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克 K47 战机在中国
文图/陈应明
2014年正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追溯1932年春发生于1·28淞沪战役之际的中日空军首战，我空中英豪不畏强敌，充分展现了浴血长空的英勇气概和壮举。与此同时，从装备角度，我们不能不提到历史上一种有名的战机——容克K 47双座战斗机。
容克飞机的中国之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容克飞机厂就以“D.1.”为代号研制全金属战斗机。1918年3月，CL.1.军用双座战斗机实现首飞。该机采用钢管构架，外以波纹金属板蒙皮，前后共生产了47架。同期，全金属F-13型4座客机则销售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凡尔赛和约有关条款，德国再不能生产和使用军用飞机。容克飞机厂有着雄厚的生产实力，便将部分生产移至瑞典和苏联，其中如F-13曾在苏联生产和仿制。另外，在CL.1.技术基础上，容克飞机厂改换气冷式发动机，发展出双座下单翼全金属战斗机K 47。K 47采用平滑全金属气动外型，为了方便后座射手射击，垂尾改为间距较大、面积较小的双尾翼，座位上制成一种能立卧射击，并由脚踏操纵的枪架，可旋转90度，平射36度，这可减低因飞机姿态改变而产生的瞄准困难；起落架采用减压与减震装置，翼身间不采用原始的加固张线，而采用金属支柱，固定于机翼下方与起落架支架之间；武器有通过螺旋桨桨叶向前发射的2挺7.62毫米机枪，后座还装有同型机枪一挺。该机于1928年9月20日首飞，在当时算是最新设计的双座战斗机了。为了向外推销，买方可选用不同式样和动力的发动机。该机前后生产过20余架，除卖给中国10架外，多余部分移给苏联，主要作为技术考证。
1928年，国民政府经过北伐战争定都南京后，收集了一些地方军阀的各型杂乱飞机。为了建设空军，南京首先在1929年10月通过美国LE高尔洋行订购了20架钱斯·沃特O2U-1D侦察机，于次年元月到达。随后，广东及湖南也通过该洋行订购数量不等的该机。O2U-1D侦察机在上翼前缘装有1挺7.62毫米固定机枪，后座装有1挺7.62毫米可活动的机枪，有的翼下还装上了炸弹架，可挂轻型炸弹，亦称之为可塞V-65（Corsair V-65）。不久，又购入一些道格拉斯O2MC侦察机，该机只在后座装有1挺7.62毫米机枪。而上述两型均非战斗机。当时南京政府空军唯一的战斗机只有两架英国布莱克本公司“林考克”Ⅲ飞机（Blackburn Lincock Ⅲ，当时也叫林克机），该公司试制的5架同型机并未投入实用，只有日本和中国湖南通过英国安诺德洋行各购入2架，中国购入后飞机编号为609、610。
中国空军官员接收K 47时在机前合影。
中国购入K 47时，随机同来的两位德国教官鲁曼希斯（左）和布雷曼（右）。
陈应明先生手绘图：中国空军飞行员石邦藩驾驶P-7号K 47与多架日本中岛3式飞机激战。
由于当时中国大量购买德国军火和聘请军事顾问的关系，南京政府航空署长黄秉衡于1931年初通过德商谦信洋行（Simson）向容克飞机公司公订购K 47飞机7架。这些飞机可算是真正的战斗机。K 47选用宝马（BMW）公司制造的美国普惠“大黄蜂”气冷发动机，功率525马力。此外，广东空军于5～6月间也向谦信洋行订购了3架同型机。所以中国当时一共订购了10架。
