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集团反共活动日益猖獗。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调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赴陕北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驻防，执行警备任务。1941年，国民党停发八路军薪饷，派40万兵力包围边区，军事进攻加经济封锁，叫嚣要饿死、困死八路军。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45公里，与国民党军队驻守的洛川接壤，是延安的南大门。1941年三五九旅进驻金盆湾、南泥湾一带戍边，垦荒生产，积累了一些驻军屯田的经验。1943年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在南泥湾广阔肥沃的土地上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南泥湾是延安县金盆湾区的一个乡，纵横100余公里，区内有盘龙川、九龙川、南阳府川三条河川，河川两岸有沃土约15000亩，除大片森林外，其余大部分为可耕地。

金盆湾是三五九旅驻地，驻有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部、供给部、旅直属队等单位。七一七团、七一八团、七一九团、四支队分别驻临镇、马坊、九龙泉、南泥湾，劳武结合，执行保卫和生产任务。

当时，王震同志是三五九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兼任延属分区司令员。他驻在延安，常来恳区视察指导工作，来了就住在金盆湾。视察中，王震发现这个离延安不算太远的地方，竟没有一所学校，大大落后于延安、绥德、米脂。他说：“提高文化素质是富国强兵之本。希望指战员都努力学习，成为有知识的人。没有知识，带不好兵，打不好仗；没有知识，将来适应不了新中国建设的需要。”

就这样，为了给当地居民子弟创造一个读书的机会，他决定在金盆湾兴建一所民办公助小学。

奉命筹建小学，当起了娃娃头

1944年初，我奉命调离垦荒大队，接受筹建这所小学的任务。

所谓“民办公助”，就是由区政府领导这所小学，负责动员当地居民子弟入学；驻军政治部参与领导，调给一名教师并给以校舍等物质上的支援。课程设置、教材等，则责成我从实际出发，克服困难，自己解决。

校舍设在政治部驻地山脚下的一个大场院里。场院很大，长宽均约30米，南北走向稍长，有土围墙。场院北侧有一排坐北朝南的房子，共七开间。西侧三开间是一间大房子，是部队的仓库。东侧一间存放农具，住着政治部的司务长。中间有一大一小两间房子，大间是两开间，采光不错，是教室；小间是我和我爱人方深同志还有我们的小女儿方无忌的家。场院西侧有一棵大槐树，春季，槐花飘香；夏季，浓荫覆盖半个场院。这样的校舍，在当时当地是最好的房子。除校舍外，政治部还给学校配备了教桌、学生桌凳，一块黑板和少量粉笔。

老师给孩子们讲故事

当时一共有十几个学生，大的十三四岁，小的七八岁。李荣和张秀兰是供给部的子弟，张秀兰是唯一的女生；黄贵锁，家在镇上开杂货店；何茂盛、何宁茂、常成文、牛布衫、牛疙瘩等都是住在附近山上的农家子弟。孩子们几乎都不识字，只有政治部主任李信同志的长子李新阶认识一些字，是他母亲柳慧明同志教的。

关于课程设置，经与政治部李大同同志和刘区长商讨，学校最开始只能开国文、算术、音乐、美术四门课。因找不到小学课本，国文、算术教材可以自编，而历史、地理的教材要编得准确，没有资料作根据无法编。而且，不应同时开课门类过多，只有等找到课本再作安排。

我教国文、算术、音乐三门课。

编国文教材的思路是：教识字，教和生活环境有关、孩子们用得上的字，如日、月、山、川、江、河，家畜名称，农作物名称，农具名称等；另外教些和大生产运动有关的词汇，如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耕一余一等。也讲些和抗战有关的小故事，如八路军打赢哪些仗扩大了根据地；日寇的“三光”政策害苦了老百姓；国民党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当时战况是：日寇在国民党统治区侵城掠地；八路军、新四军在日寇侵占地区收复失地；国民党枪口对准八路军、新四军。孩子们听说了这种战况后说：“奇怪，奇怪，真奇怪，国民党怕小日本，小日本怕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怕国民党背后打冷枪。”老乡们说，娃娃们念书认字，还解开了不少世事。

