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叶圣陶先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长达六十多年，时时处处为读者着想。他对出版物质量高度关注，并且严格要求；他亲自审改书稿，并且一丝不苟；他广泛听取意见，并且虚心接受。每一个编辑和出版人都应该像他那样重视出版物质量。
［关键词］叶圣陶 出版物质量 高度关注 审改书稿 听取意见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叶圣陶先生（以下称“叶老”）是我国著名的编辑家和出版家，他的编辑出版思想日益受到广大编辑和出版工作者的重视。在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叶老编辑出版思想的时候，我们深切感受到叶老对于出版物质量的高度重视，他的亲力亲为，精益求精无疑是出版行业的楷模。我们觉得，每一个编辑和出版人都应该像叶老那样重视出版物质量。
一、高度关注质量，并且严格要求
（一）思想上高度重视
我们常说，企业的生命是产品，产品的生命是质量。对于出版社来说，出版物的质量就是出版社的生命。叶老对出版物的质量一直高度关注，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出版事业急需快速发展的时候也不例外。1951年8月27日，他在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发表了《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奋斗》的讲话。他说：“从出版物中我们又可以看出辗转传抄、潦草塞责、牵强附会等等的毛病。多出些书是好的，但是多出些名异实同、粗制滥造的书是不好的。”［1］23他还说：“我们不是为出版而出版，我们应该出版有一定目的的书，出版的书并且应该有一定的质量，符合一定的标准。”［1］23-24他认为，出版事业要发展，不能只注重数量，也要注重质量，数量和质量应该二者兼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有一次在和时任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先生讨论出版计划和五年奋斗目标时，他说：“出版计划须数字与质量兼顾。无数字即不能准备物质条件，确定财务开支。单有数字而不及内容与质量，则提高出版物之说无由实现。”［2］147
叶老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长，在担任社长的同时兼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作为全国出版行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他不仅对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出版物质量高度关注和严格要求，而且对其他出版社的出版物质量同样高度关注和严格要求。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新书局编撰一部《新知识辞典》，因内容错误，《人民日报》发表了读者的批评，出版总署责令其收回销毁、毁版重排。就此事，叶老专门写信给他的好友——时任北新书局总编辑的赵景深先生，信中写道：“……此事所以如此处理，意固在恐其贻误读者。辞典之用，在释疑解惑，视一般书籍尤关重要，翻检而得谬解，流弊滋深。况其订正在解放之后，而谬误依然，混淆听闻，更为可虞。此间尝加研究，摘录其未妥之条目，据主其事者谓举例而已，未能悉备。今以研究报告一份附呈，至希察览。弟等以为与其零星补缀，招草率从事之讥，不如重行编撰，收认真出版之实。苟逐条加以审订，合正续编而为一书，果能确切精当，读者明识，必将誉之不遑，争相购置。如是则北新之名噪，而实利亦复不菲。……”［8］255信中内容情真意切，叶老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1951年，人民出版社曾经发动全社人员检查出版物质量，并且将查找出来的差错通过展览的方式公之于众，供社内外人员参观。他对这种做法表示赞同：“子野报告人民出版社检查出版物之经过。彼社近发动全体人员为此事，结果发现粗疏错误至多，皆一一书之，陈列为展览会，供社内社外观之。观者已逾二千人，皆从事出版工作者，影响必不小。今后将书其经验，遍告各地出版社，若能各自检查其出版品，于编辑出版必能有所改进。”［2］159在他的领导下，1951年年底，新闻出版印刷工会多次召集报社、出版社、印刷厂、书店等部门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座谈、部署如何“消灭错误、提高质量”。为了减少教科书中的差错，1952年年初，在叶老的主持下，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了检查科，要求新编的教科书必须经过检查科检查后才能发稿。