南京政府订购的第一架K 47飞机于6月中旬先到达南京，进行过几次试飞。其中，7月1日，容克厂飞行员约翰· 雷斯提克（Johann Risztics，一战奥匈帝国王牌飞行员）坐在飞机后座带领前座中国飞行员飞行时，发动机发生故障，气缸冒出火花，但最终安全迫降，所幸无人伤亡。随后，飞机由技师波希利尔（Boehler）修复, 雷斯提克于10日后被召回。其余6架于6月4日在瑞典的林海姆（Limhamn，瑞典马尔默市南部）起运，于7月17日运抵上海。8月3日，第1架装配后进行验证飞行。广东订购的3架也于7月4日起运，由邮船雷克·米尔斯号（SS RC Rick Mears）于8月22日运抵上海，经海关验收后一并由南京政府接收并全部垫款收购。同时运达的还有一批德制重机枪和2名德国飞行教官。这10架K 47出厂编号为3357～3360、3364、3366～3370。由于当时称战斗机为驱逐机，即英文Pursuit，因此10架飞机编为P-1至P-10。首将9架移交给由石邦藩为队长的第2队，邢铲非为队附，后又个别编入7队和6队等队。
1932年1月10日，德国飞行教官布雷曼驾驶K 47时因与中国飞行员驾驶的同型机相撞丧生，令人惋惜不已。
空战喋血
1932年1 · 28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亦准备参战。其间的2月5日，由第6队队长黄毓沛驾驶K 47飞机P-6号，率领O2MC飞机2架、可塞V-65飞机1架、林克飞机1架；由第7队副队长秦宗藩驾驶O2MC飞机 501号飞机，率领O2MC飞机2架、可塞V-65飞机1架；两队飞机合计共9架飞机，于上午7时许由南京出发赴上海，中途在昆山附近与日三菱13式舰攻3架相遇。在真茹上空，经激战后击落其中1架日机，11时许机队降落虹桥机场，再配备弹药后，分别飞至闸北、吴淞一带我军阵地上空临时警戒并散发抗日传单，后令转飞杭州笕桥机场。这时，我机忽遇日机十数架围攻，发生以少对多的激烈空战。混战中我机勉强脱离飞返杭州，唯独由朱达先（印度籍华侨飞行员，广东航校3期）驾驶之林克机609号，人机受伤迫降虹桥机场，适时6队副队长黄毓全在新婚后回来，见此急登上仍未检伤的该机起飞应战。当起飞不及百米后，飞机下坠，人机同殉，这是1 · 28空战中我国第一位殉难的飞行员。是役，O2MC机704号机翼中弹6处，其他各机亦略有轻伤。机队返杭州后，黄毓霈驾驶O2MC机608号于下午5时飞赴南京汇报。
2月19日（一说20日）下午约5时，美籍飞行员肖特（R.M.Short）驾驶中国购入的一架在虹桥机场组装后的波音218战斗机，当时飞机尚未涂空军标志，据说正飞往南京移交（笔者注：肖特中尉1931年原曾被短期聘任军政部航空班教官，后转任波音公司飞行推销员）。在南翔上空，肖特遭遇日航母“凤翔”号起飞的3架中岛3式战斗机，发生空战，击伤敌机，其中一架迫降于公大纱厂的日方临时机场。随后，肖特便驾驶此机加入中国空军。
2月22日。肖特与队友执行任务时，据说因大雾偏离航线飞至苏州机场上空，与在上海公大纱厂机场起飞的6架中岛3式和13式飞机相遇，发生空战。日本1架13式的飞行员小谷进大尉被击毙，枪手受伤驾机逃跑。而肖特也被日本飞行员生田大尉的飞机与另两架3式飞机围攻，被击坠于吴县车坊乡高店镇无潮港口，成为第一位在华作战殉难的美国飞行员。中国政府追赠他上尉军衔，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并设立纪念碑。
1931年日本在东北发动9 · 18事变后，南京政府与广东地方政府虽然在政治上有分歧，但在同年10月3日，南京政府仍给广东政府空军领导张惠长等人发电报要求合作抗日。当1 · 28事变发生后，粤方即复电决定派出由第二队丁纪徐队长、谢莽队附带领的7架飞机和人员北上参战。机队于2月10日出发，11日抵长沙，15日飞抵南昌，次日13时安抵南京，从2月19日起，与先期配属有关机队，在杭州集合。此时中国参战飞机已有25架。
飞机到达杭州笕桥机场时，因机场维修尚未竣工，便选择10里外的乔司，该处有约长2 000米、宽600米的空地，适合飞机起落之用。经补充油料等设备后，部分飞机便于25日转往驻守。
