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编辑

俞晓群，1956年9月生于辽宁丹东，祖籍江苏江都。1982年1月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学士学历学位，到出版社工作。1997年获吉林大学哲学硕士学历学位。1993年6月主持辽宁教育出版社工作，后任社长兼总编辑。2000年担任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2009年6月任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社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主持策划出版“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国学丛书”“新世纪万有文库”、《吕叔湘全集》《傅雷全集》《丰子恺全集》，主编《万象》杂志等。本人著译有《古数钩沉》《自然数中的明珠》《可爱的文化人》等，写有学术论文及随笔数百篇。

《一个人的出版史》（1982—1996）于2015年9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发行，是俞晓群从事出版数十年的“日知录”。全书通过其丰富而生动的编辑出版笔记，为我们鲜活地展现了一位出版从业者在这个大时代中的学习、成长、生活与生命历程，也从某一个角度为我们描摹了一幅近三十年的中国出版史。而其中交织的“各种人物如此之多，人物的层次如此之高，文化热点如此之丰富，资料汇集如此之生动，实在太有意思了”（王充闾语）。本书为此系列的第一本，自其进入出版的1982年开始，至1996年为止。

这一年就要结束了。这是我真正从事编辑工作的第一年。

总结收获，一是写了几篇小文章，都是科普方面的，能够在报刊上发表出去，是我一年中最大的欣慰。再一是跟老编辑学习组稿、审稿、处理日常编辑工作等，相信会对我未来的编辑生涯，产生巨大的影响。还有，此时我也发现编辑职业的一些特点，比如，原本在大学，老师对我们都很严肃，谈话时总有居高临下的感觉。可是我做了编辑之后，发现许多老师、专家和学者的态度都变了，他们不但会平等地与你交流，还会在言谈中、书信中，说出许多客套话，像“听你的意见”“请斧正”“你真是年轻有为啊”等等。还有一些老师、同学和朋友，也会拿着书稿跑来，甚至到你家中，求得你的帮助，比如近期来找我的有：

刘国才：省特级教师，省实验中学老师；

王闵东：我的大学同学，大连中学老师；

王恩哥：辽宁大学物理系研究生；还有许多。没过多久，我们一些年轻编辑就陶醉了、迷茫了，以为自己真的那么有水平，真的在作者面前指手画脚起来，他们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这书稿的水平真差，还不如我们自己写呢！”那天，我们编辑室文史编辑袁闾琨老师对我说了一段话，很让我受到震动。他说：“记住，作者尊重的是你的职业，往往不是你本人。另外，创作与编辑工作是两件事情，不能混为一谈。我看你很爱写作，这是一个好习惯，但是最好不要在自己工作的出版单位，出版自己的东西。”袁老师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学者，是一位学者型编辑，写过几本专著，是辽金史专家，我经常向他请教学习方法和工作方法，获益不少。

另外，这一年晚些时候，我也得到了助理编辑职称，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王鸿宾老师交办的审稿任务。在我手中积压的数学稿子越来越多，快十几部了，我还为此去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差一次，见到一些数学老师，他们年龄都不小，一辈子教书，又赶上“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时期，大多数老师都没写过书，只会写教学讲义，所以稿子大多很乱，与王常珠老师组织的书稿完全不同，我也逐渐理解了，当初王常珠老师为什么不肯接手这些书稿的原因。

1984年5月5日

我与杨力第一次到北京出差。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去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所，拜见一些数学家。此事的起因是为了编辑一套“运筹学小丛书”，这套书的主编是大数学家、大连工学院徐利治教授。

其实，这套书稿是王常珠老师交给我们的老选题。王老师组织这套书稿已经有几年了，因为徐先生和那些数学家太忙，一直没有动笔。后来我们这些学理科的人被分配到编辑室，王老师就把理科的选题和书稿陆续地转交给了我们，“运筹学小丛书”就是她交给我和杨力的选题。去年刚到编辑室时，王常珠老师还带我们去大连，专门拜访过徐先生。此后，我又与徐先生通了电话、写了信。徐先生回信，将作者名单列了出来，他们大部分都在北京，所以徐先生希望我们去一趟北京，再落实一下写作任务。

