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钱壮飞

钱泓（钱壮飞嫡孙）：为了工作需要，我爷爷带着我姑姑、姑父和我父亲等，住在南京中央饭店近旁中山东路305号的正元实业社。我爷爷对外的名义是正元实业社社长，实际上这里是当时国民党的情报机关。

其实，正元实业社真正的“老板”是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徐恩曾。那时候，国民党中央党部给徐恩曾的机密文件、电报，都送到这里来。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在武汉叛变，当地特务机关曾先后向南京发了六封绝密电报。幸好那天是星期六，徐恩曾到上海这个“花花世界”逍遥去了，没有看到电报。

钱泓：我爷爷是徐恩曾的秘书，早就秘密掌握了电报密码。一破译，看到顾顺章叛变，他马上意识到情况十万火急，因为顾顺章是中共特科的重要负责人，他知道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所有领导人，所有的组织地点和接头方式。于是，我爷爷立即派我姑父（他也是中共党员），立即赶到上海去联系李克农。当我爷爷看到最后一封电报上说“你（指徐恩曾）身边有共产党”时，他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于是，我爷爷等徐恩曾星期一早上从上海返回后，把所有带密码的电报都封好，原原本本地交给徐恩曾。然后，他就赶快撤往上海。爷爷临走的时候给徐恩曾留了一个条，说：我同你是政见之争，我走后，你不许加害于我的家人，你若执意加害，我就把你的那点丑事全部见报。所以，徐恩曾为了保护自己，就把钱壮飞是共产党这件事压了下来。

钱壮飞保护了许多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却没能保护好自己的亲生儿子。当钱壮飞在红军长征途中不幸牺牲时，他的儿子钱江只有12岁。

钱泓：那个时候，我父亲到处流浪。有一天，他看到报纸上的广告，知道我姑姑来南京演出了。

钱泓的姑姑黎莉莉是一位电影明星，因拍摄《大路》《体育皇后》等影片而走红。那年，她在“明月歌舞社”当演员。

钱泓：我父亲到了“明月歌舞社”，姐弟相认。当时，我父亲脏得就跟个小叫花子一样。我姑姑就给他点钱，让他去洗个澡换了衣服。后来，我父亲就留在明月歌舞社，帮着干点美工、拉大幕这些事，还参加了一些抗日演出。

抗战爆发后，上海和武汉相继沦陷，于是钱江又来到重庆，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做美工、录音和洗印工作。

钱泓：1941年，突然有一个人来通知我父亲，说：“李克农叫你去。”我父亲不知道李克农是谁，因为当时李克农跟我爷爷一起在南京的时候叫李泽田。后来，阳翰笙又托人来告诉我父亲，说你赶快去一趟。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和周恩来同志都在，说：“我们花了很大的劲来找你们。”接着，周恩来就把这些烈士的子女亲属都召集起来，其中有我父亲和叔叔。此外还有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平。我们都换上八路军的军服，挎个驳壳枪，坐着卡车去延安了。

阮崇武（阮慕韩、张耀湘之子）：实际上，我们当时在北京的家是党的地下工作的一个据点。我们家旁边是一个敌人的警察格子，就是派出所。你看着好像特别危险，就在警察边上，实际反而保险，警察会觉得，在他脚底下哪会有什么问题啊。

一天，崔月犁同志化装后赶到他家，对阮崇武的母亲张耀湘说：“我要去阜平了，要不要带几个孩子走？”

