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居到乡愁——文化人类学视野下中国乡土景观的认知概述

作者:李畅 \/ LI Chang

李畅 / LI Chang

　　摘要：乡土景观是地域性生活方式在大地上的显现。基于文化人类学视角对农耕时代、转型期和城镇化时期3个历史阶段乡土景观的认知分析，认为乡土景观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文化变迁的时代映射，即异质文化影响下的融合渗透。厘清乡土景观认知的演化路径和内在规律，有助于新型城镇化下传统村镇的活化与复兴。

关键词：风景园林；文化人类学；乡土景观；乡土建筑；乡村聚落；文献综述

文章编号：1000-6664(2016)09-0029-04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6-04-28；修回日期：2016-07-0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51578085)、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项目“江南传统村镇民居营造的低技术方略及其机理研究”(编号2016SJB760068)、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重点资助(编号16SYA-045)和苏州市社科规划课题(编号Y2016LX016)共同资助

Abstract: Vernacular landscape is a land expression of regional life styles. After analyzing the cognition of cultivation period, transition period and urbanization period from the aspect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paper safely draws that the definition and extension of vernacular landscape is an epoch reflection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that is to say,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is a compromise and fertilization with the influence of heterogeneous culture. To clarify the evolution paths and laws of vernacular landscape cognition would promote the activation and revival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owns in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ultural Anthropology; vernacular landscape;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rural settlement; literature review

乡土景观是地域性生活方式在大地上的显现。作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文化景观分类标准下“有机进化的景观”(organically evolving) 中的连续景观(landscape-continous)子项，乡土景观很大程度是地域习俗(convention)的一种动态的映射，并且随着文化的变迁而进化。从农耕时代的“田园栖居”至快速城镇化下的“留住乡愁”，回溯乡土景观认知演进的源流、机制和价值取向，可以发现中国乡土景观在不同历史阶段下现象学描述、类型学诠释和活态性遗产的认知路径。

1 乡居意趣：形法文荫的现象性描述

讲堪舆之说，以顺天道地理；塑桑梓之地，以促人文之风。在农耕文明时代，国人对传统乡土景观中人、建筑、聚落、地景、宇宙之间的复杂关系及所蕴含的普遍性原理，都可以从“形法文荫”的风水理念中抽象而出。形法①是乡土景观通过对山水与物候的因循而形成的“道法自然”，文荫则是乡土景观对世界观、信仰和期望的文脉沿袭所形成的“寓意于象”。前者倾向于自然决定论的“天道”，后者倾向于文化决定论的“人伦”，而两者的融合就是风水流转的田园意趣。

从风水之学滥觞的周代至清末2 000余年的漫长时光中，农耕语境下中国乡土景观在“伦常日用，工商耕稼”生活、生产的乡土机制中内化为因地得宜、屈曲流转、和谐生情、浑融自洽的东方栖居智慧，外显于田、园、庐、墓的乡土形态。在前工业时代，文人士子对这些异质同构的乡土景观模式的记录并非科学理性的学术研究，而是客观环境和主观经验融为一体的认知体验，因而通常以个体体验的游记形式和集体记忆的地方志形式进行现象学记录，内化为“九万里悟道，终归田园诗酒”(南怀瑾)的浪漫气质。因此，在“贤者与民并耕而食”②的耕读文化下，中国传统乡土景观往往呈现出可观、可游、可居、可品的田园意趣。从《诗经》中“千耦其耘，徂隰徂畛”③到《桃花源记》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丘园养素”④的田园生活是历代文人诗画描绘的主要对象，如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对富春江流域山水格局、土地肌理和聚落形态的写意长卷(图1)。然而，最为典型的当属于各地诗画融合的“八景”品评，例如以“潇湘夜雨、山市晴岚、远浦归帆、烟寺晚钟、渔村夕照、洞庭秋月、平沙落雁、江天暮雪”八景集成描绘洞庭湖两岸田园风光的“潇湘八景”。即使是清末西方传教士、探险家镜头下的乡土影像，亦能体验到从山间丘陵到河谷平原的农、渔、林、盐、舟等不同生活和生产方式，呈现出一种渔樵耕读的田园意境(图2、3)。

图1 富春山居图(局部)中的丘园养素(引自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图2 清末川西小镇(英国著名植物学家Ernest Henry Wilson在四川灌县考察时拍的照片，拍摄时间为1908年)[1]

