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我是一个参加过人民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军旅生涯40余年的老战士，如今已是耄耋之年。1937年七七事变时，我才5岁。我的童年是在国破家亡的艰难岁月里度过的。

我父亲是美国人开办的北京协和医院一名外科医生。七七事变爆发的半年前，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军医署在南京开办了一个军医训练班，到北京招聘外科教官，父亲怀着满腔的爱国抗日热情，舍弃了在协和医院的优厚待遇，应聘到南京军医训练班担任外科主任教官。七七事变后，他又率领一支战地医疗队到上海前线，救治淞沪抗战的受伤抗日官兵。

父亲走后，我跟母亲住在北平的姥姥家里，目睹了七七事变爆发及凶残的日本侵略军打进北平的情景。日本人占据北平后，不知从哪里得知了我父亲的情况。一天，一个日本军官由汉奸领着到我姥姥家，威胁我母亲说：“你丈夫是抗日的军医不好！你要赶紧写信把他叫回来为皇军服务，不然就要把你抓到宪兵队去，以抗日家属论罪！”吓得母亲带着5岁的我在亲友帮助下逃离了北平，从此踏上了逃亡路。

母亲带着我去南京找父亲。那时，天津也已沦陷，通往南京的津浦铁路被日本人封锁了。我们母子举目无亲，只得汇入了离乡背井逃难的人群，从河北经山东、安徽、江苏，徒步走了好几个月。快到长江边的浦口时，消息传来，上海、南京均被日军占领。遇到从南京逃出来的难民都是日寇大屠杀的幸存者，到处兵荒马乱。我们母子无法找到在前线救治伤兵的父亲，从此与他失去联系。

在抗日战争八年里，母亲带着我辗转流亡到当时的大后方，颠沛流离于巴山蜀水、湘黔城乡之间。当时本应是走进学校、坐在课堂里读书的我，却没有上学的机会。幸亏我的母亲曾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护士，具有中等文化程度。在艰苦的流亡岁月里，她坚持教我认字、写字、读书，还教我学习英文。抗战胜利后，我们母子回到北平，父亲也回来了，一家人才得以团聚。我考入了坐落在北京东郊通县（今通州区）由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潞河中学读书。

抗战胜利了，全国人民都盼望着重建被日本侵略者毁坏的家园，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我也在学校里努力读书，追寻着自己的美好梦想和前途。然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又把人民抛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共产党则领导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进行轰轰烈烈的人民解放革命战争。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时期。我所在的学校当局标榜中立于国共两党斗争之外，要求我们埋头读书，不问政治。

1946年冬天，在北平发生了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强奸北平女大学生沈崇的暴行，平津学生起来游行示威抗议。1947年5月，全国各地学生发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948年5月，北平、天津学生发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游行示威。每一次，同学们都义愤填膺，要求到北平去参加爱国行动，但是潞河中学当局都阻止我们参加。

我们的英语教师是一位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能讲一口漂亮的北京话，自诩为汉学家。每当他给我们上英语课时，他总要先讲一点中国古诗词或汉字的渊源之类的故事，以卖弄他的汉语学问。有一次，他向我们讲解繁体“黨”字的结构。他说：“你们中国的汉字之父——仓颉很了不起，他造的这个‘黨’字，是在‘尚’字下面加一个‘黑’字，组合而成的，其本意是‘尚黑’也。天下乌鸦一般黑，如今的国民党黑暗腐败，不得人心，可共产党和国民党争斗，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他还说：“现在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都是共产党给鼓动起来的，你们千万不要跟着去闹，要好好读书，将来到美国去留学，才会有前途。”他的这些似是而非、蛊惑人心的说法，在校园里广为流传，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不了解共产党的十六七岁中学生，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我们难以分辨共产党与国民党有什么区别，看不清国家的未来命运和个人的前途在哪里，陷于困惑、仿徨、苦闷之中。

在这期间，清华大学毕业生刘海梁来到我们学校担任我们班级的国文教师。他思想进步，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朱自清的得意门生。他邀请朱自清来校给我们作演讲，痛斥蒋介石打内战、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法西斯行径。1948年，朱自清在抗议美国政府扶植日本和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签名，宁肯饿死也不吃。朱自清逝世后，刘海梁老师带领同学们自发地为朱自清举行追悼活动。他还经常组织同学们开读书会，把鲁迅的《阿Q正传》《呐喊》，茅盾的《包身工》《子夜》等书介绍给同学们讨论，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特别是刘老师私下里把一本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给我阅读，使我大开眼界，了解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共产党人和他们领导的红军，并不是国民党报刊上宣传的“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土匪”，而是具有远大理想、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革命者，红军是穷苦人的军队。

在沉沉的黑夜里，《西行漫记》像一盏明灯，拨开了我思想上的迷雾，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

