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编辑

［摘要］生活书店的生产合作社体制与民主集中制的管理模式，在当时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创举，体现了邹韬奋进步的管理思想与实践经验；同时，他的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严于律己的管理者表率作风，对于营造风清气正的企业环境，提高企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生活书店 邹韬奋 管理思想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2015年11月，是伟大的爱国者、我国现代进步新闻出版事业的杰出代表邹韬奋先生120周年诞辰，新闻出版行业及社会各界隆重纪念韬奋先生，学习宣传韬奋精神。韬奋精神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内容是“竭诚为读者服务”，而事实上，韬奋精神是丰富的，涉及新闻出版事业的诸多方面。其中，他的管理思想与实践也是非常出色的，对当前的新闻出版事业仍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一、 绝无仅有的创举

20世纪30年代末，是韬奋先生主持的生活书店的鼎盛时期。生活书店一度拥有56家分支店，是全国拥有分支机构最多的书店，也是年度出书量最大的出版机构。生活书店的崛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生产合作社”的体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韬奋研究专家、著名新闻记者穆欣曾指出，生活书店的“生产合作社”体制，“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企业里，算是绝无仅有的做法了。”［1］

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原本是邹韬奋和胡愈之等人出于应对《生活》周刊被查封危险时的一个安排。当时，他们很担心国民党当局查封周刊，为了应对不测，决定创办生活书店，以便届时可以利用生活书店继续开展出版业务。书店开始筹办时，韬奋就做出了一项创新设计，决定采用生产合作社的体制来办一个具有民主特点的实体。他指出：书店不是任何个人借以牟利的私产，而是全体职工以劳动所得共同投资的文化事业机关。书店的章程为此做出了三项原则规定，即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

在胡愈之等人的协助下，韬奋对生活书店的投资主体做了十分富有新意的安排：原来《生活》周刊社投入生活书店的资金、资产折算成货币，以原先在职的20余名工作人员过去所得工资总额多少计算，按比例作为这些职工入股的股金。他们规定资本每股10元，包括韬奋在内，任何个人的股金都不得超过1 000股；入股不到此数的职工每年将所得一部分红利加股，加到上限股金额度。除短期的雇员外，凡是店中员工任职在6个月以上的都有做这个“生产合作社”社员的资格，也就是书店的股东。新进员工，从任职6个月起，每月从其工资中扣除10%，至入社满一年时，再行并计，成为新增加的股份。社员缴纳股份后可以享受股息。在每年总决算后，除应当提出的公积金、社会福利金和员工红利外，由社员大会依照营业的利润盈余，讨论决定按股分配股息。店内经济完全公开，每年都有会计师查账证明。“总之这个生产合作社的原则，以社员共同投资，经营出版事业，促进文化生产为宗旨，除用在服务社会事业上的费用外，所得赢利归于全体。这虽不能算是合于理想的办法，但至少已没有谁剥削谁的存在，各人一面为社会服务，同时也为着自己工作。”［2］624

生活书店的生产合作社体制，在当时，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创举。其时，在上海的中国人办的企业，要么是私人家族公司，要么是股份公司，还有就是官办的公司、社会团体的公司，完全做到“劳者有其股”的利益共同体，而且不让“一股独大”，杜绝了个人资本和私利扩张的可能，生活书店可谓独创。尽管这种体制可能会对吸引更大投资、实现资产扩张带来关门主义，也可能会带来新的层面上的平均主义，但它保证了劳动者的完全权益，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必然极大增强。何况，生活书店当时正在创业阶段，又处于特殊的战争环境下，绝大多数员工迫切需要的是生存和安全，这种民主体制让他们有了非常强烈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再者，作为轻资产的出版企业，对于更大投资需求并不突出，故而生活书店的事业在当时有了相当迅速的发展。