阮崇武：我母亲心想，就是被抓了，也别一窝端，让我三姐阮若琳和我先走。之所以让我先走，一方面考虑到我身体比较好，还有一个考虑是我那会儿在学校里老惹祸。比如我们踢球，一不小心踢出去，就到了日本小学生那儿。日本小孩一看飞过来一个球，抱着就跑，我们就追，然后就打。那时候跟日本小孩经常有这样的冲突。最严重的一次，日本小孩都背着竹剑，他们把竹剑拔出来就砍，于是我们就回去拿窗户棍回击，两边开打，打伤了一些人。所以我母亲就很担心，说：“你老打架，打出事怎么办？”所以觉得要我早点走也好。我们跟着崔月犁上了火车，到正定站下。下了车就得步行了，就这么走到了北管头。到了以后我一看，哎呦，写着“共产党万岁！”我还吓了一跳。那个时候我还小啊，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家里也没对我讲过。记得当时我还对我姐姐说：“怎么到了共匪区了？”我姐姐就说：“别瞎说！”这以后我才知道，共产党是抗日的。

他们到了参议院，才知道父亲已经去延安了。阮若琳决定也去延安，于是和弟弟商量。

阮崇武：姐姐说：“你要走不了就回去，我一个人先过去。”我说：“别介，咱们两个人来，就得两个人走。”向延安出发前，组织上专门给我们准备了小行军被，打背包的绳子什么的。有几个小孩跟我们一起走，都差不多一样岁数，有几个身体不太好的老同志也在我们这个队伍里头。我们这一路走了3000多里地，几乎都是翻山越岭走小路，走小路还得躲开敌人的防线和据点。过同蒲路的时候，正好遇上一个火车过来。好家伙，火车上的大灯一照，我们全得爬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火车走了再赶快跑着过铁路。过了铁路再过汾河，所以走了两个白天一个晚上，才算是过了封锁线。就这么着，走了半年才到的延安。

阮若琳，日后曾为中国电视艺术作出过突出贡献，当年她去延安时才14岁。

刘晓音（阮若琳之女）：我听妈妈说起过，他们走过的晋西北，是最贫困的地方之一，老乡们吃糠咽菜，什么柿子树的叶子、杨树叶、榆树叶，还有一种野菜叫苣麦菜，一块儿跟糠混在一起当口粮。我妈妈说那是她第一次亲身体验吃糠咽菜是什么滋味。可是，这些老乡却把藏在地里的种子挖出来送给部队，支持他们打日本。就是这样的老乡在支撑着抗战的根据地，支撑着抗日的队伍。

妈妈他们过了新县过黄河，就算是到了解放区了。这时，护送他们的“小刘叔叔”和“老范伯伯”就要返回了，因为他们的任务是一批接一批护送去延安的人员，保证他们的安全。过封锁线时，有时四面都是日本人的碉堡，他们为了掩护别人，保证别人的安全，随时准备要牺牲自己。妈妈说，这是她去解放区最先接触到的最好的人。尽管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但他们称得上是平凡而伟大的人。妈妈没有忘记他们，我想我也不会忘记。

1940年9月16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鲁南桃峪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罗荣桓主持了这次历时三周的重要会议。那时，他的儿子罗东进被寄养在一个老乡家。

罗东进（罗荣桓之子）：杨勇叔叔把我从鲁西南老乡家里接出来，带到了沂蒙山区。已经是秋季了，他就找了一个挑夫，一头放着我，一头准备了一筐肥城的桃。肥城的桃特别好，弄个麦管儿撅断了，插进去就能吸出桃汁来。所以那几天，一路挑着我，我就吃桃子，就这样到了桃峪。见到父母的时候，我根本不认得他们。那时候我一岁多快两岁了，不敢认他们，就躲在杨勇叔叔后面，拽着他的裤子。后来我妈妈说：“这是你爸爸呀！我是你妈妈！”我这才慢慢认了他们。

任质斌，曾任新四军五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他们一直都在湖北大悟坚持敌后抗战，1945年3月他的儿子任全胜出生后，被寄养在大悟白果树湾的老乡家里。