1949年初，北平刚一解放，我就和几位同学一起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记得报名参军时，一位负责招收工作的解放军年轻女干部看了我报名表上写着“1932年10月出生”，又看我个头长得又小又瘦，一脸的娃娃气，劝我回学校去读书，待满18岁再参军。当时，我已下决心要参加革命队伍，竭力争辩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全国都要解放了，以后不打仗了，我就没法参加革命了！”我同招生女干部争论时，一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干部走了过来，拿过我的报名表看了一下说：“你已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了，再过几个月就毕业可以考大学了，现在中断学业来当兵，不读大学，放弃了大好前程不可惜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不上大学不可惜，只有参加解放军，当一名革命战士，跟共产党走，才是我的光明前程。”他又问我：“你了解共产党、解放军吗？”我说：“我是从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上了解共产党和红军的。”“啊，是这样！”他用意外惊喜的目光看着我脱口而出说：“我也是17岁那年在上海读高中时，读了《西行漫记》后去延安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然后，他对那个女干部说：“我看可以收下他当兵。”女干部也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我就是这样由斯诺的《西行漫记》“介绍”才得以参加革命。从此以后，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影响了我的一生。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奔赴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在朝鲜前线，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有一个年轻的美国兵乘站岗放哨之际，偷偷越过两军对峙的阵地，携枪跑到我所属的部队这边来投诚。在我军前线指挥所里，部队指挥员问他为什么主动过来投诚，这个美国兵从羽绒军大衣口袋里掏出两件东西：一张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印发的中英朝三种文字的优待俘虏证卡（这种证卡是我军装在迫击炮空弹里发射到美军阵地上的）和一本厚厚的英文书，交给我军指挥员看。指导员看不懂英文，便把在前线指挥部政工组的我找来。我接过英文书一看，书名是“Red Star Over China”，便对指挥员说：“这本书是美国记者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这个美国兵在碧潼战俘营里表现很好。1953年朝鲜停战后交换战俘，这个读过《红星照耀中国》的战俘和其他好几十个美国战俘要求到中国来参观学习，看一看新中国，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才返回美国。

“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作乱，“造反派”到处夺权，把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革命领袖、红军将领、革命干部说成是“反党”，是“走资派”，使我大惑不解。许多单位的造反派成天揪这个斗那个，工作受到破坏干扰，我所在的部门也无事可做，图书馆资料室里除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所有书柜都贴上了封条，许多书的封面被打上了“黑××”，乱扔在书库里。一天，我闲来无事便偷偷地到图书馆资料室里找书看，在乱书堆里翻了翻，居然发现了一本撕去了封面的《西行漫记》，便偷偷地拿走去看。重读《西行漫记》，使我坚信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许多老一代革命家绝不是什么“走资派”，他们中有的人被林彪、“四人帮”整死了，使我感到十分痛心。“文革”十年动乱时期，极“左”思潮泛滥，个人迷信盛行，把人们的思想搞糊涂了，大家都噤若寒蝉，不敢讲真话、实话。1971年，我读到了在党内下发的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得知1970年12月18日斯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在中南海同毛主席推心置腹地谈了长达五个小时。斯诺不人云亦云，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谈到中国存在“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也坦诚地承认这是事实。他说，“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讨嫌，称赞斯诺对他讲真话不讲假话，保持独立思考，没有受这一套的欺骗。我对斯诺更加钦佩，深感斯诺先生从1936年访问陕北苏区后，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挚友、诤友。

斯诺先生曾说：“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当你想做一件事，你就去做那件事。”“文革”结束后，国内不仅重新翻译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而且陆续出版了斯诺文集四卷、《漫长革命》《我在旧中国十三年》等书以及许多斯诺生前友好对他的回忆著述。改革开放这些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

我离休之后，满怀敬佩之情，悉心搜集、阅读、研究斯诺的著述和生平事迹，走访了斯诺生前好友黄华、马海德、爱泼斯坦、柯鲁克、陆璀、王福时等革命前辈以及斯诺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斯诺一生在中国的非凡经历和思想发展变化加深了解和认识。斯诺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高尚思想情操使我深受教育。我萌发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把斯诺热爱中国、真心实意地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抗日战争，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作出的重大贡献，编写出来介绍给广大青少年读者。

自那时至今，除了发表许多介绍斯诺的文章外，我还陆续写了《斯诺与中国》《海伦·斯诺与中国》等书。今年是斯诺诞辰110周年，为纪念他，我在以往著作的基础上进行增订修改写出了《报春燕：埃德加·斯诺》一书，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奉献给广大读者。在这些年里，我曾应邀多次参加国内外举办的斯诺研讨会议，特别是到美国去访问，进行民间友好交流活动。做一些中美人民互相沟通的事情，使我晚年能够发挥一点余热，感到十分满足，也算是我的“夕阳红”吧！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原研究员，现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