当时，与绝无仅有的体制创举可能同样是绝无仅有的，就是生活书店采取的民主集中制的管理模式。店里的事情都是由全体员工公开商讨，每一位员工都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每一个人都有表现见解的机会。为了保证员工切实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书店内部设有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三个领导机构。理事会的职责是商定关于经营上的重大事情，人事委员会是商定关于人事方面的待遇和奖惩，监察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查阅账目。三个机构的成员都由全体员工民主选举产生。此外，还有全体员工组织的自治会，共同处理关于同人的卫生、娱乐及教育等问题。随着事业的发展，各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变得稍微复杂起来，韬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集体领导，个人负责”的办法，要求各分店负责人要具体处理好各项事务，不能事事推给各个委员会，而只需根据领导机构所定的原则去执行，切实认真负起责任来。

生活书店有着严明的工作纪律。韬奋自己和普通员工们一样，每天上班签到，每月领取工资。店内工作时间实行严格管理，上班时间不准办自己的私事。书店进人也严加管理。所有员工，除极少数是依据事业需要而聘请来的特别人才以外，其余都是经过考试手续进入的。在他的率先垂范下，全店形成了风清气正、积极工作的良好风气。

对于店内的民主管理，韬奋有一番相当明确的说明，他说：“所谓民主精神，可分三点来说：（一）须有参加讨论的雅量，即讨论时须能平心静气，遇有与己不同的意见，亦能虚心倾听，不要意见不合就发脾气，或结成冤家；（二）须有服从多数的习惯。讨论的时候尽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作热烈的讨论，但一经多数通过，即须服从决议，不应口是心非，或尚存侥幸之意，甚至另作捣乱企图；（三）须有集体责任的认识。任何事一经领导机构决议之后，任何参加者都须共同负责，即所谓集体责任。”［3］617韬奋此番民主管理的思想和做法，放在21世纪今天的企业管理上，也许可以说不足为奇，然而，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他一手创立的“生产合作社”里，作为企业的最高领导人，他竟能提出如此具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管理理念和细节要求，不能不令人叹服。

生活书店的老员工袁信之曾经这样回忆韬奋的民主管理，他说：“韬奋同志在吸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立即采取了几项沟通上下声气的措施。一个是规定每月举行一次全体同人参加的茶话会，韬奋同志希望大家在会上畅所欲言，从改进业务、交流工作经验直到相互批评，末了往往还要加一点小小的余兴，象讲一个故事，说一个笑话等等，使大家尽欢而散。” ［4］248

韬奋的民主管理不仅建立在利益共同体的民主体制上，也是在良好的企业文化环境里开展起来的。企业内部不仅在利益上实施公平分配，使得人人心情舒畅，在人际关系上还提倡和谐友善，使得员工们养成良好的精神状态。老员工钱小柏回忆道：“我一进入由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书店，有不少事情都觉得新鲜，因为与过去在别的单位里工作时完全不同。生活在生活书店，比在任何其他单位都要舒畅愉快。整个书店从上到下，都是目标一致，亲如兄弟。人人都为这个进步文化事业自觉努力，真正做到各尽所能，废寝忘食。譬如一般单位都要八小时工作，生活书店规定每天七小时工作，但如果工作未了，往往会忘我地八小时、九小时做下去，直到完成任务才停。又如为了要使刊物准期出版，包括韬奋先生、金（仲华）先生在内，我们都会整夜泡在印刷所里……从来没有人说一句怨言，发一句牢骚，更没有人偷懒。大家都有充分的责任心，干得既情愿又愉快。”［4］452

韬奋对员工情绪的重视和管理，事实上就是一种价值观管理。价值观既体现在书店的大事上，也体现在许多工作细节中。韬奋特别注意用细节管理来传递他所提倡的价值观，从而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环境。生活书店许多老员工都难忘韬奋“锯凳脚”的故事。员工们怎么也没想到，一天，韬奋带人拿着锯子等木工工具来到办公室，替所有员工改造座椅的凳脚。他按照每个员工身材高矮、视力强弱的不同，锯去长短不等的一截，使他们在伏案工作时不致因为弯腰贴桌过于吃力而有碍健康。说起来这是一件小事，可像这样的小事在韬奋身上不胜枚举。韬奋一直处于紧张繁忙的编辑、写作、联系作者、服务读者以及对外交涉等工作中，他却能一丝不苟地切实操持这些细节管理，使得许多生活书店同人终身深情地感念。

