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民族

每逢全国两会，都是全国政协委员伊丽苏娅最忙碌也最 开心的日子。平时，她始终把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发现问题作为自己的责任，围绕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进步、城市民族工作建设等提出提案，倾听基层群众的心声。每到两会前夕，她更会就某几项内容进行有侧重、有针对性的专项调研。例如，老龄问题是她多年以来一直关注、跟踪的调研项目。两会前，她几次与相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交换意见，共同探讨，形成提案。“我的提案有自己的调研和思考，但更多地是吸纳了各行各业有关方面的反映和需求,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她谦虚地说。这份《关于加强老龄工作体制顶层设计的提案》，就是她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提交的六项提案中的一项。

伊丽苏娅是三届连任的全国政协委员，曾担任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本次会议，她提交的不仅有《大力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新媒体促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通过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发展》这类宏观层面的提案，也有《建议国家尽快批准新疆口岸进口植物苗木》、《增加国家特殊补贴，解决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干部职工待遇低问题》等具体详实、针对性强的提案。

始终关注基层，关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是这位70岁的维吾尔族女委员的职责、使命所在，亦是她人生选择的必然结果。

作为新疆省首任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汉的女儿，伊丽苏娅的人生一直与少数民族事业和民族工作紧密相连。

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包尔汉站在庆祝大会上主席台上，小学三年级的伊丽苏娅则在学生游行队伍里接受中央代表团的检阅，与父亲共同见证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随后，包尔汉调任中央工作，全家人也在第二年来到北京生活。

作为较早迁入北京的少数民族，穿着维吾尔民族服装的伊丽苏娅和弟弟头一天到新学校上课，就引发了全校师生的好奇和“围观”。回家后，不太适应新环境的伊丽苏娅哭喊着要回新疆。等她哭够了，母亲拉希达夫人才安慰她说能来北京非常幸运，“你会适应、喜欢北京的。”正如母亲所言，孩子们的适应能力太强了，汉语水平也迅速提高，以至于他们很多时候在家里都用汉语而非维吾尔语进行交流。

孩子们的变化，触发了董必武与包尔汉之间那场关于国家对双语干部培养的著名对话。当时，董老说：“国家每年花费很多人力物力让汉族干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有这么好的语言学习环境，更不应丢掉自己民族的语言。”

“文革”爆发后，包尔汉受到迫害，一家人被迫分居于北京、新疆、内蒙古三地。包尔汉夫妻被遣回新疆接受批斗、关押，高中毕业后的伊丽苏娅则响应国家号召，带着病弱的妹妹插队内蒙古武川县后山的一个公社，一待就是8年。内蒙古的插队经历以及之后5年在北京的纺织女工生涯，成为伊丽苏娅人生经历中非常重要的阶段——接触基层百姓，了解国情。

“家庭教育培养了我很多的品德，比如诚实善良、平等待人、热爱劳动、心系劳动人民、勤俭节约、集体荣誉感等等。人生逆境中，正是老百姓给了我信心和温暖。与他们真诚相处、亲如一家，让我始终保持着阳光心态，度过了艰难时期。”伊丽苏娅对生活充满感恩。

“文革”结束后，包尔汉被平反、恢复职务。全国政协领导考虑到包尔汉80多岁高龄的实际情况以及工作需要，就把伊丽苏娅调到他身边担任秘书。自此，她得以在父亲身边工作，这也是包尔汉生命中最后的8年时光。伊丽苏娅亦从此开启了她在全国政协工作的经历，期间两次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许多全国政协少数民族界的委员都尊称她为“大姐”。这些年来，伊丽苏娅的手机里存有很多在北京谋生的家乡人的电话号码，其中不乏普通百姓：“他们最需要直接而具体的帮助。”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能见到来自全国的少数民族委员和老朋友，让我总是处在兴奋之中，久久不能平静。”伊丽苏娅笑着说。在一个个历史节点上，她见证了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取得的伟大成就。

记者：精准扶贫是今年全国两会备受关注的热点。对此，您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伊丽苏娅：落实精准扶贫政策，政府、社会、企业应该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群体，共同努力，整合各方资源，解决少数民族的实际困难。脱贫不仅是从经济上，还要从观念、科技、文化素养、劳动技能等多方面脱贫，必须要有“手段”。针对民族地区脱贫的难点，要对贫困对象进行一对一的帮扶，寻找贫困的根源，将党和政府相关政策落到实处。要建立起自下而上的、由扶贫对象参与的工作机制，不仅要解决好“扶谁”的问题，同时要激活被扶对象的内在发展的动力。