图3 美国地质学家Chamberlin Thomas Chrowder在川南考察时拍摄的山居，拍摄时间为1909年 (引自http://www.picturechina.com.cn/)2 乡土谱系：溯本正源的类型学考证

20世纪前后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所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现代转型”下东西方文化和经济的碰撞打破了乡土社会“生于斯、死于斯”的自循环体系，西学客观的谱系分析和动态的演替梳理则为乡土景观的再认识提供了一个跨文化的理性工具。从清末至20世纪末的百年时间里，众多的学者借助于西方的研究方法和体系，从“文化物种”的文化生态视角归纳和提炼乡土景观的场域(field)①、要素、结构、驱动力和机制，试图通过溯本正源的类型学考证重新审视乡土景观的形制和内涵以图改良和复兴。

2.1 乡土中国：社会学方法的乡村调研

自20世纪以来，以社会学方法为主的乡土调研开启了乡土中国的研究之路。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的《中国乡村生活》(1899年)一书肇始，基于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客观描述，众多中外学者试图从社会层级、文化框架、土地制度、产业类型等要素构成的场域来解读乡土聚落异质同构的“社会生态”(social ecology)。

在人类社会学方面，诸多学者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乡村宗族组织的血缘制度解析。继鸟居龙藏《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1905年)的民族地区调研之始，美国传教士葛学溥(Dauiel Kelp) 在《华南的乡村生活》(1925年)一书中通过“家族主义”(familism)对潮州地区乡村社会制度的科学描述是社会学研究的开端；相较而言，英国汉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1958年)一书对中国闽粤村落中宗族与村落重叠的社会现象研究则更为深刻；当然，最为经典的当属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1947年)中对“差序格局”②的乡土政治伦理阐述。

在社会经济学方面，中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体系和空间关系的地缘解析。其研究成果涉及日本学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1934年)、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1938年)等论著，其中以美国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1965年)最具有代表性。施坚雅通过对川西场镇分布规律的调研，论证了场镇选址与其服务半径的相互关系，从而提出了社会经济学著名的“六边形市场理论”。

2.2 乡土民居：民族性语境的乡土建筑调查

民族意识是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西学东渐”的现代性入侵导致中国乡土社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在“保守民族主义”③空前高涨的背景下开展乡土调查并非是从民间寻找田园牧歌的诗情画意，而是试图在“质朴刚健”的传统民居样式中寻找一种革命性的“反抗精神”，这种泛政治性的乡土建筑调查贯穿整个20世纪中期。

中国民居的研究最早始于中国营造学社(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的乡土调研。在抗战烽火的颠沛流离中，龙庆忠、刘致平、刘敦祯先生等营造社成员先后对陕、晋、川、滇、康(西康)等地的传统民居建筑进行了调查测绘，撰写了《穴居杂考》(1934年)、《云南一颗印》(1944年)、《四川住宅建筑》④等系列论著。20世纪50年代，刘敦祯先生的《中国住宅概说》(1957年)一书开创了中国民居类型的特征的综述，从而引发地域和民族建筑集体调查的全国热潮，众多的科研与设计单位参与其中，涉及藏、羌、彝、苗、傣、纳西等少数民族建筑和川、渝、浙、徽、滇、陕等地[2]。如《湘中民居调查》(1957年)、《西北黄土建筑调查》(1957年)、《浙江民居采风》(1957年)、《四川成渝路上民间住宅初步调查报告》 (1958年)、《云南丽江纳西族民居》(1958年)等测绘调查报告，并且成为20世纪80年代大量乡土建筑著作问世的奠基①。尽管这些关于民居形态学的考察在客观上佐证了“建筑风格来自民间”，但在泛政治化的语境下，这些来自原生乡土的“民族形式”仅被视作建筑创作的材料，其与宗族、宗教等乡土文化的互渗在其后的“文革”中被夸大，从而导致大量的传统民居在“破四旧”的文化改造中遭遇浩劫。

2.3 乡土景观：文化学背景下的乡土聚落研究

改革开放为中国乡土景观研究呈现出一个宽广的国际视野。受西方文化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生态学思想的影响②，国内乡土景观的研究对象由居住的“乡土建筑”(vernacular architecture)转向地域性的“聚落景观”(settlement landscape)，研究内容也由“共时性”的静态空间测绘转向“历时性”的动态景观演替，“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概念的提出使国内乡土景观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开放性特征。