到了应用数学所，那些大数学家都忙得不可开交。所长吴方与我们认真谈了一会儿，他也是华罗庚的大弟子，当年的才智与王元齐名，有“一圆一方”之美誉。吴方为小丛书写《线性规划初步》。在他的安排下，我们总算见到了大部分作者，逐一落实了任务。其中，有一位核心人物是越民义。越先生是老前辈，年龄大了，一般不到单位来上班，我们就去他的家中拜访。他写的书为《运筹学介绍》。

补注：这是我初次拜访一位大科学家，去时还真有些紧张。后来，我在二〇〇三年的一篇名为《谦虚的力量及其本原》的文章中还写道：“每当我们叩开大学者的房门，他们最多的一致性，就是一个‘谦’字。谦逊，谦和，谦顺，谦恭……不同的才华，大同的谦虚，那是一种美德，一种风度，一种共同的规范。可是，他们如此不约而同，却让我震撼，让我思考！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做编辑不久，为出版‘运筹学小丛书’，赴京拜见数学家越民义先生。那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出差，第一次到大学者的家，约定下午三点，我们准时到达。我清楚地记得，越先生已经准备好，他穿着一身深灰色的对襟罩衫，整齐干净，脸上含着微笑；即使我们是小小的晚辈，他的坐姿依然那样正式，谈吐那样谦和。一缕午后的阳光洒在越先生的身上，金色的，传统的，那情景使我至今难忘！其实，我所感动的，不单是他的学识，更是他温文尔雅的态度！”

北京太大了，我们出门见作者，上了公共汽车，一逛荡就是好几个小时。加上路不熟，找人还不顺利，第二天我一股火上来，嗓子全哑了。在与吴方那些数学家谈话时，只好让杨力一个人说，杨力的话又少，我站在旁边干着急。那些数学家都很洋派，许多是从国外回来的。他们看到我们俩灰头土脸、惊慌失措的样子，都善意地笑起来，本来傲气十足的态度没有了，对我们反而温和、关照了许多。

此行，我们还去见了另一本数学专著《最优化方法》的作者邓乃扬、诸梅芳夫妇。我们按照线路图坐上公共汽车，就觉得他们住的那个地方有无限远。总算到了，谈完稿子，邓老师夫妇非要留我们吃饭。这还了得，我们刚做编辑不久，老编辑反复对我们说，吃作者的饭、拿作者的东西，那是一个原则问题，职业道德问题，绝对不准许。所以，我们俩起身就跑，这一下可把他们急坏了，尤其是那位邓乃扬老师，事后杨力说，邓老师一定是运动员出身，那手也太有劲了，抓住我们的胳膊，怎么都挣不开，把我们的手腕子都撸红了。最后，我们还是跑了出来，我回头看到他们夫妇站在楼前，表情失望极了。

1995年11月20日

自从去年末，一位出版同人与我谈道：“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应该搞一些大家的全集。”我就动了心思。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在京，我向沈昌文专门请教编“全集”之事。先谈到钱锺书，他说不肯做，一是钱先生的作品与三联、中华等老社渊源太深，沈先生出于多年的情感，不忍心下手；二是他即使想下手，也未必拿得来，以董秀玉等出版高人与钱锺书、杨绛的关系，沈昌文也不尽占优势。接着，沈先生列了一大排名单，我就从中挑出了吕叔湘。闻此言，沈先生面有难色，嘴里却开玩笑说：“你倒识货。”但他还是应了下来。

二月二十三日，沈昌文先去了吕叔湘家，回话说，吕老同意了此事。其实我们清楚，吕老年事已高，哪里知道我们是谁？只是同意由沈昌文为他主持此事就是了。

三月十日，我们又去京，在沈昌文、赵丽雅的引导下，来到吕叔湘家，见到吕老及其女吕霞，算是初步确定了出版之事。第二天，沈先生代替吕老起草了一份委托书，在电话中向我宣读一遍。四月十二日到京，与沈昌文、吴彬敲定委托书及合同。

八月十一日，我到京，在沈昌文引荐下，在天伦王朝拜见陈原、吕霞，陈先生是商务印书馆前任老总，而吕老的许多作品版权都在商务，有陈原出面，自然就没有问题了。第二天，我们再次到吕叔湘家拜访，沈公在前，我等亦步亦趋。至此，我与沈公的“师徒之势”已有模样。

十一月十四日，在此前半年多的时间里，沈公一直建议，用《吕叔湘全集》的稿费建立一个基金会，陈原做主任；今天得到消息，未达成一致意见，只好作罢。

补注：《吕叔湘全集》由此时起步，一做就是八年。二〇〇三年，在此书出版之际，我还专门写了文章《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纪念这一段难忘的历程。文中写道：

