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十月长篇小说

青灯有味忆儿时 二一、哭灵

那个年月,人们活着无聊,死了倒是出奇的热闹——当然也是活人的热闹。最有意思的要算是祭灵、哭灵了。

送终。

淡了。

从我的身后,急匆匆地走过来几个吊丧的女客,还离灵堂远着呢,她们竟同时喧腾起一阵响亮的哭声,一直哭到灵前,然后,一个个半跪半伏在地下。伴着那一阵阵的拉着长声的号哭,一无例外地有节奏地舞动着胳膊,接连不断地向空扑打着;长号过去之后,转为哀哀的哭泣,开始有韵味、有腔调地数落着、咏唱着,肩头上下耸动不停,却不见有泪珠滴落。

细听起来,这种半是数落、半是咏唱的内容,倒是十分丰富的,不仅包括了对于死者的空泛的溢美之词,还表达了生者的思念之情,诉说着无边的哀痛、悲戚和无法舍身替死的遗憾。

“魔怔”叔博学多识,阅历丰富,对于民俗也颇有研究。事后,我对“魔怔”叔说起了这件事。他讲,这种咏唱属于挽歌性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经历了一个由俗入礼,后又依礼成俗的发展过程。《庄子》里有“绋讴”的记载。绋,是牵引灵车的绳子。绋讴,是牵引灵车的役夫所唱的劳动号子,后来演进为挽歌。《礼记》上也有“执绋不笑”的规定。

总之,当时唱挽歌的都是局外人,并不是丧家自身的事。所以,到了晋代,还曾发生过一场“挽歌该不该进入丧葬礼仪”的激烈争论。结果,主张进入的观点占了上风,后来也就相沿成习了。

“魔怔”叔还说,年轻时候他去过四川,那里讲排场、有派头的大户人家,举办丧事,不仅请吹鼓手,还要花钱雇号丧的,借以渲染气氛,壮大声势。号丧在那里,成了一种专门职业,从业的要学会多种号丧曲调,什么《送魂调》《追魂调》《安魂调》《封棺调》啦,一号就是三两个小时,而且,调门特别高亢,抑扬顿挫,回环曲折,都能收纵自如。现在,哪家的女人或者孩子,遇到伤心、委屈的事了,哭起来没完没了,嗓门又高,人们就说,她们简直是“号丧”,就是从这里来的。

唱挽歌也好,号丧也好,既然都是他人的逢场作戏,也就难怪如此这般的装腔作势了。其实,那天吊丧的女客,多数我都认得。名义是孝子、孝妇的七姑八姨,实际上,与死者并没有什么切近的关系,大多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的街坊邻居。但她们一个个,却都装作“如丧考妣”似的深悲剧痛的样子,不过是走走过场,凑凑热闹,送个浮情。群众早就把参加这类活动叫作“随人情”了,实在是再贴切不过的。

当时,我注意到,一当这类表演式的举动进行得差不多了,主持丧祭的当事人,便及时过来加以劝解。只是,这些吊客非要做到“尽情尽意”不可,光是一般的嘴上劝说,还不肯起来,必须有人上前一个个搀扶,并一再地说,千万不要哭坏了身子,才看似不情愿地勉强站起。其实,这话也是拣好听的说,同样是一种“虚应故事”。哭也好,唱也好,不过是做戏给旁人看,哪里会导致哀恸伤身呢!只见这几个女人站起来以后,没有过上五分钟,就同周围的人,“叽叽嘎嘎”地说笑去了。

晚上掌灯时分,要给亡灵“送关门纸”,这也是“哭灵”表演最充分的时刻。伯母的三房子媳和女儿、女婿,以及娘家方面来的亲戚,十几个人,按照男左女右的规矩,分跪在灵堂两侧,算作“陪灵”。每当亲戚故旧来到灵前祭拜,他们都要跟着陪哭一场。男客女客,分别由丧家的男人、女人陪哭。

走马灯似的人群,川流不息,宾主操着同一种腔调,带着同一样的表情,哭诉着同一种内容,例行着同一类的公事,大家都在围着这个亡灵忙碌着,应付着,敷衍着,使得那本来应该是极度哀伤的祭奠,变成了一种形式,一种摆设,一种毫无意义的过场。回回如此,年年照旧。

任何人都看得出,这种借死人凑热闹、为活人争面子的吊丧活动,无非是做戏弄景,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违俗,敢于进行一番讲求实际的革新。因为,当一种习俗或者礼仪,为某一人群所共同认可之后,它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每一个体所必须遵循的准则。“随人情”的“随”字,精确之处就在这里。在传统社会中,如果有谁不肯随俗,或者直接违背了它,就必然会遭到公众的非议,受到人们的耻笑。

这使人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孤独者》。那个魏连殳是精通这些治丧礼仪的,为他祖母入殓时,般般礼仪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因而赢得了别人发出“仿佛是个大殓的专家”的赞叹;可是,作为身戴重孝的长孙,魏连殳竟又“始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只坐在草荐上”,这又太不合乎大殓的礼仪了,因此,“大家忽而扰动了,很有惊异和不满的形势”。

旧时代的丧葬、婚嫁习俗,成因于一切都以过去的成规为基准的文化领域。一些生活习俗、礼节仪式的传承,全是靠着模仿长辈的行为实现的。那些终生奔波于生计的劳动者,从来不会也没有那份精力,去过问这些属于日常经验世界的事情。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们的答复,总是“刻板”式的一句话: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

在那种年月里,对于这些乡亲,日常生活的长河,似乎已经失去了鲜活感,像一种无生命、无差别的静止的画面,被挤压在按固定程序与同一格式展开的模式之中。每个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前一天做过的事情,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从脱下胎衣、跨上摇篮到穿上寿衣、走进坟墓,几十年间,每个人都同别人一样,重复着那种平静、缓慢、庸常、单调的漫漫流程。

世世代代,人们在生、住、异、灭的过程中,整天穿着大体上一样的衣服,吃着相差无几的饭菜,住着相互雷同的房舍,种着同一品种的庄稼,一切都是那么按部就班,那么机械、被动。一个个人的脸上,都好像没有愤怒,没有欢喜,没有忧愁,没有哀伤,千人一面地刻板、呆滞,仿佛对身边发生的一切都不感兴趣,都逆来顺受,根本就没有更新、改变的想法。每天都在“演奏”着没有任何变调的慢板,经历着生老病死的种种近似于麻木的生命演绎。

有一件很小的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傍晚,“罗锅王”门前的那棵半枯的老榆树起了火,烟雾弥漫,呛得围坐在一起纳凉的人们一个劲儿地咳嗽。任谁都叨咕:这烟实在呛人,却又谁也不肯换个地方,更不想拎桶水来把它浇灭,尽管不远处就有一眼水井。

连那个说故事的,也被呛得咳嗽起来,随口插上一句:“哎呀,这棵树烧完了。”旁边有谁也接上说:“烧完了,这棵树。”

听不出是惋惜,还是惬意,直到星斗满天,各自散去。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人们就是那么因循将就,得过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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