在管理学上，韬奋所实行的管理方法可以归入以人为本的行为管理学派。可是，以人为本、行为管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年才逐步形成一个比较热门的学派，而韬奋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这样去实践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源于他人生观、思想高度和事业理想而形成的，也是他高尚品格的具体表现。韬奋的管理思想与他“永远立于大众立场”，追求公平正义的民主理想的思想情怀是高度一致的。生活书店的事业之所以能那么迅速的扩张，书店内部之所以有那么难得的凝聚力，首先与韬奋新闻出版事业的思想情怀、事业理想有关，同时与他设计的民主体制和实施的民主管理分不开。正如孙起孟所说，韬奋主持生活书店成功的秘诀，“就是实行事业的民主，以大众的事为主，不以个人的事为主，这是他事业理想的民主；以参与事工的干部为主，不以自己为主，这是他事业管理的民主。”［4］181

二、 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

真正懂得企业管理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懂得企业的人才管理。企业的人才管理，首先是对所有人员的管理，然后则是对有专长的人才的管理。韬奋一直十分强调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

他非常关心员工的情绪状态。前面说到的书店每月与员工们开茶话会，就是一种观察情绪、调节情绪的做法。韬奋还倡导成立员工读书会、演讲会，在书店员工中营造一种积极向上、健康交流的文化氛围。平时他对各位员工的思想情绪很注意。譬如，有的员工热衷于搞社会活动而放松业务学习；有的读书看报不够，有事务主义倾向；有的不够注意同事关系，提出批评意见常常出于冲动，韬奋就会及时进行善意的提醒和诚恳的规劝，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表现，对事不对人地提请大家一起讨论。韬奋诚恳地对大家说：“我们这一群，是为着进步的文化事业而共同努力，我们是同事，但同时也是好友。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有着深挚的友谊；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有着深厚的同情，亲切的谅解，诚恳的互助。亲密恳切的友爱应该笼罩着我们的整个的环境。”［3］705-706又说：“我们以兄弟，同伴的情谊，自己实行对自己的检举，同时也对自己的同伴，亲切而又严肃的给以批判，不论大小，具体的拿来讨论。”［5］ 韬奋对待员工的态度可谓既热情友善又严肃认真，还非常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俨然是在带领一支战斗的团队。

韬奋对于改善员工的生活状况相当尽心尽力。他非常注意员工的薪资，该加工资时就加工资，该加医药费时就加医药费，并定期进行员工健康检查。书店在上海租了一幢宽敞的楼房作为书店员工宿舍，改善员工的生活水准。这是在当时上海同业的员工中引起很大羡慕的事。在武汉，书店也是把当时通风好、光线足的二层楼大房间作为单身员工的集体宿舍，同时让夫妻一起来到武汉的员工住上小单间。韬奋考虑到许多员工孤身随店从上海迁来武汉，心情难免郁闷，决定要提高员工的伙食标准，以酬辛劳，安慰情绪。为了解决留在苏浙沪一带的家属来武汉团聚，书店还给回去接家眷的员工支付全部往返交通费用，并准假一个月不扣工资。当时一位普通员工往返路费需要二三百元，是书店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一决定发布后，大家都很感动，有人还落下了眼泪。

韬奋与他的重要助手杜重远、徐伯昕、孙梦旦等人的深情厚谊也十分令人感动。

1935年8月，韬奋由美国回到上海，下船后将行李交给前来迎接的妻儿，未及与妻儿说话，立即“眼眶里含着热泪”直接去探望被国民党当局判刑囚禁的杜重远。自《生活》周刊被查禁后，杜重远主编《新生》周刊，因为发表了一篇《闲话皇帝》，触怒了日本驻上海的领事，居然导致国民党当局封刊抓人，将主编判刑。韬奋为此提前结束国外行程，赶回来声援抚慰战友杜重远。随后，韬奋又直奔生活书店，和阔别多时的同事们欢聚。欢聚中，听说在家主持店务的徐伯昕劳累过度，染上严重的肺病，他当即赶往徐家探望，不由分说，决定马上把徐伯昕送进疗养院治疗，竟然使得徐伯昕半年后大病得以治愈，重返生活书店领导岗位。