任全胜：1946年3、4月份，国民党向中原地区增派兵力，准备“围剿”我中原部队。我父亲和母亲就准备把我接回身边，于是派了警卫班的一个战士和我表舅一起去接我。我们在回来的路上，走到河口地区过国民党封锁线的时候被扣留了。因为国民党知道新四军五师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的子女都寄养在老乡家里，所以他们就怀疑我是新四军大官的孩子，把我们扣留了三天。当时，警卫员始终坚持我不是首长的孩子。我表舅说：“国共两党已经开始谈判了，正在谈判期间，你们扣留人家的孩子不合适，要不然我找你们团长去，我希望跟你们团长交涉。”国民党的一个连长一看到事情要闹起来，就说：“那这样吧，你和孩子可以走，他（指这个警卫战士）不能走。”于是就把这个战士给扣下来了。后来虽然几经交涉，但国民党方面始终没有放人。再后来，就没有这个战士的下落了。我长大记事之后，父亲常常对我讲：“你的生命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

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一师政委的刘炎，把两个女儿都寄养出去了。老二刘晓星被送回来的时候，还发生了一点误会。

刘晓星（刘炎次女）：我大姐出生的时候，部队正在行军打仗，所以就被寄养在一个叫高亚东的绅士家里。我父亲病重的时候，一直惦记着被寄养出去的子女，尤其是我大姐，就对我妈说：“我不行了，你一定记住把大女儿找回来。” 那个时候女孩子的命运很惨的，找不回来说不定就被卖到窑子里去了。抗战胜利以后，我妈妈就派警卫员王根毛去接我大姐。过不了几天王根毛回来了，抱着一个孩子。孩子面黄肌瘦，皮包骨头，只剩下一口气，奄奄一息，还鼓着一个大肚子，身上倒披着一个很漂亮的披风。我妈就对王根毛说：“这不是我的孩子，你接错了。”王根毛说：“没错，是你的孩子。”说着从手里拿出管文蔚给我母亲的一封亲笔信，信里说：“你寄养在南通天心镇的二女儿晓星，因为部队撤了，所以我们也就把这个孩子接出来了，你带回去。这孩子一身是病，好好治病，增加营养。孩子身上的披风是我爱人张云做的。”这时候妈妈才知道接回来的是我而不是我大姐。

吴翠兰的亲生父亲马识途得知战友何功伟和自己的妻子牺牲后，就赶紧把何功伟的爱人和儿子掩护起来，然后就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从未谋面、不知生死的女儿。20年后，他走进了北京工业学院党委办公室。

吴翠兰（马识途之女）：1960年5月1日，系里通知说：“你父亲来找你了。”我还挺奇怪，说：“我父亲有什么事要来找我？”系里说：“是你的亲生父亲找你。”我当时一下子就蒙了，我的亲生父亲就是在武汉的这个啊，难道还有别人？这时我们系党委书记说：“待会你到党委办公室去，你父亲在那等你。”我去了，站在党委办公室门口的时候，他一看到我，马上就说：“哎呀，特别像，你的模样、笑的样子，就像你母亲再现了。”说完就哭了。当时我也蒙了。我父亲后来说：“你母亲在中央大学里是唯一一个学理工学机械的，你也是学机械，怎么那么巧啊。”后来他还给我讲了不少过去的事情，我才慢慢接受了他是我亲生父亲这个事实。

在武昌的一个饭店，马识途见到了女儿的养父母，他称他们为大哥、大嫂。马识途对他们说：“找到了女儿，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我的女儿今后还姓吴，还叫吴翠兰。今后咱就是一家人了。”此后，吴翠兰一直与养父母一起生活，为他们养老送终。