根据文化生态学中对文化景观层级的描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乡土景观类型、结构、特征和分布规律的国内外研究主要有3类：一类是文化生态簇层面的聚落形态分析，其延续了传统民居调研的测绘方式，以陈志华先生对晋、浙、赣等地乡土村(镇)调研为代表，原广司(Hiroshi Hara)对中国西南聚落的类型归纳亦是此类；另一类是文化生态链层面的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研究，主要针对文化廊道上乡土聚落景观的成因、演进机制和营造理念，如国内外学者针对“川盐古道”“茶马古道”“南襄隘道”“三峡水道”等线型分布的系列文化景观的论著[3]；还有一类是文化生态区层面的地域性聚落群研究，如众多学者对“江南古镇”“太湖流域古镇”“巴蜀古镇”“徽州古村落”等文化区域内的乡土景观聚居文化、聚落类型、建筑形制的特征归纳与总结[4-5]。此外，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切入亦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诸如“空间句法”的关联耦合分析、“景观基因图谱”的特征识别、“图式语言”的土地肌理描绘等。

图4 中挪共建的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引自http://www.shm.com.cn/travel/2011-04/06/content_3429106.htm)

图5 谢英俊建筑师事务所的灾后原住民部落重建项目(引自谢英俊建筑师事务所资料)3 乡愁慰藉：审曲面势的活态性传承

跨入21世纪，全球化进程中的快速城镇化不可避免地给乡村社会和环境带来了巨变，从而演化为生态文明下“记住乡愁”③的全民关注与深刻思考。有鉴于文化遗产概念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展，乡土景观被视为一个活态的、不断进化的农业文化遗产体系而被大众所接受，因而对于乡土景观的认知已由客观的学术研究转向因势利导的实践介入，其重点亦从物质空间的关注拓展为“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的整体生境维护。怎样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乡土景观的活态保护复兴乡村和慰藉乡愁，众多专家和学者基于不同的本土实践途径进行了深入探索，其中以“有机活化”和“活力再生”的在地性传承最为典型。

3.1 生态博物馆模式的有机活化

自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对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关注之始，乡土景观逐渐被视为有形和无形的 “文化遗产”(cultrural heritage)，但是基于文物古迹保护“遗产化”的静态保护并不能延续乡土社会中人地互动的乡土景观意义和内涵，因而生态博物馆(ecomuseum)④这种以村寨社区为单位对乡土景观进行活体保护的模式成为近年来国内的热点。

基于整体保护、原地保护、社区参与、动态保护的活化保护理念，国内的生态博物馆建设经历了从国际合作到中国本土化、从西部地区到东部发展的历程[6]。中挪合作的“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等4座博物馆的集体实践开创了国内乡土景观活化保护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对民族村寨聚落“生活圈”⑤范围内原生景观形态及生活方式的文化生境保护，由此形成了对中国乡土遗产的本土保护具有前瞻性指导的“六枝原则”(图4)；在贵州实践的基础上，广西采用了“1+10”群落模式，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龙头，其他10个民族村镇为支点的放射性架构，从而形成了簇群集成的活化保护体系；第三阶段博物馆以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为代表，它打破了在民族地区建立生态博物馆的惯例，立足安吉地域文化特色，采用“一中心馆、12个专题生态博物馆、多个村落文化展示馆”的专业化和系统化架构，营造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无形遗产的整体保护的区域生态(表2)。

① 20世纪80年代的民居论著大多是基于20世纪60年代的乡土考察报告整理而出的，如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浙江民居》(1984年)、张驭寰的《吉林民居》(1985年)、王翠兰等的《云南民居》(1986年)、高袗明等编著的《福建民居》(1987年)、叶启燊的《四川藏族住宅》(1989年)等。

②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建筑学领域与文化学相关的论著较多，如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的《文化变迁理论》(1955年)、道萨迪亚斯(C. A. Doxiadis)的《人类聚居学导论》(1968年)、段义孚(Tuan Yi-Fu)的《恋地情结》(1974年)、拉尔夫(Edward Relph)的《场所和无场所》(1976年)、拉普普特(Amos Rapoport)的《建成环境的意义》(1982年)等。

