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为抗日不回黄河南岸
□ 左太北（口述）
□ 本刊记者 尹洁（采访整理）
左权（1905—1942），湖南醴陵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曾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八路军副总参谋长。
左太北今年75岁，因去年摔伤了股骨，至今仍住在北京一家福利院。采访那天，户外气温接近35摄氏度，《环球人物》记者比预定的时间早到了20分钟，刚进福利院大门，就远远地看到左太北端端正正地坐在一辆轮椅上等候着。
“谢谢你们来采访我。”左太北微笑着说。她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斯文沉静，很像她母亲刘志兰在那张流传很广的左权将军全家福上的样子。隔了大半个世纪的光阴，照片上的婴儿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而当年把她抱在怀中的父亲左权，在拍完全家福两年后，牺牲于山西辽县十字岭，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从此以后，左太北对于父亲的一切，都只能通过文字和影像去追寻。
“却恐十年不能回家”
“在他微黑的脸上有两只锐利的眼睛。他很沉默，他沉默地闭着嘴巴是他那坚定性格的特征。他身体是结实的，战争以及一切繁忙，仿佛是丝毫不能动摇他、影响他的。不管在哪里，他的腰永远挺得直直的。走起路来，迈着沉着、严正的步伐。讲话时，用沉着而果敢的音调。”
这是作家刘白羽在纪念文章中回忆的我父亲。在很多人的记忆中，父亲都是坚定而沉默寡言的。这或许继承自他的母亲。我的祖母是一位性格坚强、吃苦耐劳的湖南农村妇女，祖父早逝，她独自一人拉扯大四子一女，父亲是最小的孩子。
祖父去世时，父亲只有一岁多。从懂事起，他就开始拾柴、放牛、喂猪……8岁时，父亲进入私塾，后来在亲友的资助下读完了新式小学，1921年考入醴陵县立中学。那时，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新文化、新思想已经传播开来，父亲积极加入学生组织，阅读进步书刊。1924年，他考入广州的陆军讲武学校，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2月，在学友陈赓等人的介绍下，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父亲参加了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因为作战勇敢，很快晋升为连长，之后又几次东征西战，迅速成长为一名素质突出的军事指挥员。1928年，父亲被选送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与刘伯承成为同学、挚友。
1930年春天，父亲奉命提前毕业回国，被中共中央分配到闽西革命根据地工作。离开上海前，父亲给老家写了一封信：“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回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
血染十字岭
抗战爆发后，父亲被任命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1937年9月6日，父亲随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总部渡过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9月23日，父亲协助朱、彭部署了平型关的作战行动，两天后便传来了平型关首战获胜的消息。这一战歼灭日军精锐1000余人，更重要的是，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最大胜利，给当时甚嚣尘上的“亡国论”当头棒喝，更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振奋和胜利的信心。
同年12月，父亲在行军和战事间隙，给我祖母写了一封信，除了表达思念之情，还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表示：“我们决心与华北人民共甘苦、共生死，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我们是要坚持到底的！”
从1939年1月到6月，父亲每半个月或一个月就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总结分析华北战况，前后写了8篇。其间，他还撰写了《论坚持华北抗战》和《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之八路军》两篇军事著作，阐明坚持抗战的意义，总结经验教训，对鼓舞战斗士气起到了很大作用。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正太路破袭战，后逐渐发展为“百团大战”。父亲周密细致地组织了战前计划，于8月10日前完成了侦察、器材补充、部队调动等准备工作，使大战第一阶段的破袭取得了巨大成功。
1942年5月，日军集结3万多兵力，对晋东南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企图“铁壁合围”八路军总部。危急时刻，父亲连夜开会部署转移之事。5月25日，他掩护总部和北方局向西北方向突围，敌人的飞机不断轰炸扫射，警卫连长一再恳请父亲撤退，他却始终坚持在战斗岗位。就在大部分人员已经突围出去，安全地带近在眼前时，一颗炮弹击中了他所在的十字岭山头，父亲中弹牺牲，年仅37岁。
“将为你流尽复仇的血”
刚到华北抗日前线时，父亲曾给他的叔父写过一封信，里面写道：“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