（二）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
叶老认为，作为出版家，应该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应该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甚至为了社会效益而不惜损失经济效益。他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不存私心的严正的批评》一文中说：“假如我的书有一点儿可取，那么，即使在‘大倾销’的浪潮里落了伍，从事营业竞争的出版家固然吃了亏，而编书的我却堪以自慰了：对于少数读到我的书的儿童，我总算贡献了一份微薄的礼物。反过来，如果我的书绝无可取，或者竟是有害于儿童的毒物，那么，即使在‘大倾销’的浪潮里占了先，从事营业竞争的出版家固然利市十倍，而我的粗制滥造之罪且将终身莫赎！”［5］
（三）从源头抓起，从选题抓起，从书稿抓起
叶老认为，重视出版物质量应该从源头抓起，从选题论证抓起，从书稿的编撰和编辑抓起。作为一社之长，对于一些不满意的书稿，尤其是那些东拼西凑的书稿，叶老常常痛心疾首，深感自责，并责令有关人员重新编辑。有两部书稿曾经对叶老触动很大，一部是供师范学校使用的《教育概论》，叶老看过之后发现“此稿以抄集诸书而成，体例不纯，品质凡下”。于是召集有关人员讨论研究，“最后决定再请柳湜详加权衡，如此之书可否流行于社会间，且供师范学生研读。”［2］146另一部是由人民出版社转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部翻译稿，“系翻译苏联之微积分学，亦已排成清样，页数甚多，而错误百出，非唯不通数学，亦且不谙常识，考其译者，则某大学之数学教授也。如此之译本当然不能出版。察其致此之由，殆是此教授居迻译之名，实际翻译工作则由劣手为之，迻译既成，未加审核即谋出版。”［2］146叶老认为，之所以出现东拼西凑、错误百出、品质低下的书稿，关键原因是作者和编辑对出版的态度都很不严肃，可见重视出版物质量任重道远。为此他由衷感叹：“今日所究二书稿之事，皆见作者之间，各机关之间，于出版一事，态度甚不严肃，大违我人所称提高出版物质量之旨。欲求纠正此风，亦大需斗争也。”［2］146
二、亲自审改书稿，并且一丝不苟
（一）审改书稿，乐在其中
叶老不仅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出版物的质量，而且付诸行动，亲自审改书稿，并且乐在其中。审改书稿似乎是他工作甚至生活的一种常态：“下午，为同人语文学习组讲话。取不妥文字一篇，一一指其谬误。诸君或未必有此意兴，甚且以为此是小节，不讲亦可。余唯愿于业务上略有所助益也。”［2］3，“下午，复取初中自然地理改之。回家晚饭后复伏案，毕一章。诸君下笔均欠精细，然余之改笔亦未必尽可靠，不过较为修整而已。”［2］207叶老的孙女叶小沫对此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她回忆道：“小时候，我天天能看见爷爷戴着老花镜坐在桌前改稿子，常常在饭桌上听到他和爸爸讨论正在修改的文章。好几次，我看见爷爷一早从他的房里出来，走到爸爸的床前，说他昨晚躺在床上想，他们讨论的文章中，有一句话还是换个词儿比较妥当。爸爸一边应着，一边起身来到书桌前，按爷爷的意思把那句话改过来。”［3］
（二）字斟句酌，一丝不苟
编辑在审稿时，必须保持严肃认真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对出版物质量的有效保障。叶老在教师一职上曾经工作多年，当他到编辑岗位时，他把在讲台上多年养成的严肃作风带到了编辑出版工作中。他对文章语法修辞的使用，甚至是每一字一句、每一个标点都进行反复、严格的检查；对不通顺的句子进行反复琢磨，力求文从字顺，就连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也对叶老一丝不苟的审稿精神赞不绝口。他在《怀念圣陶先生》一文中说：“圣陶先生看稿子真是当得起‘一丝不苟’四个字，不但是改正作者的笔误，理顺作者的语句，甚至连作者标点不清楚的也用墨笔描清楚。从此我自己写文稿或者编辑别人的文稿的时候也都竭力学习圣陶先生，但是我知道我赶不上圣陶先生。”［4］
（三）眼睛要看，嘴里要念
叶老主张，在审稿的过程中，不仅要眼睛看，还要嘴里念。他说：“我主张不但要看，还要念，因为念它几遍，很容易辨别出全篇的语句写得是否流畅。”［1］39他还说：“写稿的自己好好儿念一遍，就是自己先来检验一下，写下来的那些语言上不上口，顺不顺耳。也可以说，就是自己站在旁人的地位，把自己的语言念一念，听一听。要是不怎么上口，不怎么顺耳，必然是语言有毛病，就得修改。人家了解咱们的意思单凭语言，语言有毛病，怎么可以不修改？”［6］53为了集思广益、精益求精，他常常带领教材编写者一起集中通读书稿、共同讨论，甚至亲自朗读课文，大家一起逐篇逐句地研究。 ［2］207-208
（四）严格要求，精益求精
