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现代化情形下环境异质与景观趋同的分析

作者:刘昆 \/ LIU Kun

刘昆 / LIU Kun

摘要：现代化是城市更新中的一个关键词，既显明弃旧扬新的建设与发展，又呈现城市既有性与创造性存在的矛盾与复杂，而且还指向环境异质和景观趋同。基于城市现代化的情形，分析了空间权利更替与层级化、环境重构与异质化，以及权力作用下景观生产的趋同性与拼贴性等现象。提出城市进程需要一种正义体系的建构，即人文景观与地域类型学为支撑的、共生情境与可持续发展为准则的运行机制，进而在重视既有环境的存续中创建符合于社会公意的城市现代化。

关键词：风景园林；城市现代化；环境异质；景观趋同；共生情境；可持续发展

文章编号：1000-6664(2016)09-0043-05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5-08-16；　修回日期：2016-06-12

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编号2015031405)和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编号SJ2015007)共同资助

Abstract:Modernization is a key concept occurre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renewal. Although it shows the emerging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also reflects the complexity and conflicts between urban existing and creativity, pointing at the environmental heterogeneity and landscapes convergence.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unban modernization,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changes of spatial right, hierarchical phenomenon, environmental reconstruction as well as heterogeneity. It also discusses the phenomenon of convergence and collage of landscape product with the function of the power. Meanwhile, it puts forward that the urban process need the construction of justice system, namely,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cultural landscape and the regional typology and choosing symbiosis situation as well 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the criterion. Furthermore, the urban modernization that caters to the public willing in whole society can be built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keeping the existed environment.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urban modernization; environmental heterogeneity; landscape convergence; symbiosis situ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城市现代化显见是疏离于传统的发展，亦是以政治和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与环境变革，似乎一切固有的和稳定的事物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被置换、更新和重构了。建成环境与原生情形变为了利益再生之地，尤其是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所生发的“拜物教”，将空间中的物质与形态定义为商品，并鼓励消费与再消费。货币显然成为一种媒介起到了推动作用，如空间的形式、内容和位置等通过货币发生了改变和售卖，同时既有的关系和权利也随之在货币力量下被替换或转让了。本文试图以正义性的视角，对城市现代化导致的环境异质与景观趋同的现象进行分析，并借助了罗尔斯的某些观点。正义性既是针对社会福祉的一个集合观念，也是以合理慎思为原则的恰当安排[1]。因此，关注社会与环境的整体福祉，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所需要的一种正义体系建构——共生情境与可持续发展，是当务之急。

1 空间环境的异质化趋向1.1 城市现代化关涉社会与空间的正义情境

国内的城市现代化呈现出一种经济体制的转型与发展，一方面在空间物化的生产中形式样态不断地更迭；另一方面环境重构的激进化可谓时空压缩。特别是各种社会力量促使的空间利益与权利转换，印证了亨利·勒菲弗的观点，空间总是服务于某种策略的，并且在意识形态和权力意志支配下将空间转向了交换与售卖[2]。由此，城市现代化关涉社会与空间的正义情境，也就是由环境变易引发的矛盾既是社会的也是空间的。或是说，社会进程趋向于建设与更新的效益化，而空间权利则屈从于现行经济制度下的资本化与商业化。

社会正义明显是构建在政治与经济的耦合中并被组织和管理了；空间正义则呈现出以社会价值与制度为正义的结果，实际上已转向了政体性的宏伟目标与规划愿景——城市现代化。例如“拆”与“建”是城市更新中的一个注脚，表明政令性的方略引导并主持了“社会正义”，像城中村、旧城区、老工业区以及棚户区改造实证了区域更新倾向于“弃旧立新”的效益速成。而空间正义涉及权利平等和利益正当，意指在空间环境中就是要警惕以集体之名的空间权利更替与利益分配可能出现的不公正，或者说一个缺乏社会民主监督的制度其正义性必然受到人们的质疑。笔者认为，社会与空间的正义情境应该不是消解城市的差异，而是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能够平衡与协调各种不同的权利和利益，涵盖过去、现在与未来。

所以，社会与空间的正义情境在城市现代化中已关乎不同价值观的选择权与社群的生存权，包括不同时空场景的存续问题。尤其是在促成市场化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们总是忽略公意性的权益，诸如那些历史情景、集体记忆和地方文脉等日渐式微。城市更新在获得改革开放红利的同时难免涉指公共资源分配与社会权利公平的问题，其中“最少受惠者”的基本权利遭逢轻视不容忽视[3]。例如在“拆旧建新”中尽显出空间环境层级化和异质化的趋向，说明城市现代化催生了空间经营与空间生产(图1)。空间经营是以政体主导与精英规划结合的发展模式；空间生产则由空间的物质生产转向了空间的直接生产。