父亲林正亨被捕后，林为民和大妹妹就跟姑妈到了香港，不久又由党组织安排送到北京读书，由国家抚养。母亲沈宝珠和小妹妹林青则留在了台湾。

林为民（林正亨之子）：我父亲牺牲以后，特务机关想在我们家里“钓鱼”，我家里住进了两个特务，所以我母亲很担心有地下党同志来。一次去买菜的时候，刚一出门，她就碰到了地下交通员阿许，她就在门口堵住他说：“你赶快走，家里有狗。”就这样保护了这个同志。当时我母亲想自杀，一天抽50支香烟。但后来想起父亲在临终前曾经嘱咐她要把孩子带好，继承他的遗志，就不再抽烟了。她想逃离台湾，就变卖了家产。小妹妹林青当时刚出生不久，因为我妈妈没奶，就给她请了个奶妈。这个奶妈也是个穷苦人，我妈妈给她两根金条，说你坚持一年，我就回来接孩子。因为她听我父亲讲台湾很快就会解放。奶妈就对我妈妈说：“你干脆把孩子给我吧，我很喜欢这个孩子。”我妈妈说：“不行，这是我们林家的骨血，不能随便给人。”我妈妈化名、化装从台北到了基隆，后来又到了香港。到香港后我妈妈就非常后悔，说：“如果能把林青带出来就好了。”此后30年，我们都没有林青的音讯。我妈妈非常痛苦，她觉得对不起孩子。

1970年我奶奶从印尼去日本，路过台湾时，到我妹妹林青家去看她。去了才知道，奶妈带着我妹妹在台北的圆环市场卖香蕉时，妹妹一不小心用砍香蕉的刀扎瞎了自己的一只眼睛。后来，我姑父到台北花了300美元把我妹妹赎了回来。我妹妹自从8岁到他家里后，我姑父家的六个孩子都是我妹妹给带大的，13岁开始给他管家，非常苦，没有上学，也没有结婚。我奶奶看到这个情况就跟她讲：“你这么苦，我是不是把你带到北京去找你妈妈？”我妹妹说：“我不去，我恨我妈妈，她把哥哥姐姐都带到大陆去，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台湾。如果不喜欢我就别生我，我没有这个妈妈！”

奶奶到了北京后把这个情况跟我妈妈讲，她听了非常伤心。1982年，我带着妈妈到香港和我妹妹见了面，才把这个疙瘩解开。妈妈去世的时候，我妹妹专程从台湾赶来北京参加她的葬礼，在灵前整整哭了两个多小时。

吴黎阳（吴泽光、段伯琪之女）：我跟妹妹是双胞胎，她比我晚半小时出生。我叫吴黎阳，她叫吴黎红。她的养父母特别喜欢她，常把她顶在头上，走30里地到延安来看我们。1945年，组织上调我父亲母亲去前方，走得很紧急，也没有时间去看她。到了1953年，我妈妈当时在部队工作特别忙，就托了她一个战友的哥哥，是个延安人，去高城找我妹妹。到了以后，那老乡就告诉他说：“那边放牛的娃娃就是公家娃。”我妹妹当时没有上学。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多大了呀？”她都不说话。后来旁边的老乡说：“她叫玉莲，给改的名字，12岁了。”这时她才开口说：“我13岁了。”这就对上了。

等妈妈断定这个叫玉莲的姑娘就是自己的女儿，再次托人去接的时候，这家人已经搬走了，从此不知去向。

吴黎阳：1974年我到高桥去问一些老人：“有没有见过一个跟我长得很像的女孩？”因为我妹妹和我长得特别像，我妈妈说生下来的时候连我爸爸都分不出来哪个是老大、哪个是老二。所以我当时以为我只要到那儿，人家就肯定能知道。但是他们当时都愣在那儿，没有表示。后来我想，她13岁就走了，我去的时候都30多岁了，变化可能太大了。20世纪90年代我又去过两三次。可是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我妈妈现在都90好几了，她也盼着最终能够找到我妹妹。

也许像吴黎阳和她母亲那样的人还有很多留下终生遗憾。然而，我们可以告慰先辈的是，这些被寻找到的孩子们，无论有没有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他们都牢牢地记住了这样的话——“你们是用烈士的生命和鲜血换回来的”“是老百姓把你们养大的。”因此，他们不敢辱没先辈的光荣和自己肩负的使命；也因此，他们踏着父辈的足迹，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完）

大型文献电视片“延安儿女的故事”完成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