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法律与生活

2002 年 2 月，云南省巧家县“星蕊宝宝园”幼儿园发生投毒案，一名两岁女童因“摄入毒鼠强”身亡。当天晚上，幼儿园 17岁的保姆钱仁凤被锁定为作案嫌疑人并由此失去人身自由。2002年12 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钱仁凤无期徒刑。在狱中，钱仁凤不断申诉。检方复查发现，钱仁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中 5份认罪笔录并非钱仁凤本人书写，字迹与当年参与审讯钱仁凤的办案民警蒋某、杨某、李某的字迹相同。

2015 年年底，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再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布钱仁凤无罪，当庭将其释放。至此，钱仁凤已被关押、服刑 13年零 10个月。2016年6月 1日，钱仁凤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金9553043.65元。2016年8月 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与钱仁凤达成国家赔偿协议，向钱仁凤的代理律师送达正式的赔偿金裁定书，赔偿金额为172万余元。

钱仁凤爱情：找个依靠，扎实生活

2017年正月初三晚上，山里冷透了。钱仁凤将草绿色呢子大衣裹紧，双手抱紧自己的身体。一年过去了，她的头发过肩，染成了栗色。

春节前，钱仁凤和男友白延平从广州飞回昆明，又坐了5个多小时的大巴，在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双河镇下车，再打摩的沿着3米宽的山路盘旋而上。一个小时后，他们进入南团村。每位路过的村民都冲她微笑，叫她小凤，并说上一句“你太不容易了，终于熬出来了，现在样样都好了”，钱仁凤只是笑。

桌子上已经摆好了年夜饭：炖鸡汤、西兰花、小炒肉、炖猪腿……2017年比2016年“正常多了”，钱仁凤心里更踏实，感觉愈加真切。

2016 年，在一种近乎“迷幻”的状态下，钱仁凤度过了自己出狱后的第一个春节。她说：“今年我是个正常人，在过正常生活。”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老布在狱中生活 50 年，出狱后外部世界的巨变让他迷茫无措：“我童年时只见过一次汽车，但现在到处都是……晚上我不能入睡，经常做噩梦。醒来时感到恐惧，要想一会儿才知道自己在哪儿。或许我应该用枪打劫，让他们送我回家……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决定离开。”最终，老布选择死亡。

钱仁凤不打算像老布那样面对现实败下阵来———她遇到了爱情。男友白延平是四川泸州人，钱仁凤看中他的“真实，不虚伪”。

白延平是广州某派出所的文员，负责整理内部材料，之前还做过协警。通过亲戚介绍，他认识了钱仁凤，两人互加了微信。起初，两人聊天内容多为钱仁凤的诉苦，“我每天在这里扫地”，钱仁凤语气里透着卑微。

“她是在考验我啊！”白延平表示自己并不知道钱仁凤之前的经历。

在微信上聊了一个月左右，两人约着见面。2016年4月8日，白延平坐公交车来到钱仁凤所在的镇子，又乘出租车进入她住的宿舍管理区。他打开车门，看到钱仁凤站在管理区门口，旁边站着她的一位同事。

“她很单纯、直白，没有心机。”在白延平眼里，钱仁凤和社会上其他的女孩儿不一样，“她在里面与社会脱节了十多年，思想相当于17岁女孩儿的水平。”

第一次见面的晚上，白延平回家后在手机上搜到了钱仁凤的新闻。新闻很多，他把所有内容统统看了一遍，觉得她“很不容易”，这次轮到他感到“自卑”了：“在网上能搜到的都是名人”，而自己“离过婚”，他担心钱仁凤看不上自己。

在最初的一次聊天中，白延平得知钱仁凤最想吃苹果。两人每星期见一次面，白延平搭地铁和公交车到钱仁凤所在的公司。有一次，白延平背着 10斤苹果，大汗淋漓地出现在钱仁凤面前。他说：“她在里面的时候，很难吃到一个苹果。”

钱仁凤心疼他，“坐地铁、公交挺挤，过来也挺累”，让他别背了。可白延平不听，一背就是一年。后来，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监狱的日子消磨了钱仁凤十几岁时的爱情理想。如今，32岁的钱仁凤只想找一个依靠，扎扎实实地生活。

工作：等待指示，服从规则

走出了监狱的大门，钱仁凤需要时间将断裂的过去和现在衔接上。

2015 年 12 月 21 日，被宣告无罪释放后，钱仁凤在家休整了两个月。那时，国家赔偿款没下来，打官司欠下的债，债主们都找上门来要，她急切地想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广州一家国企的老总联系上她，愿意给她工作机会；昆明一家保险公司也愿意提供一份销售工作。对此，她拒绝了。刚过完年，在侄子钱仁礼的陪同下，她去了广州，身无分文，揣着朋友借给她的 1000 元钱，“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进公司宿舍安顿好以后，钱仁礼起身准备离开。钱仁凤避开他的眼神，不敢看他离开。回忆当时，她“觉得自己像一个被遗弃的孤儿”。

2016 年，钱仁凤在广州一家国企工作，担任宿舍管理员和食堂物资监管员。这个职位是专门给她设的。公司安排了一名老员工带着她做事。一个星期后，流程熟悉了，她拼命找事情做。前半年，她都是这样紧绷着———在监狱里习惯了受支配，等待指示和服从规则。离开那样的环境后，她反倒有些手足无措，连作息也没有跳出过去的轨道。公司规定8点上班。钱仁凤每天清晨6点起床，6点 30分开始上班，一直工作到上午 11点；下午，从 2 点 30 分工作到 5点30分。同事都下班了，她还坚持要干到晚上 10点左右，10点 30分准时睡觉。

