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首先，调研工作的第一步，是准备一些“简单明了”的参考材料，供接待代表团和出访使用。其次，是所谓“跟踪形势”，包括对象是党和国家政局当中的重要事件。再次，我们希望找到结合中联部工作研究、认识非洲的切入点。记得我和同事曾合作撰写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论第三世界问题》，就是希望从中找到一点线索。1986年，我们曾积极参加部里召开的“非洲社会主义”问题研讨会。这时，我们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时，注意克服从“概念”“原理”和“结论”出发，用我们的愿望和理解去“套”外国的实际，再寻找“事实”，铺陈成“调研文章”一类做法，努力寻找客观认识非洲的突破口。

机遇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遇到了历史性的机遇。就像新时期对外开放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国际学术交流”也对我们认识非洲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这种交流，同样是各有所需、互利共赢的。

具体地说，当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美国主流社会即萌生了同我国学界开展“外国”（按他们的说法是“区域”）问题研究交流与合作的想法。20世纪80年代初，福特基金会安排美国六名研究世界各个地区问题的顶级专家组团，应中国社科院邀请来华访问，交流、考察中国对世界各个地区研究的情况，以决定基金会重点资助两国学界就哪个地区的研究开展合作。福特基金会在了解了中国学界对世界各个地区开展研究的情况后，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正在上升，美国在非洲一些国家的影响却是空白，因此资助中美学界就非洲研究开展交流与合作，或许将来可以通过影响中国的学者来间接影响中国的对非政策。

福特基金会这一决策的提出者和具体执行者，一个是驻东亚代表盖特纳（他的儿子20年后当了美国的财政部长），另一个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孙子于子桥。于子桥在美国教书，在台海两岸人脉广泛，又是研究非洲国际关系的专家，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中国的对非政策。福特基金会请他出面，联合六所在非洲研究方面享有盛誉的大学，共同组成“美中非洲研究交流委员会”，希望中方也能成立类似机构开展交流。

中方对美方的建议予以积极回应。当然，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制度也不同。“二战”以后美国利益遍布全球，深感了解世界各个地区的重要性，于是大力支持大学、智库开展“区域（外国）问题研究”。从美国的国情出发，研究的主力是大学和智库，政府部门除内部研究以外，也提供资助支持研究及相关人才的培养。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学还面临许多困难，尚未成为研究外国问题的主力军。因此，中方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牵头，开展两国非洲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我们则以“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研究中心”的名义参与。于子桥注意到“中国国际交流协会”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起成立的，开始对我们参与交流合作似乎还有所保留，但经过几次成功合作后，也就不再推三阻四了。

最开始，中美非洲研究交流与合作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互访相互介绍各自研究的情况，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起初，中美非洲研究基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因此，我们把他们“请进来”时，基本是听他们做学术报告，中方学者“走出去”时，则分为短期访问和提供一年奖学金两种，但都是“进修”或“深造”性质，相关费用大都由福特基金会提供，由于子桥掌握。

我第一次参加中美非洲学者的交流是1986年，主要是去参加美国“非洲研究学会”（ASA）年会，同时走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利分校、威斯康星大学等交往合作伙伴。在那次访问中，我们在年会下榻的旅馆里遇到了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朱重贵和阎学通同志。那时，朱重贵几乎已经搞了一辈子非洲研究，却一直没有机会到非洲访问，这次第一次出国还是到的美国。转年，阎学通利用美方提供的奖学金到美国读博士，后来改行研究中国外交与安全战略。

虽然那次访问时间不长，但通过走访几所大学的“非洲研究中心”和出席年会的机会，还是基本搞清楚了美国非洲研究的来龙去脉、总体状况、关心所在、日常运作和体制机制优势。概括起来说，美国的非洲（以及其他“地区”）研究同人才培养密切结合：以帮助学生获取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形式起步，通过这一过程使学生掌握必要的语言、文化、历史知识，了解本学科知识积累的整体情况，新出现的研究课题，以及所选择课题的主要学派、进展情况；在完成相关课程的学分后，同导师商定论文选题，到对象地区实地考察、搜集资料、撰写论文，通过答辩后取得学位；学生毕业后，有的到相关政府部门任职，有的到大学任教，有的担任国会议员的助手，有的到“和平队”或“非政府组织”当“志愿者”，积累一定经验后再去读更高学位。在校教师往往每隔几年就利用“研究假”脱离日常教学撰写专著。专门从事“区域问题”研究的学者，学业有成又有一定关系者，有机会通过政府、院校和智库之间的“旋转门”到国务院等政府部门或驻外使馆等实务机构任职，积累实践经验，然后再回到学校或研究机构，从事教学或著书立说。除了政府支持之外，由于美国有着大量不同名目的“基金会”，为各类“事业”提供“资助”，从而养活了各类“智库”和研究机构，既有“百家争鸣”，又通过“年会”相互“通气”，实现最低限度的协调。总之，我感到美国这套研究外国问题的体制机制的特点是学科支撑、智库争鸣、“旋转门”和全国性组织，总体上既可满足支撑美国政府和主流社会决策的需要，也符合深化认识和人才培养的客观规律。

反观当时我们自己的调研，相关人员往往是学外语出身，鲜有必要的学术准备，相关知识基本上是靠“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办法在工作实践中逐步积累的；同时日常工作最受重视的还是对外交往，调研基本属于“副业”，能干多少算多少；此外调研工作基本以行政手段推动，自上而下布置题目，自下而上层层审改。尽管这种状况一时半会儿难以改变，但看到差距，缩短距离的办法也基本清楚了，更何况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