1939年，当初与韬奋、徐伯昕一起接办《生活》周刊的孙梦旦，年方29岁，因肺病治疗无效不幸去世。韬奋无比悲痛，撰文《悼本店同志孙梦旦先生》，他深情地写道：“在本店失去一个忠实的同志，在文化界失去一个得力的伙伴，这种损失是很可痛惜的。”他追忆孙梦旦“十六岁时即加入刚创办的《生活》周刊社。在最初数年中，因经济基础薄弱，事多人少，又无力添人，固然无所谓星期日或假期，夜里总要工作到十二时以后才勉强休息。今日追想梦旦当时共艰苦不但无怨言，而且忠于职务，勤奋异常，更不胜其哀痛！”“梦旦生平最使人不能忘的是对公务的责任心”“自动通宵办公不息”“他没有想到太不顾及健康，终究还是事业和社会的更大的损失”。韬奋悲痛之时，还不忘叮嘱全店同事：“努力事业，同时还须保卫健康，这是我们大家所须特别注意的。”［3］88-89韬奋在悼念不幸早逝的同事的同时，不忘对店内员工的关心爱护，嘤嘤之声动人，增强了员工之间的团结友爱。

韬奋对同事的深情厚谊不仅表现在对待重要助手的态度，也一样表现在对一般员工遭遇不幸时的态度上。他在店内一直都在提倡彼此间是同事，也是好友。他说：“友谊是天地间最可宝贵的东西，深挚的友谊是人生最大的一种安慰。古人曾有‘得一知己，虽死无憾’的话语，也是形容真切友谊的可贵。古今从友谊中不知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3］705

1936年11月，生活书店的年轻编辑王永德因患伤寒不幸去世。韬奋亲自送他入棺，失声痛哭，并撰写了充满感情的《悼王永德先生》一文发表在《生活星期刊》上。7年后，韬奋在临终前抱病撰写《患难余生记》时，又一次详细介绍了王永德所作过的贡献。1940年2月，生活书店昆明分店经理毕子桂患盲肠炎，因敌机轰炸，手术延误致死，时年仅25岁。韬奋非常悲痛，撰文《痛悼子桂同事》，文章里可以感触到韬奋对同事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他写道：“2月2日我看到昆明分店子桂患急性盲肠炎入院割治的急电，如晴天霹雳，忧心如焚，……当即托渝友介绍昆明名医助诊……此后我们时刻盼望着有好消息来。六日昆明第二次来电报告子桂病危，在挽救中。当即复急电：‘桂病危切念，请尽最大努力救治，续情电告’。……我们都时刻在提心吊胆地苦心拯救这位‘文化战士’的宝贵生命。七日接昆明第三次来电，报告子桂危甚。我七日夜间忧念不能安眠……”八日清晨韬奋接到毕子桂终于不治病亡的电报，“踏入房间，泪如泉涌，绝对料不到子桂这样短命，不禁为文化事业万分痛惜。”［3］671 这一番感情可谓痛彻心扉。虽然他们之间只是一般的同事关系，韬奋却犹如痛失亲人一般哀痛，表现了他崇高的同志之爱。这样的同志之爱，“笼罩着我们的整个环境”，感动了全店员工，多少年后许多员工都还记忆犹新。

