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父母亲的勤劳、节俭，治家有方；加上我的长兄当上了高级瓦工，家里有了积蓄，开始置田地、盖新房，境况渐渐转好，到我出生前后，已经比较宽裕了，人丁也兴旺起来。这时，父亲心绪日渐醇和、开朗了。在我刚满一周岁时，父亲常常俯下高大的身子，把我拦腰抱起，举向空中；还有一回攥住我的两条小腿，倒着把我拎起。我便挥动两只小手乱抓乱闹，快活得咯咯直笑。妈妈瞧着父子俩的憨态，也笑得合不拢嘴，一家人陶醉在天伦之乐里。我经常骑在爸爸的脖颈上，低头俯看妈妈扬起来的笑脸和一副雪白的牙齿，同时撮弄着爸爸蓬乱、厚密的头发。
每年立秋之后，父亲都要赶着牛车，带上长杆的大钐刀，去西边的草场割柴。记得四五岁的时候，我曾跟着去过一次。那天，我们起得很早，太阳没起身就出发了。路程大约有十几华里，我很少有机会出门，便坐在车上，观赏一路的景色。空气清新极了，河清云淡，草野苍茫，望去有江天寥廓之感。到了草场，父亲把牛卸下来，放它随便去吃草；而后，就挥起长把的大钐刀，蹚着大步割去。当地把这称作“打铺片”。钐刀比普通的镰刀刃子宽，木把长。双手握着刀杆，仗着身子的助力，奋力挥动，一米多高的“秋板子”柴草，便随着唰唰唰的响声，一溜溜地倒下，不大工夫就是一大片。
我呢，跟在后面，在柴草里面挑拣着漂亮的野花，很快就攒足了一大把。“秋老虎”名不虚传，一点风丝儿都没有，当空的太阳向下喷着火；四下里，却找不到一棵可以遮荫凉的树木。父亲怕我晒昏了中暑，便叫我躺在大车底下。虽然避开了骄阳，但是，下面也仍是十分闷热。
休息时，父亲领我到沙河岸边去掏螃蟹。原以为洞中捉蟹，手到擒来，谁知这绝非易事。我刚把手探进洞里，就被河蟹的双钳夹住，越躁动夹得越紧，疼得我叫了起来。父亲告诫我：悄悄地挺着，不要动。果然，慢慢地蟹钳就松开了，但食指已经被夹破了。
父亲过来从洞中把螃蟹捉出，做作了示范——用拇指和中指紧紧掐住蟹壳后部，这样，双螯就无所施其技了。还教我把捉来的大蟹一个个用黄泥糊住，架在干柴枝上猛烧，然后，摔掉泥壳，就露出一只只青里透红的肥蟹。我们坐在坝顶上，就着瓦罐里的高粱米稀粥，吃起来鲜香可口。父亲还教我把螃蟹的紫膏收集在一起，连同带去的生菜叶和小葱，一起卷进小米面煎饼里，味道尤其甘美异常。吃饱了，父亲面对着眼前的高秋胜境，一时触景生情，放声吟唱着清音子弟书。
父亲性格外向，内心的“风云雷电”，全都写在脸上。母亲告诉我，像现在这样，有了闲心，心也盛了，这在他是很少见的；过去，总是愁眉不展，长吁短叹。之所以如此，自然和大环境与本人经历有关。
父亲幼年，正值国家多难、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五岁那年，赶上了中日甲午战争的辽河战役。这年三月，田庄台失守，被日军烧杀的有几千人。父亲的姨娘带着两个子女，从战火中逃出，暂住在我们家里多半年时间，直到年底前签订了《中日辽南条约》（《马关条约》的缩影，或者说是地方版），清政府支付了三千万两“赎辽费”，日军才把辽东半岛交还中国，姨娘们得以返回老家。通过兵燹亲历者的血泪叙述，这场残酷的战祸和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在我父亲的幼小心灵里，镌刻下永生难忘的影像。
老辈人说，我家祖上，在大名府南郊，有个宽敞的大院，门楼高耸，房、地产比较多，虽然说不上富甲一方，但在五里八村中，也算有名的殷实富户。到了祖父那一代，由于家庭突遭变故，逃荒避难闯关东，颠沛流离，奔走于衣食，没有享过一天福，更谈不上有什么发展、建树，祖父把这引为终身憾事。为此，他下狠心，说是哪怕“砸锅卖铁”“讨饭求情”，也要把自己的儿子好好培养、造就一番。这样，父亲在七岁那年，就被送进了邻村三棵树屯的私塾，在那里住校读书。父亲天分很好，记忆力极强，而且刻苦用功，得到了塾师的嘉许。
本该继续深造下去，岂料人有旦夕祸福，他在那里刚刚读过三年，我的祖父便患上了严重的胃痛和便血，多方救治，也不见转机，不久便病故了，年仅三十七岁。家里的二十几亩薄田，在延医求药和处理丧事过程中，先后卖出了一多半。祖母带着孤儿，再也撑持不起这个家业了，哪管是办一点点小事，都要花钱找人，典当财物，直到最后把村里人称作“地眼”的两亩园田，也典当出去了，还是难以维持生计。生活无着，祖母被迫去了北镇城里的浆洗坊做佣工，父亲流浪到河西，给大财主“何百万”家当小伙计，开始做杂役，后来又下庄稼地，干了几年长工。