这一夜，我呆呆地坐在电脑前，周围万籁俱静，胸中却如碧海潮生。一时间，“心言手语”都失去了叙述的勇气！

一套刚刚印出的《吕叔湘全集》摆在我的面前，皇皇19卷，上市前，由我做最后的验收。可是，翻看下去，我的心灵受到一次次震撼和洗礼。禁不住叹道：“我知道了，何谓大师！何谓泰斗！”

最初与吕叔湘先生接触，大约是在8年前。那时我们启动“新世纪万有文库”，作为学术策划的沈昌文先生，选收了吕先生的两本旧译《伊坦·弗洛美》和《沙漠革命记》。当时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才明白，吕先生的翻译一直被行家奉为楷模，叶圣陶曾夸赞“吕译有文章之美”；王宗炎更是赞道：“他的译笔像天际行云一般的舒卷自如，能曲达原著的意境和丰神，而又自然流畅，字字熨帖。只有一个有语言学的眼，同时有诗人的心的人，才能有这样卓越的成就。……读吕先生的译品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教育。”行文华丽的钱定平最为动情，他说，当年在复旦阅览室，将《伊坦·弗洛美》的原著与吕译对照阅读，“那种摄召魂梦、颠倒情思的感觉，一想起来，今天还会染遍全身。”

面对大师的才华，历来心境平和的张中行先生也有些激动，他说，比较而言，黎锦熙笔下既不清晰又不流利，王力笔下不能简练，只有“吕先生是真能写得好”。怎么好呢？单说一个“简练”，叶圣陶曾指出：“你写成文章，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证明你不行。”张中行说，吕先生的文章“确是难以删去一个字”。他还讲到与吕先生合作写《文言读本续编》的注，“我起草，吕先生定稿，出版之后我看，心中戏言，这就是今代的《吕氏春秋》，不能增减一字。”张中行号召我们向吕叔湘学习，可反过来又说：“学什么？天赋，我们无可奈何，只好尽人力。”

张先生这么一说，我们这些搞文字的人，从心底流出一连串的惭愧！再读到《全集》中吕先生给陈原的信，他说：“随手翻阅阿英《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不一会儿就发现两个错字……我现在简直是得了错字过敏症了，原想写一篇文章把这股子气泄掉，谁知依然如故，真是不得了。”还有吕先生写给沈昌文的22封信，指出《读书》中的错误，此事在出版业内流传已久，从《全集》中，我第一次读到它们，阅罢不觉一阵阵冒出虚汗，许多错例我真的看不出来，即使干了20年出版，面对大师的点拨，也只剩下束手聆听的份儿！

我还喜爱吕先生的两篇书话，一篇叫《书太多了》，另一篇叫《买书·卖书·搬书》。吕先生的故事讲得真好，以小见大，妙趣横生。他说，有一位选书的高手，仅藏几百本书，但都是他发现的、别人不稀罕的“好书”。此人好像有一种本能，走进一家书店就径直走向那唯一值得一看的书架，看似无目的地登上一个梯子，不露声色地从最高格取下一本不列颠博物院所没有的书。在这种事情上，关键是他的博学在书店老板之上。但此人不是通过书本看人生的，他的职业是给一个学院编书目。“他划他的船，他喝他的酒，他仰看青天，俯视大地。然而他爱书。……他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一本小牛皮装订的旧书。”

吕先生讲的另一个故事叫“可怕的卖书人”。文中写道，买书的人希望“卖新书的人对他卖的书无所不知，卖旧书的人对他卖的书一无所知”。有一位书店老板非常“可怕”，他不是行家，他不知道真正的珍品，但他知识的渊博是没有疑问的。只要你走进他的书店，他就会跟着你，一本一本介绍书的“外情”，像他介绍一本诗集的作者：“屠夫的儿子，律师的书记，有数学天才，剑桥给他奖学金名额。不幸早死，否则很可能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的一颗明星。”他又拿出一本1784年出版的书，那里边说到制造首相的秘方：主要成分是虚伪、诈骗、腐败、撒谎。于是又扯到那一年的首相是谁，云云。可惜这种书店老板现在不多了。