十几年与社会脱节，钱仁凤变得异常敏感，她总是小心翼翼而又无所适从地面对现在。

在广州工作期间，与同事有了摩擦，钱仁凤束手无策，心里难受。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渐渐地，遇到烦心事时她开始主动地找同事倾诉。一些同事也“传授”给她一些生存技巧———“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劝她无须计较。但她无法判断哪些是善意。这让她感到人心复杂。“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说到这儿时，她不确定地问一旁的男友。

眼下的现实是，除了亲人，钱仁凤几乎没有朋友。

亲情：把父亲接到广州生活

夜幕降临，山里静得能听到风声。钱仁凤躺在床上，大红棉被盖在身上，一直遮到下巴。她怕冷，将整个身子裹得紧紧的。黑暗中，钱仁凤会突然惊醒，缓一会儿神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自由了。

这次回家，钱仁凤先去了母亲的墓地。离家那天早上，她在村口碰到了二娘，她从二娘口中听说，自己不在的时候，母亲每天坐在门口，嗫嚅着“想我家小凤”。想到这儿，她扭过头，默默地掉下了眼泪。

母亲不在了，钱仁凤最放心不下的是父亲钱智远。临行前，钱仁凤从包里掏出一小袋鹿茸交给父亲，约 10克重，她叮嘱父亲一次只能吃两片，和鸡蛋一起蒸煮，“老人吃了精力更好”。父亲不住地点头。过去，当她成了“杀人犯”时，四面八方投向钱智远的眼光像匕首。

如今，钱仁凤已经有了新的打算，她准备在2017 年下半年把父亲接到广州生活。她原本计划更早一些把父亲接走，但父亲不愿意，执意要等到她生活更安定时。女儿“一切都归顺了，有个安定的家”是钱智远现在最大的心愿。

2016年，虽然172万元国家赔偿金到手了，但钱仁凤却开心不起来。到手的赔偿金，还完账、除掉开支，剩下不足100万元。她想买房，但广州的房价太高。她又不想回云南。至于在哪里定居，她还没想好。每天下班，钱仁凤准时和父亲通话，聊聊生活琐事。走过困境后，钱仁凤提醒自己，人要知足，“至少能活着出来，清白找回来了”。

钱仁凤想学的东西很多，微博、计算机、驾驶。最近，她迷上了智能手机和互联网。过去，她只能在规定的时间里给家人打一通电话。

大年初四，钱仁凤离家。她和男朋友一人拖着一件行李箱。车子开出来，左右剧烈晃动。经过金沙江，钱仁凤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神飘向窗外，视线却无法聚焦。

那天，钱仁凤的大姐、二姐和哥哥一家人送她到村口公路边，不少村民也跑过来看。钱智远双手紧紧握着，站在人群最后面，看着其他人七嘴八舌，直到女儿的车子发动，他才张望了坐在车里的女儿一眼。

身材娇小的钱仁凤视线越过人群，落到钱智远的身上，上车前她说了一句：“爸爸，你要保重啊！”钱智远看着女儿离开的背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钱仁凤全家合影法律解读

解读者：傅达林（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军事法学系理论军法教研室副主任、讲师）

完善蒙冤者回归社会的救助机制

对于错案的关注，始终不能脱离蒙冤者的生存境遇和权利保障。蒙冤者无辜受刑，不仅遭受了国家刑罚不公的伤害，更失去了与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诸多机会。传统的司法纠错制度，只是关注到蒙冤者前一方面的补偿，而缺乏对蒙冤者如何作为一个正常人健康生活的救济。

由于缺乏对蒙冤者昭雪之后生存境遇的关注，那些曾脱离社会多年甚至十多年的无辜者，在重回社会时面临诸多困难。缺乏足够的制度性救济和帮助，只是简单地以国家赔偿金作为一次性物质补偿，并不能帮助蒙冤者归复社会。如有媒体报道，赵作海出狱后 4年半，做传销被骗了 15万元，开旅行社赔了两三万元，据他称还被儿子偷走 14万元，国家赔偿款已散尽大半。如今，他又和家人闹翻，害怕老无所依甚至超过坐牢。其个案值得我们深思。

司法纠错的制度正义，须延续至对蒙冤者回归社会的救助，由国家和社会承担应有的义务，从制度上为他们融入社会、正常生活创造条件。

具体而言，一是改革、完善国家赔偿方式。对国家赔偿金，可借鉴国外经验，由一次性发放改为“首付 +按月领取”，以防止理财不善而陷入生活困顿。同时，可增加相应的国家赔偿方式，例如安排工作、提供创业帮助等。

二是纳入社会救助机制。对蒙冤者采取多样化的社会救助，提供医疗帮助，促使其恢复身心健康，在就业培训上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帮助。

三是构建社会帮扶体系。发挥工会、妇联、社区等渠道作用，支持民间平冤组织开展帮扶活动，引入社会力量，帮助他们尽快融入社会，让正义的阳光持续照亮归来者的未来。（摘编自澎湃新闻、《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