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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至，依照惯例，农村婚嫁又将迎来高峰期，天价彩礼此起彼伏也在情势之中，而以彩礼为幌子实施诈骗的人数也与日俱增。 一些天价彩礼账单到底是如何定价的？ 法律对这类诈骗案件又有何规定？ 让我们看一看一名女检察官的说法。

我的家乡在天价彩礼盛行的某个乡村，村里“90后”男女比例高达5∶1，“一女多订”、“逃跑新娘”现象屡见不鲜，每年因此发财的人也不少，被骗得家破的更多。 这或许是农村“天价彩礼”飓风刮过的一个小小缩影。

举债结婚，新娘却不辞而别

陕西省咸阳市某村男子刘成的家，离“妻子”计珍的老家相隔不远。 2013年农历二月，计珍与刘成相亲后不久举办了婚礼。“为了这场婚礼，一共花了20万元，礼钱是8.58万元，三金（即戒指、项链和耳环）2万元，见面礼3万元，酒席6万元。 ”刘成表示。而这20万元都是他借的高利贷。

婚礼结束后，刘成对生活有了很多期望。 然而，就在婚礼举办后的第三天，计珍却不辞而别了。

万般无奈下，刘成一纸诉状将计珍告上法庭。多次传唤后，计珍始终没有到庭，法院依法缺席判决：计珍返还刘成彩礼8万元、陪婚钱1.2万元。

如今， 三年多过去了， 由于一直没有计珍的下落，刘成一分钱也未能追回。 由于贫困，刘成大妹妹出嫁的彩礼钱几乎全部用来偿还了刘成的高利贷，他的小妹妹也因此早早退学打工。 而比负债累累更可悲的是，刘成从此成了有婚史的“前科男”。在男女比例本就悬殊的农村， 难以再婚和无后大不孝的双重思想压力下， 一家人的境况可想而知。 但对于定过婚甚至离婚的女方却完全不受影响， 来说媒的人仍络绎不绝。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在山东、河南、河北一带，有一种付彩礼的方式是用秤称的， 称出重量为3斤3两的100元纸币作为彩礼钱。通常情况下，重量3斤3两的100元纸币约合13万元。

听到“万紫千红一片绿”这句话时，一般人想到的是诗句。 而在某农村，它却有着别样的寓意。“万紫”指1万张5元纸币，“千红”指1000张100元纸币，“一片绿”则意为50元纸币看着给。其实，这句话就是一张“聘礼单”，象征16万余元人民币。如果有人被这有创意的“聘礼单”砸晕了，那可晕早了。“三斤三两”、“万紫千红一片绿”，仅是彩礼的低配版。另外，“三金钱”、“衣服钱”、“见面礼”、“烟酒礼”、“改口费” 等作为基础标配还需要4万多元。而最关键的是， 所有这些都只是双方订婚的表示而已， 想结婚的男方至少还需要婚纱照费、 婚宴费和“一动不动”（一辆车、一栋房子）的产业。这对于普普通通的农民来说，实在堪称“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天价彩礼的衍生品

天价彩礼之所以能横行于农村江湖尤其是贫困地区，原因十分简单：一方面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而人口流动造成了农村女性更加短缺； 另一方面是受社会氛围和彩礼文化的影响， 彩礼的价值被贴上尊严和地位的标签。 当然， 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表述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城市化进程的附加产物。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原因，可以肯定的是：在短时间内，农村地区娶媳妇难、彩礼高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 有女儿的农村父母很容易走上“卖女赚钱”的道路。于是，“赖嫁新娘”、“落跑新娘”的“类诈骗”案件越来越多。

我曾经亲自处理过这样一起案件：订婚后，男方将存有十多万元的银行卡交给女方， 还买了“三金钱”、给了“叩头礼”共几万元。在婚礼上，女方父母煞有介事地拿出一张银行卡对众人说：“这就是嫁妆。”婚后， 女方不但拒绝同房， 且不久便逃跑并提出离婚。 直到此时，男方才发现那张“嫁妆卡”里根本没钱。后经多方查询获知，男方的彩礼钱很早便转移到了女孩弟弟的卡上， 而女孩的父母名下还有很多张没有存款的银行卡。

这类案件实质上已构成诈骗罪。但是，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出于对中国传统婚姻习俗的认可和尊重，且“类诈骗”行为与正常取消婚约的形式相同，造成无论是诈骗罪的主观要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还是客观要件“欺诈行为”，均十分难以认定。 所以，根据《刑法》无罪推定的原则，只能通过民事途径处理。在此，笔者将此类案件称之为“类诈骗”案件。

惩罚性规定能否抑制类诈骗案件？

在天价彩礼盛行的鲁西北地区一家基层法院，每年受理的彩礼纠纷案件已占婚姻纠纷案件的70%以上；在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小县城，每年受理的彩礼返还类案件多达几百件。然而，《婚姻法》中关于彩礼问题的规定却是完全空白的。不得不说，法律的滞后性直接造成了侵权人的“有恃无恐”。

当然，作为弥补法律滞后性的重要手段，司法解释在这里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10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 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 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 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但是，不属于以上三种情形之一的怎么办？共同生活如何定义？应当予以支持是支持全部还是部分？

虽然《婚姻法解释二》第10条对彩礼纠纷给出了指向性意见，但是，对于“彩礼”主体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却没有明确规定。 如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彩礼”的定义， 于是司法实践中便默认了司法解释中出现的“彩礼”等同于老百姓口中的彩礼。而事实上，老百姓口中的彩礼仅指订婚礼金， 而与此相关的“见面礼”、“烟酒礼”、“衣服钱” 等数目不菲的礼钱却不算彩礼钱。这在刘成案中可见一斑。这也就意味着，即使订婚未结婚，依照《婚姻法解释二》第10条第1款应当返还彩礼的规定，“类诈骗” 分子仍有相当大的必赢利润空间。

我国现行《民法通则》中鲜有惩罚性规定，如债权人起诉债务人拒不还款， 法律对债权人的义务要求是提供足够证据， 且判决通常仅支持欠款及银行利息。 那么，债权人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又该如何计算呢？ 而债务人故意拖欠拒不返还的行为又该如何惩罚呢？法律对此并没有规定，这也让债务人不那么积极地去还钱。

同样的道理，在彩礼纠纷案中也是如此。在农村女方市场紧俏的形势和“剔牙稀，掏耳聋，不打官司不受穷” 的思想束缚下， 男方起诉意味着娶妻会更难，况且起诉不一定能胜诉，胜诉也不过是返还彩礼的一部分。在这一部分也不一定能执行的情况下，某些女方就打起了彩礼的主意。

当法律对挑战规则公然违背社会秩序的行为选择隐藏惩罚功能时，必然导致社会公平的倾斜。（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法律读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