我们的优势在哪儿？首先，同国内其他单位比，中联部非洲局基本属于一个“结合部”。虽然我们不像外交部那样“一线”处理国家关系中的具体问题，但也因此有更多时间开展调查研究；虽然我们不像研究所那样能够全力以赴搞研究，但我们有特定的交往对象，有更多实地考察的机会，因而较少“闭门造车”的风险；虽然我们到现场的机会没有新华社记者多，但我们没有“发稿”任务压着，而且我们有时间、也有必要深入思考一些重大问题。同国外比，我们有朋友、有特定的交往对象，因而有书本和媒体以外的信息来源，我们还有更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美国的非洲问题专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把“非洲研究”变成了一门学问，但他们做这门学问的方法往往不如马克思主义深刻。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去占有关于非洲的实际材料，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非洲问题之“的”，潜在的优势就不会变成现实的优势。

看到差距，就要扬长避短。我们的一个“长项”是，研究与交往相辅相成：研究使交往更为自觉，交往则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感性知识。为了弥补学术准备不足的短项，就要利用各种办法补课，尽可能做到“站到巨人肩上”。同时，非洲研究中价值最高的，还是通过参与实践或实地考察直接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从1987年开始，除了传统的友好代表团以外，部里还派出考察组到非洲访问。考察的内容聚焦在我们的交往对象非洲国家的执政党上，以了解他们的国情、制度、体制机制、方针政策以及自身建设。考察组大都由局领导亲自带队，成员多由综合处派出。每个国家都停留十天以上，既拜会高层、走访政府部门，又深入厂矿农村。在每个国家最后一项活动，大多是同我驻外使馆同志座谈，交流考察心得。第一年我们去了赞比亚、博茨瓦纳和坦桑尼亚，第二年又去了索马里、肯尼亚和毛里求斯。

这时，于子桥和福特基金会也不满足于两国非洲研究机构之间的相互走访，希望使交流与合作上一个台阶，比如联合举办研讨会。经过数轮磋商，双方商定于1988年4月召开第一届中美非洲问题研讨会，主题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困难的原因”。

这的确是当时非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为此非洲国家从70年代起就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基金”）和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展开了一场论战。以尼雷尔总统为代表的非洲国家认为，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困难的，一是历史原因，包括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以及由此造成的畸形经济结构；二是外部原因，主要是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他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几年前坦桑尼亚出口1吨棉花就可以换回一辆卡车，而现在要4吨。为此，非洲国家要求西方加大对非洲的援助力度，尽早兑现发达国家将GNP（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于援助的承诺。

我第一次接触这一问题，是在1986年访美期间参加世行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上。当时，世行分管非洲事务的副行长杰科克斯很高兴看到有中国学者与会，特别过来打招呼。他说：“我原来是世行驻中国代表，在中国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我马上想起在山东德州参观过的一个世行项目：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科研机构研制成功棉花良种，世行贷款、国家配套资金、群众投劳，引黄河水灌溉棉花，使当地农民迅速脱贫致富。他能当上世行副行长恐怕同他在中国的成就不无关系。他特别强调世行希望继续同中国开展合作，因为“中国既不放弃社会主义，又同世行密切合作”，这一成功案例有助于说服安哥拉等“坚持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回国后，我开始研读世行的《世界发展报告》，特别是系统反映世行（以及西方发达国家）观点的“伯格报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加速发展》。

20世纪70、80年代，世行和基金对非洲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开始，世行主要为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到1979年和1982年，分别设立了“结构调整贷款”和“行业调整贷款”，向非洲国家提供优惠贷款，但条件是必须制定得到基金认可的经济政策——一般表现为“结构调整方案”。后来，不仅是世行贷款，可以说所有西方国家官方援助都以基金认可的“结构调整”为条件。

这两家“多边金融机构”不仅提供资金，而且提供“思想”。它们通过每年春、秋两次会议，以及各种名目的培训，定期联系各国主管官员。“基金”和世行的刊物，包括年度报告和专题报告，也有广泛影响。世界银行聘用了世界上最大一支“发展经济学家”队伍，其中不少人虽然来自发展中国家，但大多在美国和欧洲大学受教育，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训练，薪金优厚，通过他们宣传西方“主流”观点更易于被接受。

此时，非洲国家独立初期的乐观气氛已不复存在，对发展经济的评价趋于负面，为“市场”恢复“名誉”的努力声势浩大。总之，从70年代的“非洲社会主义”和“一党制”，转变为80年代的“结构调整”和“多党民主”，基金与世行实在是下了大功夫。

1988年同于子桥一道领衔出席第一届中美非洲问题研讨会的正是“伯格报告”的作者。这种研讨当然不是纯学术性质的。

这时，我们通过同非洲国家各类政党的交往、参加各类“国际学术交流”以及赴非洲实地考察，增加了对非洲的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也更加认识到非洲发展问题的复杂。

考虑到这一问题的敏感性，我们在研讨会的发言中强调：造成非洲国家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既有外部原因又有内部原因。参加研讨会的世界银行著名经济学家伯格教授追问：那有没有主要原因？我们说，要具体国家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同时提醒与会者要更加关注非洲同其他大陆不同的“洲情”，除了看到非洲国家经济困难的显性原因，如旷日持久的旱灾、外部经济条件恶化、政策失误、动荡不安的周边关系和国内政局不稳等，也要看到落后的生产方式，畸形经济结构基础上的外向型经济和尚未找到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等更具根本性、普遍性和长期起作用的原因。

总之，通过调查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我们对非洲的认识逐渐深化。当然，不能关起门来搞调研，也不能“随波逐流”。不是为交流而交流，而是为了在比较中发现不足、形成特色和优势，更好地开展对非交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