③ 中央城镇化会议提出“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④ 法国学者勒内·里瓦德(Réve Rivard)认为，传统的博物馆形式是“建筑+收藏+观众+专家”，而生态博物馆是“地域+传统+记忆+居民”，前者是静态的物质和非物质保护，而后者则是动态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保护，所有的场所活动都需要历史记忆的参与。

⑤ 陈志华先生认为：生活圈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系统。生活圈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有比较牢固的、稳定的内部联系和结构。或者是血缘的，或者是地缘的，或者是宗教的、行业的。它有一个或隐或显的凝聚核心，或隘或显的边界。3.2 社会生态生产景观的活力再生

近年来，随着文化遗产概念的不断拓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里山倡议”(Satoyama Initiative，2010)将乡土景观视为“社会生态生产景观”(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它是涵盖遗产生境、传承群体、传承途径等诸多内容的活态文化(lived culture)，因而需要不断地被相关群体或个人创造、延续、再创造并保存及保护。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乡村的失落使传统乡土景观呈现出边缘化的倾向，“缘何乡建、为谁乡建、如何乡建”的传统村镇保护与更新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主要有3类案例：一类是受灾害威胁下的乡土景观再造，以灾后传统村镇风貌修复、功能更新的乡村规划和建设为代表。例如灾后乡村重建中台湾谢英俊的“协力造屋、简化构法”(图5)，香港朱竟翔的“新芽系统、箱式系统、板式系统和框式系统”，以及刘家琨利用当地材料和构造工艺的“低技化”营建技术等营造实践[7]；另一类是“和美乡村”发展下的农旅融合，即以乡村旅游为导向发展经济的保护性开发。除村民自主经营的农业观光园、农家乐和民宿之外，主要有政府主导型的洪坑村模式、企业主导型的乌镇模式、村民主导的西递村模式3种集体开发的模式；此外，通过艺术介入实现传统乡村的延续和再生也是近年来的倾向。例如在日本越后妻有“艺术走进乡野”艺术思潮之下，涌现了画家欧宁和策展人左靖“艺术乡建”的碧山村实践、艺术家渠岩“艺术拯救乡村”的许村计划、画家李跃亮“艺术盘活乡村”的枫坪乡再生及画家孙君的“五山模式”等[8]。

4 结语

源于农耕而兴于当代，中国乡土景观的认知并非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概念演替，而是不同历史阶段中异质文化的融合渗透，即文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9]。在全球地域化(glocalization)①语境下的乡村建设中，尽管众多著名专家和学者主导的乡土重构实践成果斐然，但大多是基于个案的研究，仍然少有“因地制宜”的乡土智慧整合和“异质同构”的活力重塑路径，不足形成量化的系统理论和方法以应对当前众多传统村镇保护与发展的迫切需求。怎样在遵循乡土景观本身发展规律和惯性，在人文和生态环境能承受的阈值之内，对传统乡土景观进行调适以接受“异质性”的现代生活方式，从而避免“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的乡村剧变中产生的人地关系的内在冲突和不适，这是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① Glocalization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地方化(localization)2个词的结合，为了描述本土事件对全球化的反馈作用或者全球概念的地方意识或行动，其实包含了全球的本土化与本土的全球化2层意义。其核心思想强调的是全球化与地方化文化两者的融合与共生，普遍性与个性化的融合，而不是二元对立冲突。

参考文献：

[1] Wilson EH.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 [M]. London: Methuen, 1913.

[2] 陆元鼎.中国民居研究五十年[ J ] .建筑学报，2007(11)：66-69.

[3] 李畅，杜春兰.乡土方言的在地性：三峡沿江“水码头”景观的语言学解析[J].中国园林，2016(2)：37-41.

[4] 彭一刚.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

[5] 李畅，杜春兰.巴渝古镇“九宫十八庙”现象的场所性解析 [J].中国园林，2015(2)：115-119.

[6] 单霁翔.发展生态(社区)博物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N].中国文物报，2011-08-31.

[7] 李浈.试论乡土建筑保护实践中低技术的方略[J].建筑史，2012(2)：167-175.

[8] 渠岩.艺术乡建：许村重塑启示录[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

[9] 威廉. A. 哈维兰.文化人类学[M].瞿铁鹏，张红，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编辑/李旻王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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