空间环境实质上成了生产政绩性、符号性与消费性的中介，即是意识形态已经渗入到空间物质化的生产之中了。城市中所涌现出的形象工程、“高大上”场所和炫耀性建筑等，无不在标示与众不同的同时过度自大化。特别是那些时尚酒楼、高档饭店、奢华会所以及休闲场馆等展现的“惊艳的”空间效果，实际上与百姓的日常需要相背离，更多的是令普通阶层望而却步[4]。对此言之，社会与空间的正义情境需要在空间利益分配中注重权利正当，要尽可能实现多数人的期望并能够平等和自由的享用公共福利。

图1 城市现代化生发的空间经营与空间生产

2-1 国家游泳馆

图2-2 国家体育场图

2-3 国家大剧院

图2-4 CCTV大厦图2 民间戏称的北京“四怪”建筑图1.2 环境重构生发的建筑异质性

异质性可谓国内城市建筑的一个关键词，其变异、骄躁和非常态表明的“杂音”已充斥于建筑之中，喻示原本的纯正性变为了“混搭”。这种“混搭”现象，显然是中西方文化碰撞与交织的后果，更多的是切断本土精神的造作，或是一种无视地方文脉的外来形式的强行置入，异质性很可能改变原生性。例如石家庄的“3年大变样”，在环境重构的过程中置入的新奇而别样的建筑及其形式已成为现代化的图像性解释，并反映了一种“媚世性”。设计中的“媚世性”是当下的一种典型，兼有玩世不恭的文化演绎和经济上的有利可图，且暗合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价值观与目的。

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意思是标榜和显耀可视为一种危害，易于驱使人们狂热的追逐和迷乱。就是说要警惕那些时髦或诱人的东西，它可能是出于视觉刺激的、带有意识化的，比如环境重构中生产的“媚世性”建筑，时常在视觉刺激中引发误读——戏谑或调侃(图2)。建筑的审美、风格以及批判性表现，大众无意领会，尤其是纷繁花哨的各类建筑造型及形式演绎已超出了受众理解的水平。换言之，对形式样态的感知，设计者与受众之间差距较大，一个是以专业水准做出的姿态，在意用知觉措辞来表达设计意构；另一个是凭着生活经验做出的评判，且借助于已知文化来读解形式样态的。可见，环境重构中的建筑异质性难以排除设计师有风格和概念的推销之嫌，表明理性分析少而感性应和多，建筑意构基本上呈现出无根化和碎片化，总体上缺乏自律与节制。图3 城市空间经济发展的逻辑性构型

图4 街道社区与门禁小区1.3 空间层级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

城市现代化促使空间环境发生了变革：首先，空间由原本的平和、均衡更替为层级分明、价值有别和区位殊异，所出现的空间层级化明显是以收入水平为基准的社会阶层分化[5]；其次，简朴的美德不再是人们遵循的范式，继而转为浮华、显摆的世俗；其三，一种空间政治经济学以现代化情形覆盖了传统情境，并形成与历史断离的当下天地。事实上既有的空间结构与社群关系，在城市更新中迅疾变为了新样态和新关系的分化，而新的空间结构与形制既是疏离的又是陌生的。确切地说，城市中派生的CBD中心、商贸区，以及以地标性建筑命名的位置等形成的环境是优越的、超级的，而且含有物质空间与位置分布的利益算计。财富和能力明显是实现欲望或目标的先决条件，亦是以货币经济为准则的占据、界定和归属。由此，“货币是时-空伸延的工具”[6]，在于促使时空中物产权属的变量，并且使既有性(熟悉合宜的环境)转向以物易物的空间盈利。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并不把历史视作一个统一体，而是以当下自我来制造时-空形式的任意结果，即是众意性替代了公意性。“众意性”倾向于当下集体利益，比如城市更新将空间的使用价值转向交换价值并充分体现以现时利益为优先的再分配；但是也制造了大量的空间物质形态的“脱域”——意构、解构和重构的形式明显是域外的，事实上还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布出现了空间位置的非均衡化。以吉登斯的观点，“脱域”系指社会关系和形式从原本互为关联中的脱离，可能会形成无限穿越的非地域化和时空再构[6]。那么，“公意性”关注于人类共同的利益，意指在重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平等中做出赋有道义的份额——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利益平衡。由此言之，某一社会制度和发展量纲必须置于人类整体福祉之中，否则即使符合当下集体利益也可能是非正义的。所以，城市现代化应当在创造当下特性的同时思量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系，包括将城市视为文脉沿承与环境有序发展的一贯性利益。