2月25日早上6时30分，中国机队正准备出发执行任务时，由日军航母“加贺”、“凤翔”起飞的6架三菱13式舰攻和9架中岛3式舰战飞机飞袭杭州笕桥机场。日前黄秉衡署长已到乔司机场指挥作战，即令机队飞往杭州应战。因有些飞机发动机未及加温预热，便由2队队长石邦藩首先起飞K 47机P-7号（后座枪手沈延世），先与丁纪徐率领3架华可240和6队的可塞V-65等机应战。混战中，石遭遇5架日本3式飞机围攻，左臂中弹受伤，但仍坚持战斗。约10分钟后，K 47的发动机亦冒出火星，石便紧急关闭电油门迫降场边空地。此时，日机也追至扫射。可幸日机已在笕桥机场投毕炸弹，我机未被再炸，沈延世将石拖至机翼下避免再伤害。当空战接触时，丁纪徐曾令吴汝鎏率领那3架华可240飞机扰乱敌机队，以便分别攻击，他自己也驾驭K 47从高空冲下助战，迫使日机撤离逃跑。我机跟踪追击良久始返。另外，6队的赵甫明此时也驾驶可塞V-65（后座枪手龙荣萱）急速上升，取得背光的有利射击位置。赵甫明正瞄准一架三菱13舰攻时，不幸被几架中岛3式舰战围攻，被3发敌弹击中胸部，后座龙荣萱颔下亦受轻伤，但赵忍痛驾机迫降。另一架华可240亦中弹受伤迫降。事后检查，石的K 47的发动机中的一个气缸被毁，滑油箱亦被击穿两洞。日方“安延小队”的一架三菱13舰攻亦重伤迫降杭州湾，后沉入海中，乘员获日舰救起。
初运到中国的尚无标志的K 47
1934年初，经修理后返回的“天厨号”，当时已涂上中国空军的标志。
我方是役受伤的3人均急送杭州广济医院抢救，赵甫明因子弹不能取出，伤势过重，不幸延至于3月18日在医院谢世，年仅23岁，壮志未酬身先死！国民政府为了表昭他，将乔司机场命名为“甫明机场”。
龙荣萱因轻伤很快离医院归队，而石邦藩之左臂是被达姆弹击中的，致使臂骨碎断两处，延至3月5日至10日大流血两次，只能于11日将左臂截肢，17日被移往上海霖生医院继续治疗，及后仍在航空部门服役，人称“独臂将军”。
经查阅资料，1 · 28事变时，属于国民政府航空署管辖的各型飞机（包括教练机）只有50余架。加上训练不足，南京只能派出部分飞机参战，因此中国很难掌握绝对的制空权。
针对空军飞机数量不足的情况，1933年中国各地发起捐献飞机热潮，其中以南京政府辖区和广东更为热情。其中较新的飞机是单发双翼的寇蒂斯霍克Ⅱ型战斗机。此时，上海天厨味精厂职工也筹得11万元，又购入一架K 47，名为“天厨2号”，出厂编号3356。飞机运抵上海后，由德国飞行员格拉夫驾驶，于7月15日进行飞行表演时不幸坠落农田，使得起落架支架撞断，当即返厂修理。次年初，修好的飞机运回，德方附容克A50双座体育飞机1架作为赔偿。K 47名为“天厨号”，A50名为“天厨副号”。这两架飞机于3月18日在龙华机场举行献机命名礼，进行了飞行表演，“天厨副号”后转交中国航空协会上海飞行社接收使用。
上世纪30年代起，世界航空业已进入单座单翼战斗机研发时期，因此K 47已不合时代要求，剩下的K 47交给中央航校后作为教练机使用，个别还曾参与围剿红军，随后逐步淘汰而消失了。
此外，上世纪30年代德国撕毁凡尔赛条约，逐步恢复军机制造，如亨克尔51（Heinkel 51）战斗机等出现了。必须要提到的是，后来著名的容克Ju 87“斯图卡”（STUKA）俯冲轰炸机，就是由参与地面攻击试验的K 47发展演变而来。
责任编辑：吴佩新
致编辑部及读者朋友：
我已年届92岁高龄，为从航空史细节的角度进一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经过数月查阅相关资料，最终写成《容克K 47战斗机在中国兼谈中日首次空战》一文。
自3年前股骨重复骨折手术后，又加之前后数次生病住院，我目前日常行动已多有不便，握笔写字已甚为困难，更遑论绘图绘画。因此，本篇稿件可说是“封刀之作”了！
我自1964年在《航空知识》杂志当年第5期上发表第一幅航空模型图起，数十年来在相关刊物已先后发表百余篇（幅）航空史、航空画、航空模型图等文图稿件，得到了有关编辑部和爱好航空的广大读者的支持与鼓励，在此顺表深深谢忱！也衷心希望年轻的航空爱好者们更加热爱祖国、矢志航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传承与光大这份充满梦想与光荣的事业！
陈应明
2014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