听父亲讲，这个大户人家是旗人，祖居奉天，后来迁到河西。大少爷游手好闲，庄稼不会，买卖不成，但偏爱鼓曲，结交了一伙喜爱八旗子弟书和东北大鼓的朋友。一进腊月门，农村收仓猫冬，便让长工赶着马车去锦州接说书先生（这一带称艺人为先生），吹弹、说唱，往往彻夜通宵。遇有红白喜事，盖新房，小孩办满月，老人祝寿诞或者出大殡，都要请来说书先生唱上三天两宿。招待的饭菜一律是高粱米干饭，酸菜炖猪肉、血肠。到时候，镇上的烧锅（酒厂）都要赶着马车，送过来几坛白酒。所以，艺人们有一套俏皮话儿：“有心要改行，舍不得白肉炖血肠；为啥不挪窝？烧酒随便喝。”
何家藏有大量的子弟书唱本和一些《三侠五义》《今古奇观》之类的闲书，都是由奉天文盛堂和安东诚文信书局印行的。父亲爱书如命，嗜读成性，在扶持大少爷过程中，趁着端茶、送水、递烟枪的间隙，经常能够读到各种书籍，晚间总是偷偷看书到深夜。由于有机会接触到子弟书这种艺术形式，从而培植下终生的爱好。
文化，作为联结社会交往的中介，人类创造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总和，它经常通过“获得性遗传”，对于人们的性格、气质、心理、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就这个意义来说，文化就是人化，人既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又是社会文化的制成品。
父亲年轻时，由于受到那些侠义类通俗读物的影响，加上血统里留存的“燕赵感慨悲歌”的基因，“社会的自我”占主导地位，时时追求他人的注意与重视，看重地位和荣誉；任侠尚义，爱打“抱不平”，喜欢管闲事，愿意出头露面，勇于为人排难解纷。由于他阅历丰富，知识面广，又能说会道，遇事总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因而村中遇有大事小情，红白喜事，或者邻里失和、分家析产，都要请他出面调停，帮助料理。这样，他就获得了一个“铁嘴子”的绰号。
迨至后来，年华老大，家道凌夷，生活负担加重，又兼几个亲人先后谢世，自己也半生潦倒，一变而为心境苍凉，情怀颓靡，“心理的自我”渐渐占据了优势，颇有看破红尘之感。他每年都要抽空儿到医巫闾山去进香，总愿意同那里的和尚、道士*掌倾谈，平素也喜欢看一些佛禅、庄老的书，还研读过医卜星相、五行、八卦之类的书，如《卜筮正宗》《渊海子平》《麻衣相法》等。由关注外间世务变为注重内在思考，由热心人事转向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他特别喜欢那些关照命运、感悟人生的诗词，苏轼、陆游、赵翼的诗句，经常挂在嘴边。像“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时平壮士无功老，乡远征人有梦归”；“众中论事归多悔，醉后题诗醒已忘”；“绝顶楼台人散后，满堂袍笏戏阑时”……
父亲虽然出生在关外，但他对祖居地大名，一向怀有深厚的情感，曾前后去过三次。有一次回大名，路过邯郸，他顺便到黄粱梦村的吕翁祠去转了转。听说，康熙年间有个书生名叫陈潢，有才无运，半生潦倒，这天来到了吕翁祠，带着一腔牢骚，戏写了一首七绝：
四十年来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
我今落拓邯郸道，要向仙人借枕头。
后来，这首诗被河督靳辅看到了，很欣赏他的才气，便请他出来参赞河务。陈生和卢生有类似的经历，只是命运比卢生更惨，最后因事入狱，病死监牢。
父亲对于陈潢，同情中也夹带着不屑，随手写了一首和诗：
不羡王公不羡侯，耕田凿井自风流。
昂头信步邯郸道，耻向仙人借枕头。
诗的后面，他又加了一个小注：“阮籍有言：‘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他还写过一些格调苍凉、韵味低沉的诗句。记得有一首《除夜感怀》七律，颔联是：“四屈三伸通变数，七情八苦伴劳生”，寄寓着对于人性、人生的感喟。在我的祖母和姐姐、哥哥相继病逝之后，他曾写过“晚岁常嗟欢娱少，衰门忍见死丧多”的诗句。
他除了经常吟唱一些悲凉、凄婉、感伤的子弟书段子，像《黛玉悲秋》《忆真妃》《周西坡》之类；还喜欢诵读杨升庵的《临江仙》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再就是郑板桥的《道情十首》：
吊龙逢，哭比干，羡庄周，拜老聃；
未央宫里王孙惨；南来薏苡徒兴谤，
七尺珊瑚只自残；孔明枉作那英雄汉——
早知道茅庐高卧，省多少六出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