。造反派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还要打开档案柜、保险柜，最后还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派人来都给封上，把他们都劝走了。

这以后，爸爸就把我接到他那儿去了，不让我再住家里。他问我抄家的情况，我就给他讲造反派怎么说，问了我什么。我记得当时造反派问我：你知道你爸反对毛主席吗？我当时就回答说，我爸不反对毛主席。别的我现在都忘了，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一句。

令我特别震撼的是，爸爸听后镇定自若，非常从容，还做出像走正步的样子，说：他们要抓走我，我就跟他们评理，没有什么可怕的。那一刻，我从内心觉得爸爸是一名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那种信仰坚定、在逆境中不气馁的精神，永远感染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