读着这些故事，我的思绪又回到1995年初春，我们捧着鲜花来到吕家，签下《吕叔湘全集》的出版合同。一晃8年过去了，5年前吕先生瞑然归去；今天，当《全集》面世的时候，我想起《论语·八佾》中的一句话：“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不禁又多了几分感慨！

1995年12月27日

这一年，最让我兴奋的事情就是“新世纪万有文库”的探讨与启动。今天，《沈阳日报》载我文章《向老辈们学习》。此文原本是七月二十一日一位出版同人来电话，让我们这些青年编辑谈一谈如何跨世纪。这一年里，我的身心一直陷于王云五“万有文库”的“诱惑”之中。那是在六月五日，我社王之江告诉我，马路弯古旧书店正在处理当年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闻此讯息，我一连去了三次古旧书店，每次都捧回一大摞子早已泛黄的小书。阅后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尤其是看了王云五写的《印行“万有文库”缘起》一文，愈发自惭形秽。所以就着这位出版同人的话题，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其中写道：

跨世纪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前辈们已经跨了千回百代，每一次都有各自的辉煌和壮烈。所以我们最好以一种平常的心态对待那人为的一刻，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能做些什么，怎样做？

说来编辑工作可以用一个“杂”字来概括，从初始掌握政策、研究市场、广交学者、博览群书，到中期信息综合、选题创意、策划包装，最后还要接受市场的检验以及文人七嘴八舌的品评，整个过程极为复杂。故而曾几何时，“杂家”几乎成了编辑的代名词。其实这称呼并不恰当，就学术而言，《汉书·艺文志》把诸子的书分为十家，其中就有杂家：“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显然与今日编辑之“杂”风马牛不相及。当代被誉为杂家的人也是有的，学者王利器学识渊博，著书二十余种，故有人说他：“国内有大杂家之称，海外有一代鸿儒之誉。”由此可见“杂家”一词借用不得。若有人知道这词义却有意而用之，那就恰恰反映了当代编辑的一种不正常的心态了。也许是因为每天与专家学者打交道，不自觉中产生了成名成家的“从众心理”，殊不知一个“家”字可以将一个职业整体抬到一个极不恰当的社会地位，如果其中的分子浑然不觉，甚至集体认同，表现出一种阿Ｑ式的愉悦；尤其是这行当中的晚辈一时拿不准自己的身份，染上妄自尊大的恶习，甚至把“跨世纪”也当作资本或专利，那才是一个职业的耻辱，一代书人的悲哀。所以要慎用那个“家”字，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出版工作者，静下心来，为文化繁荣做一些“杂务”，这才是有幸跨世纪的编辑应有的基本心态。

我这样说并不是有意降低编辑的身份和地位，其实在一个自由的行业里，你可以埋头于某一个领域边做边学，志在成为一名专家；你也可以遵循古训，学贯儒、墨、名、法，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杂家。但这都是个人行为，他们改变不了一个职业的基本特征。前不久一位出版界的前辈向记者说：“我是个不三不四的编辑。”实际上他是学术界公认的一位编书的大行家，他谈吐幽默，光彩中夹带着一丝灰色的情调。我们不能无视那轻松自然的风范，因为这些正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我们渴望超越前辈，但超越的方式绝不是二维空间的平移，牛顿说得好：“如果我见的比笛卡尔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上的缘故。”所以当“跨世纪”引起的无名的冲动和浮躁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最好静下心来，看一看我们的产品和作品是否真有“不三不四”之嫌！

说来道去，我的脑海中愈发清晰地打印出一条标语：“向老辈们学习！”那人为的世纪已经被他们跨了千回万代。且不说《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辉煌和壮烈，就看一看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吧，论规模，“冀以两年有半之期间，刊行第一集一千有十种，共一万一千五百万言，订为两千册，另附十巨册。”论范围，“广延专家，选世界名著多种而汉译之。并编印各种治学门径之书，如百科小丛书，国学小丛书……”论市场经济，“一方在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贡献于社会，一方则采用最经济与适用之排印方法，俾前此一二千元所不能致之图书，今可以三四百元致之。”论参与者，胡适之、杨杏佛、张菊生等均在其中。论编辑，王云五说：“更按拙作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刊类号于书脊；每种复附书名片，依拙作四角号码检字法注明号码。”这些话引自《印行“万有文库”缘起》一文，读罢我们无话可说。

又是一个世纪之交。让我们静下心来，因为前有古人，后有来者……

［节选自《一个人的出版史》（1982-1996），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