正是为了这一光明而伟大的事业，父亲直到34岁还没有成家。1939年春天，我母亲刘志兰随中央巡视团来到位于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并代表中央妇委讲话。朱德夫人康克清很喜欢我母亲，知道她与彭德怀夫人浦安修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和好友，就同浦安修一起做工作，把母亲留在了北方局。朱老总一直想为父亲解决婚姻问题，觉得母亲是合适的人选，就去征求父亲意见，没想到父亲早已对母亲一见钟情。朱老总又去问母亲，母亲却说要考虑一下。她去找康克清和浦安修商量，康克清说：“像左副参谋长这样的人，这样的条件，怕你到别处再难找到第二个了。”
1938年，黄河渡船上的左权（前排右三）。
左权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
1939年4月16日，父亲和母亲在八路军总部结了婚。不久，母亲怀孕了，早期反应很厉害。当时她住在北方局妇委，父亲每天傍晚都骑马从总部驻地去看她，坚持了两个多月。于是周围的男同志都知道左参谋长“爱老婆”，女同志则都羡慕母亲有个体贴的丈夫。翌年5月，我出生在总部医院里，父亲非常高兴。因为这里属于太北区，彭总就对父亲说：“刘师长（刘伯承）的孩子叫刘太行，我看很有纪念意义，你的小女孩叫左太北吧。”
父亲很爱我们母女，但因指挥“百团大战”异常繁忙，加上母亲希望能继续学习，所以在我3个月大时，母亲带着我回到了延安，与父亲相隔两地，只能靠书信传情。母亲是要求进步的人，那时她才23岁，独自带着孩子，陷入家务之中，不免对生活状态感到疲惫、忧虑乃至埋怨，这种情绪也体现在书信里。父亲总是把责任归咎于自己，每次都在信中温言劝慰，尽力解释，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我们母女的思念和眷恋。因为在苏联留过学，他在家书中用了不少“酸词儿”，经常写“志兰，亲爱的”“紧紧握着你的手”这样的话。
尽管父亲非常想念我们，但他始终把抗击侵略的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在信中，他多次描述日军的暴行：“在敌后的孩子们实在是太可怜了。李田的小孩子长得很好，在上次大扫荡中得了病，竟长病而死了。大章同志的孩子寄养群众家中，亦不幸遭万恶的鬼子连同奶妈一齐枪杀了。听说该小孩被鬼子打了一枪后，痛苦了好几个钟头才死，真是可怜。”这也让他时刻惦记着我的安全与健康。
“太北身体好吗？没有病吧？长大些了没有？更活泼了没有？方便时请一一告我。”
“记得太北小家伙是很怕冷的，在砖壁（村）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能吃吗？……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
“差不了几天太北就一岁了。这个小宝贝小天使我真是喜欢她。现在长得更大更强壮更活泼更漂亮，又能喊爸爸妈妈，又乖巧不顽皮，真是给我极多的想念与高兴。可惜天各一方不能看到她抱抱她。”
……
每封信里，父亲都事无巨细地询问我的情况，并想方设法托人给我带来一些衣物。他在信里叮嘱母亲：“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会喊爸爸，慢慢地让她懂得，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日寇战斗着。”
当时，日本人正在叫嚣轰炸延安，父亲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这是他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三天后，父亲便牺牲了。得知消息，母亲悲痛欲绝，写下了《为了永恒的记忆——写给权》一文：“我不仅为你流尽伤心的泪，也将为你流尽复仇的血。”
接过11封家书
父亲牺牲后，母亲每每想到曾在书信中发牢骚，甚至迁怒于父亲，都感到非常痛悔。之后悠长的岁月中，母亲几乎不对任何人提起父亲。我对父亲最初的记忆，仅仅是一些模糊的照片。在延安保育院时，毛主席每次来总要问：左权的女儿在哪儿？然后抱抱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父亲的了解基本都来自老师和父辈们。
1957年，母亲到外地工作，还在读中学的我被接到了彭德怀伯伯家里，一住就是两年多。彭伯伯很慈祥，但和母亲一样，他也极少提到父亲。只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敌人打的第一颗炮弹是试探性的，第二颗炮弹准会跟着来，躲避一下是来得及的。可他为什么没有躲避呢？因为当时十字岭上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
1965年，我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后来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航空航天部等单位工作。1982年5月，母亲把父亲写给她的11封家书（实有12封，一封遗失）郑重地交给了我。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些信的存在。之后的岁月里，不知有多少次，我泪流满面地读着父亲写下的文字，不知多少次在梦中见到了他。
2000年，我退休了，从此踏上了寻找父亲足迹的旅程。几年间，我多次去太行山，走遍了当年父亲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他的牺牲地十字岭，他一手建设的八路军兵工厂所在地黄崖洞，他和母亲居住过的砖壁村奶奶庙……当年八路军刷写的标语和激战后的弹壳还在，老人们抱住我老泪纵横……2002年，在母亲去世10年后，我把父亲的家书结集出版，希望今天的人们永志不忘山河破碎的历史，不忘那些为抵抗外敌入侵而献出生命的民族英雄。
2015年7月9日，左太北接受本刊采访。（本刊记者 尹洁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