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绿色中国

人的生命一头连着时间，一头连着地点，时间地点如同坐标，记录着我们一生的喜怒哀乐。比如丘吉尔，一说起来就是1940年的下院演讲；比如拿破仑，肯定是1815年的兵败滑铁卢。普通人如我，说起往事，也离不开某个时间、某个地点。

时间是我19岁的那一年，地点是广茗阁。

广茗阁是京城的一个曲艺场子，后海北，鼓楼西，全新仿古的老北京建筑，油漆彩画，手工撵铆，非常讲究。主事者雄心勃勃，声称要恢复北京的文化传统，意在建造曲艺表演的新场所。而19岁的我成立了北京青年相声剧团，意在以相声为志向，说好相声。

理想满满的人与雄心勃勃的人相遇，这是要出大事的节奏。

于是，北京青年相声剧团与广茗阁联手开辟了每周相声晚会。商家和艺人合作，是名利双收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丘吉尔说过：我没什么可以奉献，有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初出茅庐的我身无长物，懵懂无知，所有的不过是年少轻狂的激动与兴奋。我想把一群人聚在一起，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说相声，并且一直说下去。于是就招兵买马，组建相声剧团。有趣的是，组团名曰青年，团员的年龄平均起来与青年并不搭界。许多六七十岁的老先生加盟于内，小青年倒是没几个。我们需要有经验的先生罩着点儿，于是，青年剧团成了我这个小青年牵头的“恐龙剧团”。

闲言少叙，演出开始。

演员，演员都到了吗？对不起，7场节目，只来了3对。其余那几对呢？病了。是的，这是一个永远有效的“理由”。谎言并不唯唯诺诺，常常义正词严。

演出快开始了，演员却告病不来，用我们的行话说，这叫“蹾场”。蹾场是发泄不满，是拆台。对一个以演出为职业的团体，拆台就意味着公然造反。

救场如救火。于是，3对演员撑着7个节目，单口、对口、群口，总算演完了。“饭不够，水来凑”，您能猜到这演出质量吧。我们为了眼前的利益放弃了对观众的尊重，亵渎了自己的职业。拿破仑一生40余役才到滑铁卢，我头一场就演砸了。

我满怀理想与热情，碰到的却是无情的丛林法则与市侩逻辑，扯那么多大道理，最惦记的无非还是利益，怎么就没有人谈论是非呢？直到今天，我也没能遵照老先生的教诲——把别人当玩具，让干吗干吗。

自此，我成了相声界的头号公敌加超级瘟疫，有人对我恨之入骨，眼神里都是鄙夷，有人对我避之唯恐不及，连素不相识的人也要骂我几句以自证清白。没人思考事实本身，道德表演是我们的特色。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人言可畏，所有的人言都带着一种合唱般的愿望：让高晓攀离开北京相声界。

那一年，我19岁，刚组织了一个相声剧团，就在广茗阁遭遇了一场失败的演出，仿佛灭顶之灾。

找回初心 才算长大

有人说：回到初心，方得始终。这些年我们走得越来越远，童心渐渐消失；我们变得懦弱、多疑，充满机心和算计。我身边很多人小有名气之后就开始找不着北，开始吹牛逼：我认识谁谁谁，我拍过谁谁谁的戏，上过谁谁谁的床。但我心里清楚，真正牛逼的是那些做过无数牛逼的事却一件也不挂在嘴边的人，就像真正的读书人尽管学富五车、出口成章却从不给人掉书袋的炫耀之感。

生活很残酷，不可能事事顺心。我写这本书，不是想教会别人什么。你有你的经历，你有你的酸甜苦辣，别人无法替代。但看完这本书后，如果我的某段经历能够触动你，我的某句牢骚能够让你会心一笑，我就知足了。

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就像书中提到的姜昆、冯巩、郭德纲，他们各有千秋，却都是坚守初衷、不改初心的人。他们的成功背后虽然也有痛苦，但正如傅雷先生在翻译《约翰.克里斯朵夫》时说过的：“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有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尽管我算不上英雄，但在不认怂的行旅中我与他们所遇相似，所想攸同。

我要学会的就是找回童心，我不想刚30岁就活得像70岁一样苍老。我害怕这种苍老。

我表面上像个愤青，内心里还是个孩子。我“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我“潦倒不通世务，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我希望自己是大观园里的贾宝玉，可在这个纯情变煽情的年代，那块通灵宝玉早就不知遗落何方。

有时候在北京自己开车，我会有种缥缈的感觉，这是我想要的城市吗？可回到老家，感觉也是空空荡荡，不像小时候，总在外面疯玩，不到天黑大人出来叫绝不舍得回家。如今，我裹着成功人士的外衣，一个人在大街上晃，却再也找不回童年的自在时光。

我不想标榜自己的真诚，只希望您能在我的故事里，对相声有一点儿新的发现，对艺术有一点儿新的感悟，对这个连基本信任都失去了的社会有一点儿自己的担当。

我已经不再是个孩子，却依然想不失童心。

我已经不怎么说相声，却还是离不开相声。

傅雷对傅聪说：你先是个钢琴家，其次是艺术家，最后是一个人。

做人，是一辈子的事。30岁之后，我要做一个不负此生的人，一个不改本色的人，一个为成就自己含泪奔跑的人。

我的故事讲完了，我的故事才开始。

（责编：张志国）

有人说他是相声界的颜值担当，但他站在台上说相声的时间却越来越少。

有人说他是80后的励志偶像，但他却遍尝演出砸场、演员出走的艰辛。

舞台上，他是让无数观众捧腹开怀的笑星；舞台下，他却需要心理医生的帮忙。

时光的雕琢中，高晓攀在岁月中成长。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他与外界对抗，与外界妥协，他捍卫相声的尊严，也变革相声的方式。

2018是嘻哈包袱铺元年，它在中国喜剧圈行驶了10年之久，而它的掌舵人高晓攀已过而立之年，虽然仍意气奋发，但更多的是岁月尚未静好的不懈探索与自我突破。

有人说，做喜剧的人都有颗洞察悲恸人性的灵魂，但在高晓攀身上，却折射出了不一样的韵脚——诗人。对，没错，他是一位极爱写诗的喜剧演员，诗人与喜剧演员，这两个看似兼容度不高的词汇被高晓攀烙隔成一张宣纸的距离，他在宣纸的两面自由切换，揣着诗人的内核做了20余年的喜剧。

3年前的高晓攀，喜古代文学，斥世俗偏见；喜夜灯创作，斥媒体追捧。但，现在的他，依旧热爱文学创作，但亦开始接纳自己“娱乐圈人”的标签，在不知不觉间也过着像大多数明星艺人“忙成狗”的日常，凌晨深夜发微博早已成为他加班创作的衍生日记。

而立之年，一本关于高晓攀的自传书籍《别怂》出版。书名《别怂》的背后，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本期“星·美文”特别选编两篇，与您分享一起分享高晓攀的创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