编算术教材的思路是：先教数字写法，再教加、减、乘、除，由简到繁，逐渐教演算可用于生活的简单的四则题。

音乐课就是教唱歌。部队战士会唱很多歌，如《义勇军进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月里来是新春》《绣金匾》《快快参加八路军》等歌曲。这些歌曲，孩子们听部队唱，早已听熟了，也会唱了，就是唱得不准确，教一教，纠正一下就行了。

对美术，我是一窍不通。之所以开美术课，是因为我的校友、鲁艺文学院美术系的焦心河同志到三五九旅体验生活，搜集素材，恰好住在金盆湾，因此我请他隔段时间来教孩子们一次美术课，他允诺了。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课，他在黑板上画了一条侧身站立的牛，几笔就画出轮廓，形象逼真，孩子们十分高兴。他告诉孩子们如何起笔，画画时应注意些什么。就这一堂课，孩子们基本都能画牛，有的孩子还画得很好，课间休息时，院子地上都是孩子们用树枝画的大大小小的牛。焦心河同志离开金盆湾后，美术课就停了。课虽停了，孩子们画画的兴趣不减，画鸡，画狗，画树木房屋，题材广泛。孩子们是有潜力的，而发挥潜力，在于诱发。应该说，焦心河同志是善于诱发潜力的。我离开边区后，偶遇鲁艺校友，得知焦心河同志在前线牺牲了，没能看到我们共同期盼的抗日战争的胜利。

教学时间安排是：上午学国文；下午学算术；课间休息教唱歌，或在院内游戏；美术课则根据焦心河同志的时间凑着来安排。

因为没有课本，教读、教写、教算，都得充分利用黑板。我在黑板上写下自编的教材，教读教写后，孩子们轮流在黑板上练写练算，直到学会。这样，教学进度不可能快。孩子们没有纸笔，就没法留家庭作业，只好第二天上课时先把头一天的课温习一遍，再教新课。

这是一群纯朴的、有些野性的孩子。记得刚开学时宣布课间休息纪律，原本说好休息一会儿就自动回教室。但是，我刚一宣布课间休息，孩子们就蜂拥而出，时间差不多了，却没有一个孩子回来，院子里连个孩子的影子都没见到。我正在寻思不知道该如何去找回他们时，忽然听到大树上有嘻嘻哈哈的笑声，原来他们都会上树，爬上树藏起来，和我闹着玩。

于是，我着手建立课堂秩序，选班长、选课代表并规定他们的职责。孩子们以能当选班长、课代表为荣，尽职尽责。逐渐地，孩子们不迟到，不早退，学习认真，有礼貌，不吵闹，课堂秩序井然了。

一开始上课很不好教。比方说教写字的笔顺就很费劲，如“左”字的撇应该在字的左边，有一个孩子非把这一撇写在右边，好不容易才写对，教起来很费劲，进度也慢。我用表扬的方法激励孩子们奋发向上，哪个孩子写得好、算得好，就请他示范，孩子们争强，学习质量提高了，学习进度也逐渐加快了。

就这样过了一年左右（我在这个学校工作的时间为1944年4月到1945年3月），孩子们已能写一二百字的短文，能演算简单的四则题，还能给家里写个柴米账。

没有教科书的困难，就只好这样对付着。接下来出现的问题是：为数不多的粉笔用光了，而这时孩子们已经有了用纸笔的要求，但学校却无分文经费。此外，学校还应该有个厕所。

孩子们手中无书，把自编的教材写在黑板上还可以上课；没有粉笔，就上不成了，因此缺少粉笔成了主要矛盾。当时，在政治部找不到粉笔，镇上也从来没有卖过。于是，我们自力更生，用石灰粉加面粉和成团，檊成片，切条，晾干，做成粉笔的代用品。代用品写出的比画细，不白，不如粉笔写的醒目，还伤黑板，写后会留下很多划痕。不过，聊胜于无吧。