韬奋在思想上、生活上对员工的关心可以说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然而，对员工的管理，他照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韬奋要求员工忠诚地为读者服务，做事“总是要认真，要负责”，绝对不可以马虎。为此，生活书店制订了员工办事规则，每一位员工在自己的岗位上都有章可循。譬如，强调卖书的员工不可以不知书，不可以读者一问三不知。对于干部，韬奋的要求则更加严格全面。他提出了两句著名的口号，即“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他认为两者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干部就是应该具有办事技术的能手，否则是干不好的。他要求干部必须有“对于人事方面的大公无私，是非明辨的精神，必以事实为根据而不以私人的感情为标准：这是主持事业者主要的基本态度。”［3］648他指出，社会中有些机关喜欢援用亲戚，结果是害多于利；还要注意不能让员工私人的友谊影响工作，以免影响干部公正的判断和公平对待人才。这些要求都实实在在，入情入理，可以直接用来指导书店干部员工的日常生活。韬奋对干部员工的要求，都是为了给书店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韬奋最大的希望就是吸纳人才、用好人才、人尽其才、爱护人才、留住人才。他说，凡认真爱护事业的人，都应该诚心诚意地爱护干部。他提出的措施相当具体：1.要注意干部的需要和困难，需用最关切的态度，尽力帮助解决；2.要注意教育干部，使他们的天才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3.要注意分配干部以最适当的工作；4.要注意保护并增进干部的健康；5.要注意提拔干部；6.要注意奖励干部；7.要注意使干部能有机会尽量贡献他的意见，并虚心考虑他的意见；8.要注意使干部没有内顾之忧和后顾之忧。其中，韬奋对于第2条关于“使干部的天才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说得相当振奋人心，他说：“我们要注意教育干部，使他们的天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他有十分才干，我们要他的十分才干都发展出来；他有百分才干，我们要把他的百分才干都发展出来。我们要不让他的天才有一分一毫埋没掉。”［3］648

韬奋还十分重视把好书店的进人关。他说：“我自从全权主持《生活》周刊社之后，始终坚决地不介绍自己的亲戚，也可以说不用私人的任何关系而作为用人的标准。这也许有人要觉得矫枉过正，但是，为着扫除封建余毒，宁严毋滥。”［3］734韬奋坚持进人必须经过考试，解决了进人没有程序，容易形成亲疏帮派关系的问题。他对新进员工考试的主要要求是有实在的本事和一定的政治认识，此外，以具有中学毕业的青年为主要对象。考试办法相当严格，要经过几个轮次的考察筛选，直到试用6个月后，才能最后确定是否正式录用。韬奋作为总经理，再忙也要亲自参加招考工作。他常说，这是请“老板”进来。因为新员工一旦录用，就可以通过薪酬配股成为股东，所以用人不能马虎草率。其实，更为重要的是，严把进人关，既使得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上进青年得到就业的机会，从此走上从事进步文化事业的道路，也使得企业能够吸纳到真正需要的人才，壮大人才队伍，更为重要的是，这将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企业环境，提高企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三、 管理者的表率作用

一个企业的最高领导人，他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对于企业管理的效果固然非常重要，然而最重要的，还在于他能否站在企业整体利益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自己或少数人利益的立场上实施管理，此外，在他对被管理者提出要求时，自己能否跟大家一样按照要求去实行。也就是古人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现在人们常说的，领导人一是要出以公心，二是要率先垂范。

韬奋最初还只是两个半人组成的《生活》周刊社的主编，那时，他是以自己优秀的品格、充沛的热情和出色的专业能力来领导和影响同人。随着事业的发展，生活书店发展成为拥有四五百名员工跨地区经营的较大型企业，这时，韬奋作为企业最高领导人需要面临的问题则要复杂许多。

