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我的读书经历，有些朋友不解：20世纪40年代初期，不管是乡村、城市，早都办起了学校，为什么却读了那么多年私塾？我的答复很简单：环境、条件使然。
这一带的环境很特殊，尽管已经沦陷多年，但是，由于紧邻浩浩茫茫的芦苇荡，日本鬼子和伪军害怕遭到隐伏在青纱帐里的抗日武装和土匪的袭击，却始终不敢露面，结果，此间便成了一处“化外荒原”。加之，居住分散、户数稀少，学校自然也难以兴办。
说到条件，就要提到“魔怔”叔了。他与我父亲是亲叔伯兄弟。父亲叫王德润，“魔怔”叔叫王德树。古书上说：“富润屋，德润身”；“润屋不如树德”。二人的名字是连着的。早年他读过很多书，后来在东北军谋了一份差事。尽管满腹经纶，学识渊博，而且头脑清醒，但由于性格骨鲠，待人倨傲，不肯趋附流俗，结果不容于世，不行于时，无端遭受许多白眼，心里自然感到孤独、痛苦。千般的苦恼全都窝在心里，没有发抒的渠道，致使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于是，养病回家，靠着比较丰厚的资产，刚到四十岁，就过上了隐居生活。即便是僵卧孤村，因为他的思维方式与说话、处事有异于常人，同样，也不为乡邻所理解，人们便送给他一个“魔怔”的绰号。他有一个男孩，小名唤作嘎子，生性顽皮、好动，三天两头招惹是非。“魔怔”叔自己没有耐心也没有精力加以管教，便想延聘一位老学究来进行培养、造就。于是，就请到了有“关东才子”之誉的刘璧亭先生。他是“魔怔”叔早年的朋友，国学功底深厚，做过县里的督学和方志总纂。只因不愿仰承日本人的鼻息，便提前告老还家了。
一岁。私塾设在“魔怔”叔家的东厢房。这天，我们早早就赶到了，嘎子哥穿了一件红长衫，我穿的是绿长衫，见面后他就要用墨笔给我画“关老爷”脸谱，理由是：画上的关公穿绿袍。拗他不过，只好听从摆布。幸好，“魔怔”叔陪着老先生进屋了。一照面，首先我就吓了一跳：我的妈呀，这个老先生怎么这么黑呀！黑脸庞，黑胡须，黑棉袍，戴着一顶黑礼帽。高高的个子往那里一站，简直就是一座黑塔。
“魔怔”叔引我到厨房洗净了脸庞，便开始举行“拜师仪式”。程序很简单，首先是，两个蒙童向东墙上的至圣先师像行三鞠躬礼；然后拜见先生，把“魔怔”叔事先为我们准备好的礼物（《红楼梦》里称之为“贽见礼”）双手奉上；最后，两个蒙童拱手互拜，便算了事。
接着，是先生给我们“开笔”。听说我们在家都曾练习过写字，他点了点头，随手在半张宣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文章得失不由天”七个大字，再让我们各自在一张纸上摹写一遍。这样做的用意，我体会，是为了掌握蒙童写字的基础情况，便于以后“按头制帽”，有的放矢。
先生见我们每人都认得许多字，而且，在家都背诵过《三字经》《百家姓》，便从《千字文》开讲。他说：
《三字经》中有两句：“宋齐继，梁陈承”，讲了南朝的四个朝代，《千字文》就是这个梁朝的周兴嗣作的。梁武帝找人从晋代“书圣”王羲之的字帖中，选出一千个不重样的字，交给文学侍从周兴嗣，让他把这些字组合起来，四字一句，合辙押韵，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这可是个硬头货，要拿出真本事的。“王命不可违”呀！周兴嗣苦战了一个通宵，《千字文》斐然成章。梁武帝诵读一遍，连声夸赞：“绝妙好词。”周兴嗣却熬得须发皆白。
先生说，可不要小瞧这一千个字，它从天文地理讲到人情世事，读懂了它，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个基本的概念。
当时，外面的学校都要诵读伪满康德皇帝的《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和《国民训》，刘老先生却不去理会这一套。反正“天高皇帝远”，没有人管束他。两个月过后，接下来，就给我们讲授“四书”，从《论语》开始，依次地把《孟子》《大学》《中庸》讲授下去。
这里还要加进一个小的插曲。
先生进门的当天，就跟来一个“游学的”（专门负责供应文房四宝和各种常用书籍的）。我和嘎子哥买足了纸张、笔墨；待到要选购书籍时，自然要请示先生。先生逐册翻看书商带来的书本，发现全都是安东诚文信书局印行的，便对“游学的”说：“你请回。我这里有事要办。”“游学的”说：“先生忙，我明天再来拜访。”老先生说：“明天也不要来了，你请回——送客！”
书商走后，老先生对“魔怔”叔说：安东（现为丹东）的这家诚文信书局，声誉不好。日本鬼子侵占东北之后，书局掌柜的为了向敌伪献媚取宠，以求得支持，承印了许多种“满洲国皇历”、教科书、教育挂图和“诏书”、“国民训”等，卖力宣传“王道乐土”“日满亲善”“共存共荣”一类货色。最恶劣的是，出版《三字经》时，竟在“廿二史，全在兹”两句话的前面，加上了“九一八，满洲兴；康德帝，都新京”十二个字，后面改为“廿四史，全在兹”，受到各界人士的唾骂。不仅此也，他们还偷印上海、天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尚古山房等出版的流行小说和图片。由于它受到日本人的庇护，又兼坐落在“满洲国”内，那些出版单位恨得牙痒痒的，也无可奈何。
老先生说，我们无拳无勇，没法和它对阵，唯一一条，就是不进它的货，抵制它。买书不愁，用不了几天，还会有别的书商上门送货。结果，第二天，老先生就从镇上把要用的书都带了回来。
书都是线装、木版的，文中没有标点符号。先生事前用蘸了朱砂的毛笔，在我们两人的书上圈点一过，每一断句都画个“圈”，其他则在下面加个“点”。先生告诉我们，这种在经书上断句的工作，古人称作“离经”，意思是离析经理，使章句断开，也就是《三字经》里说的“明句读（读音为“逗”）”。“句读”相当于现代的标点符号。古人写文章是不用标点符号的，他们认为，文章一经断句，文气就割裂了，文意就僵滞了。但在诵读过程中，又必须“详训诂，明句读”，不然无法理解文章的内容。有时，一个标点点错了，意思就完全反了。先生说，断句的基本准则，可用八个字来概括：“语绝为句，语顿为读”，语气结束了，算作“句”，用圈（句号）来标记；语气没有结束，但需要停顿一下，叫作“读”，用点（逗号）来标记。
先生面相严肃，令人望而生畏，人们就根据说书场上听来的，送给他一个“刘黑塔”（实际应为“刘黑闼”）的绰号。其实，他为人正直、豪爽，大气凛然，却又饶有风趣。他喜欢通过一些笑话、故事，向学生讲述道理。当我们读到《大学》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时候，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两位教书先生“找得”的故事——
一位先生把这段书读成“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发觉少了一个“得”字。一天，他去拜访另一位塾师，发现书桌上放着一张纸块，上面写个“得”字。忙问：“此字何来？”那位塾师说，从《大学》书上剪下来的。原来，他把这段书读成了“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末了多了一个“得”字，就把它剪了下来，放在桌上。来访的塾师听了十分高兴，说，原来我遍寻不得的那个“得”字，跑到了这里。说着，就把字块带走，回去后，贴在《大学》的那段书上。两人各有所获，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