孩子们希望有笔纸，是想把写在黑板上的教材逐课抄下来，成为手抄书，这是个好的愿望。可是，要让孩子们家里出钱买，除在镇上开杂货店的黄贵锁外，其余的孩子大概都拿不出钱。政治部同志用的纸，有部分是自己带进边区的；战士们学习写字先是用沙盘，后来有人用桦树皮代纸。我想不出解决孩子们纸笔的办法。有一天，我去镇上，走过中药店门前，店里同志招呼我进店，问我：“纸笔问题解决了没有？”也不知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回答：“没有。”店里的同志说，他们能协助解决。办法是带孩子们上山采挖药材，店里收购，付给现钱。他们说现在山上就有几种可采挖的药，并拿出药材教我辨认。我问，采挖的药是鲜药，不是药材，怎么用呢？他们说，药店会把鲜药炮制成药材。一个难题就这样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于是，我就带着孩子们上山了。孩子们非常高兴，几次上山，都是全体出动。我还记得，采挖的药里有马兜铃、车前子和甘草。孩子们专拣陡路上山，他们抢着背我的小女儿无忌，尽管他们走的是陡峭的山路，可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的小女儿也一点不害怕，她欢叫着，拍打背她的孩子。上山途中有时能看到成片的山丹丹花，这些花都不在阳坡，陕北民歌中有句歌词是：“山丹丹花背漥漥红”，歌词的创作者观察得多么准确。有时可采到山莲果，山莲果有苹果大，里面有大酸枣大的果实十几个，果实外有一层软壳，剥开软壳，里面有清香如莲子的果仁，味道酸酸甜甜的。在草丛中还能捉到健壮的蝈蝈，捉到蝈蝈，孩子们就编个笼子笼起来，给我的小女儿玩。上山采药，算是勤工俭学加野游。

天气渐渐热了，我提议找个合适的地方，自己动手修个厕所。刚一提出，孩子们就表示赞成，说：“这个好办，交给我们吧，你就不用管了，一会儿就干完。”孩子们先选点，点选得很好，离教室不算太远，一块不大的地方，被周围房子的山墙围着，有一个不大的豁口，可容人出入，大概原来是打算用作畜圈的。接下来，孩子们就借镢头、锹，挖坑、搬石头，还捡来几根树枝，一块席片。也就用了两节课的时间，厕所就修好了。坑挖得规规矩矩，相当深，坑旁放着踏脚石，上面有树枝席片做顶。然后就清理场地，活儿做得又好又快又干净利索，这是我完全没有预想到的。这些孩子干起活来，主动、像样，这个优点实在值得现在的青少年学习。

教室前面的大场院是晾晒粮食的。这一年粮仓空了，场院就空着。我建议种点东西，把场院利用起来。种什么呢？孩子们一致说种西红柿。在八路军进入边区前，当地人没有见过西红柿，更不会吃这种没有见过的东西。孩子们接受新鲜事物快，说西红柿好吃。我告诉孩子们，西红柿不但好吃，还有丰富的营养。

我从供给处主任文彩俚同志处要来西红柿种子，都是优良品种，有赤红色的、黄色的。场院的地很硬，我请来政治部几位男同志帮忙开地，在槐树树荫遮不住的地方，开了一丈见方的一块地，下了种。这以后，就用不着我管了，孩子们星期日轮流来，松土、拔草、施肥、浇水、搭架，课前课后，看看管管。西红柿长势好，枝叶繁茂，挂果很多。孩子们不断采摘果实带回家，向他们的家长宣传说：“先生说的，西红柿营养好。”纯朴的乡亲们认定，教书的先生是有知识的人，说的话不会错，他们就学着吃西红柿。第二年，家家都种起了西红柿。

老一辈革命家尊师重教，关怀爱护青少年，为革命培养后备力量。对还在呀呀学语的娃娃——我的小女儿这一代人，倍加关怀爱护。王震同志和袁任远同志曾经叮嘱我们要带好娃娃，说：“我们现在打仗，仗打完了要搞建设，搞建设，就要靠娃娃们了。”