首先就是能否出以公心。韬奋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生产合作社体制的提出，领导与职工平均持股，顿时就解决了谁为谁打工的问题。按说，要说真正的公平，就应当按劳分配，理应由最先创业并作出巨大贡献的韬奋等人持股最多，按股分红他们也应当获利最多。但是，韬奋出于自己的理想，为了事业的长远发展，为了团结广大的员工，还由于他不敛私产的理念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带头放弃了自己应得的资产，只是按岗位取薪酬。这就从最根本的利益上，消除了与所有员工发生芥蒂和隔阂的可能性。而作为与这一体制相适应的管理模式，韬奋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管理。而这里的集中，并不是最后把权力集中到他这个总经理手上来，而是集中到书店全体员工选举出来的三个领导机构，在机构内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形成最终决议。他是把手中应有的权力都交给了民主，剩给他自己的只是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的权力，是按照集体做出来的决议努力工作的权力，还有就是员工们对他由衷的敬佩和追随。艾寒松的一番评价颇具代表性，他说：“先生一生尽瘁文化事业，持身清廉，毫无私蓄，且亦从不计及个人利益，在《生活》周刊及生活书店先后工作十余年如一日，大公无私，丝毫不苟，律己严，待人宽，诚恳坦白，对青年倍加爱护。”［4］46

韬奋对于生活书店同人们的影响，不仅在于他大公无私，不计个人利益，还在于他率先垂范的领导作风。在《生活》周刊，韬奋全身心投入工作，日夜忙碌，做到深夜还舍不得走，他的妻子沈粹缜曾经同他开玩笑道：“我看你恨不得要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在生活书店工作期间，要求所有人都按时签到上班，他也不例外。老员工袁信之回忆道：“韬奋对别人要求很严格，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记得有这么一件事，足以说明韬奋同志的高度责任感和‘公而忘私’的精神。有一天，他从家里出来，匆匆地踏上一辆人力车，忽然听到一声微小的金属落地的声音，检视之下发现原来是他手上的一枚结婚戒指丢了，但一看离上班时间已很局促，估计如果回去找戒指，势必就会迟到，在这时候，他决定不去找戒指，赶着上班去了。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在常人却是不容易做到的。”［4］232

前面曾说到韬奋关心随店搬迁到武汉的员工生活状况，尽量给大家安排在通风好、光线足的二层楼上，带有妻子的还能安排有小单间居住。可是，韬奋和店里的其他几位负责人，却一起挤住在一间大房间里，让员工们很是感动。韬奋决定为急于回江浙沪接家眷的员工提供路费，安排请假。可是，员工们都知道，韬奋的妻儿那时都还在沦陷后的上海，他全身心投入抗战文化的活动中，每天忙碌得难得有喘息的时间，一时还顾不得把妻儿接过来，却能惦记着帮助员工们满足家人团圆的愿望。很多员工心里既感动又不忍，对韬奋的敬重之情愈发深厚。

韬奋更是以他的勤奋工作、刻苦学习为全店员工做表率。他的勤奋工作是有口皆碑。从《生活》周刊单打独斗做主编发展到生活书店全面管理，统帅56家分支店，韬奋完全是马不停蹄、夜以继日、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让员工们从心底里佩服他们的总经理。韬奋的刻苦学习，对于全书店员工几乎是笼罩式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几乎是笔不离手、孤灯疾书，常常是手不释卷、谈笑鸿儒。在许多日子里，韬奋几乎是文章天天有，见识时时新。员工们和许多读者一样，新的一天开始，一个强烈的期待就是读韬奋的文章。在如此巨大的榜样面前，员工们谁不爱读书都会感到愧对他们的总经理。

四、 结语

大量的事实表明，韬奋是一位杰出的文化出版企业管理者。他的管理杰出之所在，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管理的出发点是杰出的。他“永远立于大众立场”，追求公平正义民主的社会理想的思想情怀，是他管理事业的出发点。韬奋是这样来看他和同人们所从事的事业的，他说：“我们这一群傻子的这一个组织，所以要这样挖空心思来尽量使它合理化，目的却不是仅仅为着我们自己，我们要利用这样的比较合理的组织，希望能对社会有更切实的贡献。我常勉励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我们是在一个血腥的黑暗的时代，如不为整个社会的前途努力，一个机关的内部尽管如何充实，如何合理化，终不免要受黑暗势力的压迫摧残的。我们这班傻子把自己看作一个准备为文化事业冲锋陷阵的一个小小军队，我们愿以至诚热血，追随社会大众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2］625很显然，韬奋从事文化出版事业的出发点是崇高的，是高出同时代其他文化出版企业管理者同道的。从这一出发点出发，他通过体制设计、制度建设，在企业管理上摈除了管理者存在个人私利的可能，从而确保了企业发展的方向，使得其管理效率倍增，事业实现了蓬勃的发展。