2 城市景观的趋同化现象2.1 权力作用的景观意象

城市景观在现代化的影响下已经失去了内聚力和稳定性，一种不确定的、偶然的以及任意的状况成为显见的现象。城市单维连贯的空间序列被多维且颠破的空间分异冲破了，表明现代城市不再以文化理念为支撑，而是依靠政治与经济的时空矩阵，即组构了城市空间经济发展的逻辑性构型(图3)。时空矩阵充斥着权力作用，致使城市景观在重经济效益、轻文化意涵中承担起振兴地方的重任，与其说是一种制度合力的结果(如“城市大变样”)，不如说是在公众集体失语中，景观空间成了政治与经济的“亮点”集成。

需要指明的是，景观具有主导性，一旦形成便是持久的“在场”，因此要警惕通过物质手段来突出自我性——地标建筑的泛滥，既是互为相争的又是彼此孤立的刻意制造。事实上城市在图景“术”的盛行中已不能自持[7]，明显是远离本真的需要，透射着权力的作用力。或是说，权力的动力机制易于派生意识形态的景观幻象，并且将具体的生活异化为图景的塑造。正是这种表征的炫示性出现了丧失历史时间与地方情景之后的景观趋同化，说明景观系统的脱域使得既有性在新形式的“嵌入”过程中沦落为“过时的”，如熟悉的“街道社区”迅疾置换为居住疏离感明显的“门禁小区”模式(图4)。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思路为区域振兴找到了依据，实际上城市景观落入了建设的悖论，意指商业开发的纷繁与攀比，一方面映现出各种权力行使的任性，另一方面精英理念与现代技术在努力破除平庸与乏味的同时难以遏制趋之若鹜的效仿潮。就此看来，权力作用如果不是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环境的话，那么势必会造成制度上的随意性。或者，现时目标易于出现自我优先性，很可能消解既有的特性或排除其他“在场”——历史情景的逝去。

2.2 效益催进的景观生产

城市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事关发展与增效之后的景观趋同化问题，喻示城市空间物化的生产凸显了以效益为准则的开发模式，并催进一种联动效应，即是大都市模式作为中小城市的样本、现代技术的通行化，以及现代形式与样态的不断复制和移植等，致使“城市病”蔓延[8]。笔者认为，现代化的景观生产之所以形成趋同化，主要和风险与信心的情境变换有关。风险与信心可对应于生产和效益，生产的风险希望降到最低程度，效益的信心则在意稳定性。

风险在生产的框架中始终被周密地估算和控制，比如对投资、收益以及技术等做出的评估。尤其是现代技术与操作具有的普适性和通用性为生产降低风险或减少投入提供了支持，如现代材料与工艺、建造技术与方法，以及盛行的形式与风格等，现成性既是普遍认同的又是无须担心的一种保险。但问题是，人们只顾及单位生产面对的风险，却未考虑现代化可能带来的危险——“技术的建设力和破坏力同时增加”[9]。事实上人们在趋其利中未能避其害，如在营造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新颖而雷同”，意指见证地方文化的实体性(传统的工艺技术、样态特性等)渐趋衰微，继而标准化、流行化和时尚化的空间物化生产致使环境缺乏可辨性并走向趋同。

信心需要关注2点：一是信心涉及信赖的意涵，以环境为例就是持有信心和依赖的有限性；二是信心与知识形式相联系，像日常生活的信心在于知识形式的布设与引导。人们自在的生活与行动，既出自对环境熟知的有限性，也来自对知识形式的信赖。建筑可谓一种知识形式，提供的是安居与实用，而熟知的环境则使人们的生活感到稳定和自信。显然，“信心”需要知识形式(或专业技术)作为支撑，在环境中形成可靠的有限性和持续性。信心的环境，因而是人们生活的必需条件，不只是知识形式提供的有效化，还是由信赖达成的某种人文生态的和谐。但遗憾的是，人们在重视经济效益中忘却了信心的环境所持有的社会效益，对建成环境提出了质疑，诸如那些富有特色的老城区、旧厂院和历史街区等均视为不合时宜的且可能担负风险的——“落后”之名。信心或信赖的环境动摇了，表明人们摈弃了建成环境的有限性而转向现代化的无限性，这也是为什么城市景观生产中出现趋同化的成因之一。

2.3 节制缺失的景观拼贴

现代景观与传统场景的不同在于，商业化影响下表象胜于本质的“景观拼贴”[10]，以至于作为商业性的一种策略实现了目标谋划与效益化，后果使城市景观落入了流行的俗套。特别是在节制缺失的图景拼贴中，人们不理会环境聚集的链状关系，也就是时-空情境既是沉积的也是连续的。而城市景观出现的商业化，可援引戈夫曼的戏剧比喻，前台(外表)意味着定义情境的表演——对形式有意的角色定位，并作为达到某一目的的一种手段；后台(内里)则显露前台掩盖的真相——表象炫示、招引的背后是利益谋划[11]。在空间中“定义情境”的方式多出于拼贴的手法，往往是与效果和利益相关联的一系列表现。以柯林·罗的观点，“拼贴”是借用人类生产的存留物(如已知的样式、工艺和符号等)，或者是拿来的随手的东西，它可能是形式主义的、即兴式的，但不是原真性的[12]。因此，“拼贴”是对文本(既有性)再编辑之后形成的偶然性，同时可能生成隐喻性的所指或形成与原真性相反方向的表现。