由于中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决定了他们对教科书中的某些错误缺乏鉴别和判断能力，因此，教科书中存在的任何错误都是不应该的。叶老常常对教科书中的错误给教师带来的麻烦和给学生造成的伤害深感遗憾、惋惜和担忧。有一次，他“参加地理组之组会。灿然细看初中外国地理课本，发现错误及文理不通处甚多，为地理组同人讲之，亦期其提高识力之意。”［2］131可是令他无比遗憾和惋惜的是“其书业经销行，方在误人子弟，且使教师增许多麻烦。虽从今尽可能为之修订，过去之失无可逭矣。”［2］131对于教科书，他都要亲自审改，常常因为“发稿期已近，而稿未写就，审稿未能精，提高质量徒成空谈，余殊感不舒……”［2］196。叶老认为，“提高课本的质量，主要经验有三条：一是多调查多研究，要着重效果，分析原因；二是多向老师请教，因为他们是实践者；三是在工作中锻炼，不断地提高编写的能力。”［7］97
（五）尽可能为读者着想
叶老认为，作为一名编辑，无论是写文章，还是选稿、审稿，都要尽可能为读者着想。他要求我们“写文章要顾到两个方面：要约束自己，要顾到读者。自己要尽可能写得准确、鲜明、生动，念起来上口，听起来顺耳。要站在读者的地位上着想。”［6］157他提醒编辑，选稿时要有主意，但不要有成见。他说：“我们要有主意，就是要为对象好好服务。我们不能有成见，就是要摸清他们的需要，认清他们的程度，多方兼顾，恰如其分，选定需用的稿件。”［6］139叶老告诫编辑：“稿件决定用了，还要作一番必要的加工，使读者读起来不吃力，不发生误会，不至于受到语言运用上的不良影响，也就是说，要尽可能为读者着想。”［6］132
叶老认为，编辑在审稿时要时时处处站在读者的角度，了解读者的需要，节省读者的时间，不要给读者增加负担，不要把读者带入歧途。例如，他在《毛主席著作成语典故解释》书稿审阅意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稿子各条的末了一节，我们以为全是多馀的，徒然耗费读者的心力和时间，没有给他们什么启发。”［7］60他接着还说道：“编辑这部稿子的目的，应该是帮助工农兵读者（假设是初中水平）理解毛主席的原著。所列的条目，应该是他们需要查的，这些条目搞不清楚，他们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原著的意义。他们不需要查的，决不会想到要去查的，列入了就是多馀。至于给所列的条目作解释，应该极其简单明瞭，适可而止，就是说，读者靠此能够正确地理解原著的意义了就行，不必要广征博引。广征博引带来了许多正确地理解原著所不需要的东西，给读者加上了不必负担的负担，而且有可能引导读者走上钻牛角尖的歧途。”［7］62
三、广泛听取意见，并且虚心接受
（一）集思广益
叶老对教科书中的问题和缺点非常重视，特别希望听取专家、教师和广大群众的意见。叶老在《一年来的出版工作》一文中写道：“谈到教科书的内容问题。老解放区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受着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不免有许多缺点。课本（特别是语文课本）印出去以后，在教育界发生了两种情形：一种是无条件信任新编的课本，以为内容绝无问题；另一种是心里不满意，可是不愿意公开提出批评，只在暗地里嘀咕。通过《人民日报》的《图书评论》，发表了对新华版国文史地课本的批评，这才打破了对教科书不开口不批评的风气，也纠正了无条件信任的偏差。本年又将一些课本大体重行改编过了，在改编中曾经征求专家和有代表性的教师们的意见，做得虽较审慎，但是还不能说已经十分妥切了。对于教科书的内容应该特别重视，因而对于教科书的批评是应该特别受到欢迎的。只有通过群众的意见，才可以把教科书这一工作做得更好。”［7］23为了广泛听取教师们对教科书的意见，叶老曾经亲笔给十几位教师写信，请他们审读初中语文教本第一册，“俟彼等提出意见，尚须开一座谈会，然后再加修改。其他教本亦复如是。集思广益，以前所未有也。”［2］21
对于社会各界对教科书所提出的批评意见，叶老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同人们虚心接受并诚恳的表示感激。1951年2月18日，叶老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书报评论》上发表了《敬答各方面对于教科书的批评》的文章。文章写道：“对于所有写文章写信的同志们，我们诚恳的表示感激。我们的工作做得粗疏，由于同志们的帮助，得以纠正一些，改善一些，这应当感激。学生们读的是些距离完善还远的教科书，由于同志们的帮助，得以或多或少的减少那个距离，这尤其应当感激。我们人手少，不能够赶早给同志们去信，除了表示感激而外，再把我们怎样接受批评，怎样另有意见，怎样心有余而力不足，详详细细的说一番。现在先在这篇文章里总说一说，希望同志们都能看到这篇文章，并且能鉴谅我们的不得已。”［2］94-95
（二）各个环节、各方人员，都能重视出版物质量