管理者的出发点固然十分重要，可是，企业管理还有许多规律性问题需要切实把握好。

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因为，倘若管理只是一门科学，那么，科学的管理方法任何企业克隆起来并非难事，为什么同一种方法实践的结果却常常大相径庭？可见其中还有奥秘。奥秘之所在，主要在于这是一门艺术。

在管理学看来，管理之本是管人，管人之本是管心，管心之本是管己，管己之根是待人。韬奋的管理艺术正是循着这样的轨迹直抵员工的人心。他能让员工们膺服书店所倡导的价值观，无论是抗战爱国的还是人际友好交往的，大家愿意按照这样的价值观去践行，这是一个企业既能树立正气又能和衷共济的精神基点。他能让员工们感受到企业的温情，无论是物质生活上的照护还是精神生活上的呵护，这是一个常人难以回避也难以忘怀的。他能让员工个人感受到被重视，有一份真实的存在感，哪怕本来是总经理一次具有规劝意味的个别谈话，员工所受到的鼓舞往往却要超出受到的规劝更多。他能让员工们在书店运转的每一个细节上认清具体的要求，譬如怎样提出意见，怎样听取意见，怎样执行决定，这些要求都能让员工觉得入情入理，只要认真践行，就会有增添智慧、提升品德的良好感觉。而凡此种种，韬奋都能率先垂范；而凡有个人利益，韬奋都能先人后己。这样的管理者，其管理艺术真正称得上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润物无声、效应尽显。

最高的管理艺术还需要建立在至诚的爱心之上。管理者只有充满了对企业的爱，对事业的爱，对人才的爱，对员工的爱，才可能把管理做得直抵人心，把企业的发展与员工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融为一体，把企业对员工的规范与员工对工作、生活环境的诉求形成一致的意志，把所有员工的人生理想融入一项辉煌的事业之中。韬奋在管理上的全部努力，就是倾注着他对企业、事业、人才、员工真挚的爱。他在总结生活书店八项传统时，把“同志爱”列在第八项，可见他对企业内的感情状态十分重视。与韬奋接触过的人都说他有火一般的热情，他确实是以火一般的热情来对待企业的经营、事业的发展、读者的需求、作者的合作和员工的支持，从而使得这一切都如他那火一般的性格，充满热情、生气和活力。老员工周保昌回忆道：“他善于依靠群众的集体智慧，热情地对待集体的事业，所以在工作中谁都愿意向他请教，而他一定谦虚地对待同事，腾出时间来和你谈话，帮你提高认识，解决问题。他把找干部谈话看成最必要的工作之一。他善于倾听大家的意见，他的态度是这样的热情和诚恳，他的意见有时这样的合理和中肯，谁只要一经与他谈话，都会感觉得到了鼓舞和力量。”［4］216-217 孙起孟赞佩韬奋“律己之严，治事之勤，爱人之诚，知人之明，以及这种领导作风的感人至深”［4］181，更是深深地刻印在生活书店同人们的脑海里。韬奋正是以自己真挚的爱心和精心的管理，不断提升企业的价值，不断发展事业的规模，不断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不断提升全体员工的素质，为“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文化出版事业，打造一支团结进取的人才队伍，不断创造新的更大业绩。

注释：

［1］ 穆欣.邹韬奋.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48.

［2］ 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韬奋全集：第五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 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韬奋全集：第九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4］ 邹嘉骊.忆韬奋.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

［5］ 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韬奋全集：第六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353.

［本文系《韬奋精神六讲》之一章，此次发表，有增删。《韬奋精神六讲》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于2015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