就拿我这次的提案之一《建议国家尽快批准新疆口岸进口植物苗木》来说:目前新疆地区种植的大部分酿制葡萄酒的葡萄苗木是由法国引进的，耐寒耐旱性较差，也并非法国的最优良品种。而格鲁吉亚的萨别拉维酿制葡萄酒的葡萄品种具有耐寒耐旱性强等优势，更适应新疆的气候条件。但受到新疆无进口植物苗木的指定口岸等因素制约，本地企业很难直接通过新疆进口葡萄苗木，只能通过青岛等指定口岸进口，并在该地试育合格后才能移植到新疆种植。如此一来成本无限加大，制约了企业发展。

所以，我在提案中建议国家能批准新疆指定口岸进口植物苗木，并根据需要在新疆建立进口植物苗木培植苗圃，支持新疆特色产业的发展。我认为，这也是一种精准扶贫。

记者：我注意到您还有一项提案关乎少数民族语言新媒体的发展。语言是传播工具，“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使用和我国少数民族一致或同源的语言或文字，比如我国哈萨克族与哈萨克斯坦使用同种语言，蒙古国与我国蒙古族虽然使用文字不同，但语言相同。当前网络、数字技术裂变式发展，也带来了舆论生态环境的重大变化。您的这份提案是基于怎样的背景？

伊丽苏娅：相同或相似的语言体系可以作为人文交流的切入点，打破屏障、拉近距离。通过语言对丝路国家进行精准传播，促进人文交流，是国家战略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语言的精准传播，更易出效果。

近年来，很多地方和部门都陆续开通了藏、蒙古、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语言新媒体。比如，中国广播网推出了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网站，央视网推出了维吾尔语、哈萨克语频道，新华网推出了维吾尔语网站。央视网更推出了主打视频内容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视频移动客户端，而且全部终端产品都具备阿拉伯文字、拉丁文字、斯拉夫文字的相互转码功能，现在已拥有相当数量的中亚用户。

新媒体发展快、覆盖广，已成为全球普遍使用的资讯载体。在“一带一路”的跨国人文交流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具备先天优势，我们尤其要顺应互联网传播视频化、移动化、社交化趋势，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

记者： 目前少数民族语言新媒体发展的短板在哪里，如何解决？

伊丽苏娅：从内容方面而言，目前针对民族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传播的视频内容，多为中文节目的译制版，相对缺乏全面深入反映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内容，符合目标受众、适应移动传播、社交传播的原创精品更少，且主流媒体播出的少数民族语言内容转发重复率高。从发展角度而言，目前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新媒体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把脉”欠准、发力不够，导致在海外尤其是目标国有认知度的民族语言平台寥寥无几，在“一带一路”的宣传工作中参与感弱、效果不理想。

鉴于以上因素，结合在央视网有关运营中心的调研，并与他们交换意见后，我们在提案里提出了以下五点建议：加大对少数民族语言外宣新媒体的扶持力度和投入规模；中央媒体发挥资源优势，分享平台资源形成合力，拉动民族地区新媒体发展；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借力海外社交平台，将少数民族语言优质内容在海外知名社交平台进行推广；鼓励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新媒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语种主流媒体接触交流，开设频道栏目，形成合作框架，构建传播共同体。

记者：您的《通过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发展》提案也涉及到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想法吗？

伊丽苏娅：我在参加中国民族卫生协会与辽宁省本溪市政府签订新型智慧城市民族健康战略合作仪式活动中，了解到本溪市为更好地服务于民，开展创建新型智慧城市工作，在秉承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资源互补、合作共赢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荣获国家多项大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智慧城市将是未来城市的一种运行常态，也是未来城市生活新模式。我想城市信息化、智能化应用，也应该在民族地区得到推广发展。充分利用人才资源和互联网+模式，善用“外脑”，会给民族地区带来不可估量的发展机遇。

记者：那么，民族地区该如何开展创建新型智慧城市的工作？

伊丽苏娅：新型智慧城市是以全程全时为民服务、城市治理高效有序、数据开放共融共享、经济发展绿色开源、网络空间安全清朗为主要目标，通过体系规划、信息主导、改革创新，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现代化深度融合、迭代演进，实现国家与城市的协调发展。针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要尽快抓住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机遇，大力推动城市治理、产业发展、为民服务全面升级。