出版物的质量不仅包括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而且包括设计质量和印制质量。叶老认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不仅是编辑的责任，也是绘图、设计、排版、印制等人员的职责所在。他希望图书出版的各个环节、接触书稿的各方人员，都能重视出版物质量。1950年5月5日，他在新华书店华北总分店第三次分店会议上讲话时说道：“认真检查书籍的内容，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要集合大伙儿的力量来干。编审方面的同志固然要特别留意，就是发行、会计等方面的工作同志，如果发现我们出的书内容有不当之处，就是一句话一个字，也应当提出来。你不发觉我发觉，我见不到他见到，各方面的同志都能够这么做，我们出的书，质量就可以逐步提高了。”［7］11
叶老认为，“对于书刊中的每一个词句、每一幅画片、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采取极端负责的态度。”［1］26不仅是文字、插图、标点符号、数字用法，甚至是排版、印张、价格等，他都要细致研究，时时处处为学生着想、为老师着想、为读者着想。
叶老非常重视课文中的数字用法。1954年，辛安亭先生写了一篇题为《课本中的数字使用问题》的文章，叶老在为这篇文章写的按语中说道：“书本里列入一些数字，一要正确可靠，二要体例一致，三要想清楚为什么要这些数字。……咱们往后再不能看见数字就抄，像我们苏州人说的‘拉在篮里就是菜’了。别处的数字只是咱们的原料，咱们对这一堆原料必须先作一番审查、整理、选择的工夫，把它化为当前合用的材料，然后写在咱们的书里。编课本应该如此，写旁的书也应该如此，因为出版物决不能徒乱人意，尤其不能让人上当。”［7］33
叶老非常重视书籍中的绘图。他认为：“书籍里有些图画，决不是装饰和点缀，虽然每一幅画都要求它美。图画跟写在书里的书面语言有同等的重要意义。书面语言缺乏思想性，写得不正确，不周密，对读者就没有多大好处，有时甚至有害处。图画也一样。……书籍里的图画是跟书面语言配合起来交给读者的，读者从书面语言同时从图画得到理解和领会，因而提高他的知识技能，深化他的思想感情。只要哪本书里应该有图画，那本书里的图画就得跟书面语言合成有机体。”［7］40
叶老还非常重视教科书的排版。有一次，他为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排版方式而大费心思：“此第一册各课均须附图，图与文字之安排必须相配合。字大，图之地位即无多。一课不能尽于一面，则须占两面。如是则页数增多，书之售价增高，加重学生家长之负担，且增加纸张之用量。此等事在写稿时皆未顾及，今将付排始加考虑。”［2］214
出版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是文化成果记载、传播、积累、传承的重要载体。作为文化产品内容的选择者、加工者和推荐者，编辑要始终坚持出版物质量第一的原则，每确定一个选题，每加工一部书稿，都要忠实履行编辑的把关责任。出版物质量应该是一项常抓不懈的工作，质量就像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利剑，我们对质量要常怀敬畏之心。只要我们每一位编辑、每一位出版人都能像叶老那样重视出版物质量并且严格要求，像叶老那样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地审改书稿，像叶老那样集思广益、广泛听取意见并虚心接受，那么，我们的出版物质量就一定会有很大的提高。
注释：
［1］叶圣陶.叶圣陶出版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
［2］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三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3］叶小沫.值得永远干下去的职业——纪念爷爷从事编辑工作90周年.中国编辑，2014（1）：23-25.
［4］吕叔湘.怀念圣陶先生.新文学史料，1988（3）：22-25.
［5］叶圣陶.叶圣陶散文·甲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252-253.
［6］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叶圣陶集：第十七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7］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叶圣陶集：第十八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8］叶圣陶.叶圣陶集：第二十四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参考文献：
［1］郭璨. 叶圣陶教育出版思想刍议. 出版广角，2013（4）：88-89.
［2］致全国编辑工作者的倡议书. 中国编辑，2007（2）：4-5.
（作者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