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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新文明价值的起点

作者:龙应台

□ 龙应台(台湾著名作家)

我今天要谈的是记忆这件事。2001年大陆现代京剧《红灯记》首度在台北演出,我带了父母去观赏。那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红色”作品“明目张胆”在台北上演。

我以为,曾在南京保卫战中从雨花台一路奋战到挹江门,一身是血、差点牺牲的父亲会勃然大怒,当场飙骂“抗战哪是你打的”;我以为母亲可能会为戏里的生离死别流泪,1949年的被迫离乡是她一辈子难以言说的痛。

结果让我万分意外。80岁的老父亲拿着手帕整晚都在擦眼泪,简直就是老泪纵横;母亲则铁青着脸,僵直坐着,一句话不说。事后追问才知道,对于父亲,他只记得日本侵略者的可恶可恨和爱国的崇高神圣,真没去想抗战是谁的功劳苦劳。母亲则没有这种感受。

记忆,是一组埋藏得很深的基因密码,带着不同基因的密码。记忆,是情感的水库,可以把最恶劣的荒地灌溉成万亩良田,也可以冲破道德的水坝,把良田变成万人冢。

在佛教里,“功课”指的是必须静思课诵的一种努力。我认为,记忆是一门非常困难的功课,需要深刻的思索以及智慧的抉择。

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对欧美战胜国,这个日子容易过,到战士纪念碑前献花致敬,带小学生到古战场巡礼。但是战败国呢?对于德国,1945年5月8日究竟是“战败日”还是“解放日”?

说是“战败沦陷”,是否就把自己和希特勒等同阵线了,但很多人自己就是纳粹受害者。说是“胜利解放”,又怎么解释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整个城市被轰炸毁灭,以及其后的饥寒交迫和羞辱?

德国人在战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失语,但是“功课”逐步地在做──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的牺牲者纪念碑前下跪;1985年终战40周年时,魏茨泽克以德国总统的身份说,1945年是德国的“解放”;在做了70年“功课”之后,对于这些痛苦记忆的处理方式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飞到莫斯科去苏联战士的墓前献花。

我们总说的“爱”是个具体、不抽象的词,可以是对一个个具体的人。而这些个人,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我们一起上学、一起求职,看电影时在同一个点笑出声,在同一片泥土上生、老、病,而后多半死于斯土。我们为医疗保险制度和所得税率辩论,为学校的教学制度和媒体的尺度问题争吵,为行政和立法权的分际、为司法的公正与否斤斤计较。但是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在同一条船上”意味着波涛汹涌中只会有同一个命运,这叫“同胞”。

其实,我们并不认识自己的同胞,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自以为是,很少真正地倾听。如果我们让每一个同胞都打开记忆,如果我们让每一个人都站出来将自己的故事,我们很多原来得理不饶人的正义凛然,会不会多一点谦卑,柔软一些呢?

20世纪是一个仓皇的世纪,战争、贫穷、流离失所是那个世纪最深刻的胎记。人们在战争中消灭同胞、凌虐同胞,在贫穷中推挤同胞、践踏同胞,在流离失所中踩掉了别人的鞋子也来不及舔自己的伤口──自己还痛着,哪有心情多看身边的人一眼。

但现在是21世纪了,新一代人在前人血汗交织所种下的树荫中长大,现在是温柔倾听的时刻了。我们所欠的生命,赔不了;我们所欠的青春,回不来。可是,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他的尊严,我们至少欠他一个真诚的倾听吧?!

21世纪,应该开启一个大倾听的时代,倾听自己身边的人,倾听大海对岸的人,倾听我们不喜欢不赞成的人,倾听前面一个时代残酷湮灭的记忆。倾听,是建立新的文明价值的起点。

(本文为龙应台2015年7月18日在香港书展的演讲,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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