部队训练和田间劳作时，需要吃饱吃好，因此平时就得尽可能节约些粮食备用。我们吃过“三合饭”，“三合饭”是小米、土豆加南瓜煮的稠饭，很好吃，就是不大经饿。有一次，我们领到了小麦，可是没有条件把它加工成面粉，就只好煮着吃。小麦难煮，几个钟头也煮不烂，几位随军转战的炊事员就起早贪黑地煮，十分辛苦。有时候没有菜，就找一两瓣蒜弄碎，加点盐拌在饭里，很下饭。我们还吃过扫帚菜，这种菜在嫩的时候还挺好吃的。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岁月里，供给部还照样给娃娃们发细粮和菜钱，春秋两季还发布和棉花。逢年遇节，部队杀猪宰羊，总要给娃娃们送肉。娃娃们丰衣足食，健康成长。

我在这所“不规范”小学的工作实践中，也去掉了不少娇气，对从实际出发、群策群力、锲而不舍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更是终生受益。

1945年3月，三五九旅组建第二批南下支队，我爱人方深同志奉调到延安集中，等候出发。我也被调往延安，另行分配工作。我把学校工作移交给鲁易同志，和孩子们郑重告别。平时带着他们觉得很累，到告别时，才发现我们相处一年，处得很融洽、很愉快。“别时容易见时难”，孩子们依依不舍地送我们一家，送了很长一段路。

1988年，延安大学建校五十周年，邀请校友回延安参加庆典。鲁迅艺术文学院是延安大学下属八大院校之一，在被邀之列，我因而得以有机会重返延安。回到延安，我油然而生回金盆湾看看的念头，我怀念当年的学童，如今他们也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这里曾经经历过胡宗南入侵的战乱，他们后来还读书吗？他们现在在干什么？我还怀念那里纯朴的父老乡亲和那里的山山水水。遗憾的是，因为日程安排得很紧，挤不出多少单独活动的时间，也因为去那里交通实在不便，我最终未能了却回金盆湾看看的心愿。

2009年，91岁高龄的老红军胡述文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又过了五年，胡述文的女儿方无忌和老伴一起去延安等地故地重游，其中包括金盆湾。替母亲了了这桩临终未了的心愿后，女儿写了这封“寄往天堂的信”，向爸爸、妈妈报告。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在天上还好吗？你们一直在关注你们的孩子及孙辈的活动吗？你们是否注意到，最近老伴陪我去了绥德、延安等地旧地重游。我一直梦想在有生之年，去看看我出生的绥德的窑洞，给我治病的侯大夫工作过的延安中央医院……这次梦想成真了。

我们晚上才到延安，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去南泥湾、金盆湾。之所以首先选择去这两个地方，是因为妈妈未能了却回金盆湾看看的心愿。亲爱的妈妈，这次就是为了却您这一心愿，替您去金盆湾看看。当然，我自己也非常想去那里看看。

我们联系上了“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的负责人王宏。在纪念馆的对面，我们看到了一片绿油油的稻田，那真是“陕北的好江南”呀！接下来，王宏开车带我们前往金盆湾，那里是三五九旅旅部旧址。幸亏有车送我们，否则不熟悉道路的人是很难找到的，也难怪妈妈您当年没能回去那里。

三五九旅是1941年3月12日进驻南泥湾的，而我是1941年1月12日出生的，那么说，我刚刚出生两个月就随三五九旅从绥德去了金盆湾？亲爱的爸爸妈妈，是这样的吗？本来还想去妈妈工作过和我生活过的金盆湾小学旧址看看，但据看管旧址的老人说，那个小学的旧址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只好作罢，还是有点遗憾。

亲爱的爸爸妈妈，不知道为什么，这次陕北之行总是带有一种使命感，似乎是为了完成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无论在绥德博物馆、延安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还是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我都要送上一套爸爸妈妈的遗作。我总是想，我也73岁了，虽然现在身体还好，但总有一天要去天堂与你们一道生活，总不能让你们那一代人的贡献消失在茫茫的历史中吧。嗯，这就是我的使命，把你们的贡献用文字留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但愿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完成这个任务。再见，爸爸妈妈！以后我还会及时向你们汇报的。

想念你们的小女儿：无忌

2014年9月5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