首先，将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民族地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重要工程来抓，做好总体设计与规划，先行落实，让“一带一路”战略机遇真正惠及百姓与企业，进而为民族地区发展开创新局面。

其次，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是国家战略，更强调在国家层面开展体系规划与顶层设计，实现城市之间、城市内部的信息融合共享以及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服务于民方面需要融合民族地区自身资源，同时接入发达地区资源，共同服务于民族地区百姓。例如医疗卫生，对于民族地区群众除了可以享受民族地区自身的医疗资源以外，还可以引入发达省市的优质医疗资源，通过借助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实现网上联合问诊、线下分级转诊等服务。同样，民族医疗也可以通过城市间的信息渠道为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患者服务，让资源在民族地区与发达省份城市之间有效流动起来。

第三，通过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有效推动民族地区数据集中、融合和开放，催生集约式发展模式，促进开放经济与共享经济的发展。

第四，通过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辅助民族地区政府提升管理水平，提升服务能力。

记者：当前，做好新形势下的城市民族工作，让城市更好地接纳少数民族群众，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伊丽苏娅：现在人口流动是大趋势，尤其近10年间，愈来愈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寻求就业机会，加入到人口流动大潮。由于他们在文化、语言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更需要得到我们的帮助。《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制定于1993年，在许多方面都需要进行完善，跟上时代。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会议鼓励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就业、求学。但我们自己都准备好了吗？

从以往经历看，影响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的所有因素虽然都反映在社会层面，却大多数都发生在社区。少数民族群众流动落脚地也必然在社区，政府工作职能转换、工作重心下移等也体现在社区。加强社区民族工作，才能把各种不稳定因素解决于萌芽状态。社区工作具备的基础性、群众性、社会性、广泛性和灵敏性，是其它部门无法替代的。要把民族工作开展到社区，例如创新社区管理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创建岗位，选择社会公共组织和行为人参与民族事务，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联动模式等。只有这样，城市民族工作才会更有成效和针对性。

记者：您提到社会公共组织和行为人，能不能谈得更具体些？

伊丽苏娅：像北京市民族联谊会等社会组织凝聚了大量有影响力、感召力、公信力的各民族人士。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各民族精英，既有民族感情、家乡情怀和语言优势，又有公民意识、国家认同和国际眼光，在发挥政府与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上有得天独厚优势。再比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古丽巴哈通过建立微信“新疆维吾尔爱心妈妈群”，提出少买一件衣少吃一顿饭，资助新疆贫困维吾尔族儿童，所起到的作用就不小。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正能量。

记者：是的，政府和各族群众都要担负起各自的职责。

伊丽苏娅：中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于历史和自然原因，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相对发展滞后。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给点时间、空间适应，不能完全照搬别的地方的做法。另外，也应该看到，少数民族“慢生活”的“慢”里还涵盖着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对大自然的保护以及许多珍贵的精神内核。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时要奋起，在生产生活中增加科技含量，丰富发展创新的手段，激发内在动力。

记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40周年、50周年和60周年大庆的重大历史节点，您都亲身经历。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感触吗？

伊丽苏娅：很幸运有这样的机会，使我得以亲身感受、分享喜悦、见证成就。去年在和田参加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活动时，北京援疆教师代表薛献军的发言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作为一名内地援助南疆的教师，她在和田支教已4年。我为她的情怀和无私所感动，同时也为我们维吾尔族老百姓的善良、感恩所打动。老师的付出得到了理解和尊重，使她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了新的理解和感悟。感动和帮助是相互的。
加强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就是通过这些普通而鲜活的人和事来实现的。

记者：民族团结难能可贵，民族之间需要相互尊重、包容和支持。

伊丽苏娅：你说的太对了。民族团结是双向的，共识是团结的基础。父亲在世的最后8年，我四次陪他回新疆参加活动和视察。父亲把我和故乡拉得更近了，他希望我们别忘了自己的根和对新疆的责任。1953年，父亲就讲过“应该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我们的祖国！”我会永远牢记这句话。我们这代人有自己的命运和职责，就是守护好先烈和前辈留下的胜利果实，不辜负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为各族人民过上更富裕更美好 的日子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民族》的采访。

伊丽苏娅：也谢谢你给我提供了一个就以上问题进行思考和交流的机会。（责编 增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