从另一层面分析，“拼贴”如果说是中性的话，那么它多以变通的方式来强调当下性，同时将既有性当作某种支撑并得以转换。这里很可能以批判性形成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即是对已知文化加以筛选，从惯常性中提取意义的成分。例如在建筑领域，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在于形式借引的“图式”必须是在原则上被证明为合理的、富有意义的，像吴良镛先生的“北京菊儿胡同”项目就是运用历史元素来探讨当下需要的实证。足以见得，“拼贴”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不过，它不是任何情况下的普遍原则，因为“拼贴”易于使用事件的碎屑(或称为二手的)来建立再构性，其整体性、合理性以及严谨性有待考究，所以要防止随意的“拼贴”可能造成的趋同化。5-1 北京798艺术社区5-2 上海新天地图5 城市片段的复兴图图3 结论3.1 共生情境的现代化建构

城市既是人类共同生存的物质环境，又是对人们生活方式的界定，而且还记载了一定环境条件下的象征、符号，以及归属感明确的空间语境。然而，地域特质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不断受到外力的作用而改变，说明城市始终承接着人化环境的塑造，特别是进入现代化之后传统情境受到挑战，以致环境异质性消解、断离和更替了内聚性和集体记忆性。城市转向资本主义经济的空间生产、利益构形，以及权力作用下物质样态的集成，表明人们把空间当成了生发财富和利益的载体，同时也是对空间文化序列的淡化和漠视。

阿尔多·罗西认为，城市的独特性是从事件和记载事件的标记之中产生的，既有的场景和建筑是过去生活经验与记忆的见证，且具有事件连续发生的集合性质[13]。故此，一种共生情境的理念是现代化所需关注的，意指在重构和梳理城市的过程中对差异要素的尊重与整合，像北京的“798艺术社区”、上海的“新天地”等，就是经过整理而保留下来的城市片段(图5)。这种把“现在”置入“过去”，正是一种共生情境的建构，即历史性与现代化并置的呈现，同时生成为多价性的场景。一方面城市中历史形式得以存续，使得那些富有意义的情形继续为人们提供可读性和情感的寄怀，另一方面保持并给予我们历史的经验与生活的参照系，而且促使更新实践在既有的情形中成为空间正义。

3.2 建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的时间性与建成环境的形态、类型以及历史情境等紧密关联，并形成了时-空意义的所指。毋庸置疑，建筑及其环境是人类的一种文化活动，因时而异、因人而不同，就是说当面对已不符合当下需求的“过去”时，人们如何处置既有的环境取决于当下的态度。笔者认为，整理或修复昔日的场景及其环境，对于今天而言是有意义和吸引力的，因为它展示着某个时期的特质和精神，所以如何站在历史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来对待建成环境的存续问题，需要一种认真而慎思的研判。

可持续发展便是一条正确之路，也是社会正义的一种姿态，还在于节制性的发展与有限性的保持。节制性意味着提倡渐进式的时空伸延，而时空性可关联地缘性，也是一系列信赖的社会关系网络，实质上还是现代化建构中信心的环境之所指。所以，时空地缘性的改变应该要节制一味“造新”，尽可能促进“复兴”。有限性则指向地方自在性的持有和维护，如同方言所具有的差别性一样富有意义。这里关涉到一种地域类型学的方法，也就是在应对现时需要的同时要探寻一种持有依据的异质共生，即：建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于，沿承循序中创造出既属于当代的又有地域特色的城市新环境新景观。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拍摄或绘制。

参考文献：

[1]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 (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 张京祥，胡毅.基于社会空间正义的转型期中国城市更新批判[J].规划师，2012，28(12)：5-9.

[4] 刘昆.城市更新中“拆”与“建”问题透析：从石家庄“三年大变样”说起[J].规划师，2014，30(3)：122-127.

[5] 周春山，江海燕，高军波.城市公共服务社会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以广州市公园为例[J].城市规划，2013，37(10)：84-89.

[6]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7] 徐苏宁.设计有道：城市设计作为一种“术”[J].城市规划，2014，38(2)：42-47.

[8] 唐子来.“美好城市”VS.“城市病”[J].城市规划，2012，36(1)：52-55.

[9] 国际建协“北京宪章”[J].世界建筑，2000(1)：17-18.

[10] 刘昆.空间生产机制下城市景观的拼贴[J].人文地理，2015，30(1)：5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