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代，男婚女嫁，讲究门当户对。可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却完全不是这样。父亲，扛大活出身，穷棒子一个；母亲却是大家闺秀，出身于一个满族世家。金家——爱新觉罗氏，过去称作皇族，有几代都是清朝的文武官员。在外祖父家的特大樟木箱子里，我曾经看到过祖辈传下来的黄马褂、顶戴、花翎，还有几份八股文试帖，最显眼的是一部朱笔点批的《朱子大全》，据说是很有些来头的。
不过，到了外祖父这一辈，老金家的家道已经中落，再没有出人头地的了。当然，正像《红楼梦》中刘姥姥所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外祖父本人虽然没有什么功名，却也绝非一般白丁，在五里八村中仍属于有地位、有清望的乡绅。青年时期，他和我的祖父在一起做过生意，结下了交情；我父亲少年时又在这个屯子读过私塾，也是在老人家眼皮底下长大的；才气和人品，赢得了他的属意。后来，尽管贫寒、落魄了，但外祖父不忘旧情，在女儿十八岁那年，仍然主动送过来成亲。
姥爷、姥姥有四个女儿，后来，又过继了一个儿子。我的母亲是长女，自幼生活在大户人家里，衣食充足，见多识广，有着良好的教养。过门以后，突然经历辛劳、困顿的生涯，不仅没有丝毫怨言，而且，很快就适应了艰难的环境，辅助我的父亲支撑起家计。她真的像古代圣贤所说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按其当下的地位行事，不谋求本职以外的事。处身富贵，就按富贵人的身份行事；居于贫贱，就按贫贱人的身份行事。）称得上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相夫教子，安贫乐道，全家上下、街坊邻里，无不交口称赞。
由于外祖父恪守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尽管家境丰裕，却不许女儿们读书识字。四姊妹从小就熟练地掌握了针黹女工技术和盛行于满族家庭的剪纸艺术。姊妹们的活动范围有限，只是庞大院落里那片狭窄的天地。至于母亲后来认得许多字，能够看些通俗的话本、鼓词，也能绊绊磕磕地读几段子弟书，都是在我父亲的熏陶浸染之下，逐步习练而成的。
母亲个性刚强果断，自尊心强，端庄稳重，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任可身子受苦，绝不让脸上受热。”这是她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她还常说：人贫不能志短；贫是外在的，志气却在内心。出嫁时，外祖父从箱子里找出十几匹细布，是姥姥在世时积攒下的，说要拿出一半，作为女儿嫁妆。可是，我母亲执意拒绝，说妹妹们也都大了，留给她们成亲时用。姥爷家里养了许多只母鸡、大鹅，还有几头肥猪，一年到头，鸡蛋、鹅蛋、猪肉、荤油不断，家里人吃用，富富有余。但我母亲每次回来，都是吃完就走，从来不带走一斤半两东西。总是说，留给父亲、弟弟，接济几个妹妹。私下里，对我姥爷说：
“亲爹没有啥说的，我在外来的弟弟、弟媳面前，要有个身价，不能像捡破烂的，见啥收拾啥，让人看着不值钱，瞧不起。”
母亲有一句“口头禅”，叫作：“一不当蝗虫。二不当蛆虫。”她解释：庄稼地里的蝗虫，呼啦啦一大帮，转眼就吃净拿光；粪坑里的蛆虫，咕咕囔囔，没事挑事。有些大姑姐，专门在双亲和弟媳中间拨弄是非，极端讨厌。
母亲赋性严谨，心细如发，口不轻言，平素很少和人开玩笑；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在我四岁那年，有一次，她发现放在炕柜里的几个特大的铜钱——“洪武通宝”，据说很值钱的——不知了去向，便怀疑是我偷偷地拿出去，在货郎担那里换了糖球儿吃。于是，从早到晚审问我，逼着我承认。她铁青着脸，目光炯炯似剑，神态峻厉得有些吓人。我大声地哭叫着，极力为自己辩诬，并且，用拒绝吃饭、睡觉来表示抗议。母亲没办法，只好再一次翻箱倒柜，最后到底找到了，原来是记错了存放的地方。她长时间地紧紧地搂抱着我，深表悔愧之情；在尔后的几十年间，还曾多次提到这件事，感到过意不去。
我知道，母亲是在望子成龙的心理压力的驱使下，情急而出此。她看重的并不是几个铜钱，而是儿子的人格品质、道德修养。这对我后来的为人处世、立身行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刻，母亲对我进行一番生命的教育，把志气和品性传递给我，用的不是语言文字，而是行为。
母亲对子女，可说是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律之而愈严。即便是我童年时的游玩、戏耍，她也未曾随意放过。记得有这样三件事：
你们。妈妈很看重这类问题，总是严词厉色地告诫我。她说，这样地取笑别人，是丧失人格、很不道德的。痴乜呆傻，本身没有罪过；何况，残疾人有了种种生理缺陷，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自由地活动，已经很痛苦了，如果我们再取笑他们，他们的心理会受到更大的伤害，甚至还会产生生不如死的念头。所以说，取笑残疾人，等于用刀子扎人家的心，这是非常残忍的行为。妈妈还说，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也就是将心比心，假如有一天，自己也变成了残疾人，行动发生障碍；或者痴乜呆傻，不能自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也有人去取笑你，那你是不是也会很气恼、很伤心、很绝望啊！
过年时节，来到家里刚刚半年、与我同龄的姐姐的女儿何小，堂叔的女儿英子，还有我，三个孩子一起跪在炕上“抓嘎拉哈”。这是满族儿童特别是女孩儿最流行的一种炕头游戏。“嘎拉哈”是满语，即猪腿关节上的小骨头，一般叫猪趾儿，每个都有四个面，分别是坑儿、肚儿、轮儿、背儿。那时，农家炕上都铺着苇篾儿编织的席子。我们首先在席子上并排摆放三个嘎拉哈，再预备一个小小的布口袋，称作钱码子。游戏时，将钱码子抛向上方，趁此机会，赶快抓起一个嘎拉哈，或者将它翻动一下，按照规定进行排列组合，然后再把钱码子用手接住。要在瞬间完成这一连串的动作，必须手疾眼快，动作灵活；有一失误，就要算输。游戏的赌注是炒熟的花生——妈妈事先发给我们每个人的，大约有四五十个。
女孩儿天生灵巧，她们两个赢的时候多，但是，即便赢了花生也不舍得吃；而我，则是每次赢了立刻吃掉。这样下来，待我输时，由于没有积存，就只好欠账了。气得外甥女向姥姥告状。母亲说：“你小舅做得不对，叫他给你们赔礼吧，或者你们弹他的脑瓜崩儿！”我便立即站起，分别给她俩鞠躬。
我以为事情已经一了百了；不料过后第二天，母亲把我叫到身旁，批评说：这叫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自私自利的人，是没有朋友的。你以后还有脸和人家一起玩吗？人家以后，也再不肯和你玩了。我红着脸答说：我知道了，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