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夫张永发
文 | 胡成 图 | 西德尼·戴维·甘博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十步之间，必有芳草。”
世界大致是恒定不变的吧？比如一座城市与另一座城市的距离？
某年宅在重庆图书馆翻阅抄录抗战时期陪都的行旅史料，不慎打翻一瓶矿泉水浇灭了我的笔记本电脑。那时候西南地区还仅有成都设有该笔记本的品牌直营店提供售后，为了拯救那些珍贵的如淹没在三峡库区的资料，我立刻决定出图书馆，自渝赴蓉。
蜀人闻此，或者说所有今人闻此，大约都要哑然失笑：好像多么了不起的决定一样。确实，不过是去重庆火车北站，买一张高铁车票，一个半小时以后，就可以走出成都火车东站。
一个半小时，满街小面的风景，就换作了串串香。
可是，这样两座城市的距离，近至抗战时期—不过70年前—你知道有多么遥远吗？
《旅行杂志》，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第十四卷第四号，特别出版一期“四川专号”。第2326页，有当时的一篇《渝蓉旅程》。与我同样：“自渝赴蓉”。
“自重庆两路口搭成渝公路汽车直达成都，一也；自重庆朝天门搭民生公司上水汽轮直赴嘉定（今四川乐山），更自嘉定搭成嘉公路汽车转成都，二也；自重庆嘉陵码头搭民生公司上水汽轮赴遂宁，更自遂宁搭成遂公路汽车转成都，三也。三者之中，自以第一道为速，不得已时，始从第二道第三道，然成渝公路汽车，每日只对开一次，车座仅三十余，非预行登记不得买票登车；现在疏散期中，赴两路口四川公路局登记者，达三四百人，依次买票，非迟至一个月外莫办，而车行颠顿，究不及船行之舒适，故非急切要公与急待处理私事之人员旅客，实愿从第二道以成行也。第三道半水半陆，既不为淹，亦不为速，岷江水落之时，第二道最淹滞，辄亦有人遵之以行矣。”
作者邵潭秋，即邵祖平（江西南昌人，1898~1968年，字潭秋）。幼年家贫，自学而为学者，教授。此行之前，寓居江津。抗战时期，南京大家前身，国立中央大学内迁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等地继续维持办学。邵先生此行，即应国立中央大学之聘，前往成都分校担任中国国文系教授教席。
成渝公路汽车票既等不得，岷江水落，也无法买舟上溯，邵先生思忖良久，决定走小道抄至成渝公路中途某站，若侥幸有下车旅客，可以顶替座位，也好过半水半陆地先抵重庆再半水半陆地中转遂宁。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0月22日清晨，邵先生与他所雇的两架滑竿过江启程。一架滑竿载人，一架滑竿上是一位教授的全部身家—书籍与衣裳。那日有雨，雨水飘飏，滑竿的油布顶全无用处，湿了邵先生与他的行李，就像我湿漉漉的笔记本。
午后至丁家坳（今重庆璧山丁家坳镇）。江津所雇的滑竿该回返了，“计每伕力金三元五角，四伕共付十四元，另给酒资一元。四川境内黄包车筏竿之索价，大概黄包车平地每十华里，约洋三角，筏竿平地每伕十里，约洋六角，山路崎岖，则索价至无一定，江津至丁家坳，曾翻过山岭五六重，故代价稍高耳。”
当时的成渝公路，全线大站，自重庆算起，有璧山、来凤驿、永川、荣昌、安当镇、隆昌、椑木镇、内江、资中、球溪河、资阳、简阳、龙泉驿等站而至成都。全线449公里，票价三十四元六角。邵先生的第一站，所费已过一张汽车票的三分之一，代价不菲。
午餐就在丁家坳镇上，“白饭两碗，咸鸭蛋一枚，仅去一角八分，肴菜多有飞蝇恐不洁，不敢唤取。”
2.旧时盐市。
就像西去三闾大学的方鸿渐，在鹰潭惟一像样的旅店兼营的餐馆里所见：“门口桌子上……一碟馒头，远看也像玷污了清白的大闺女，全是黑斑点，走近了，这些黑点飞升而消散于周遭的阴暗之中，原来是苍蝇。这东西跟蚊子臭虫算得小饭店里的岁寒三友，现在刚是深秋天气，还显不出它们的后凋劲节。”
邵先生去时也是深秋，只是蜀地的深秋更暖过赣北的深秋，小饭店里的岁寒三友更是矍铄抖擞。旧时的行旅，不但得有着好脚力，更得有副好肠胃—否则怕是会因此丧命—这怕是今日两地一个半小时旅途中的乘客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
丁家坳的午餐后，邵先生再雇滑竿两架至马坊桥，两小时抵达，力金共三元六角，酒资另给四角。
马坊桥地在璧山、永川两县交界处，也是成渝公路车站，只是小站而已，汽车过而不停不下客，于是邵先生决定当日赶到永川住宿。在马坊桥，邵先生遇到了张永发。
滑竿是山地的交通工具，既慢且贵。若是平地，再雇滑竿是无论如何不合算的。可是在马坊桥的茶肆等候了两个小时，邵先生才遇着一辆经过的胶胎破旧的人力车，而且车已载人。
长衫的教授只好与短衣的乡人再三商请，好在民风醇厚，车上牟姓的乘客居然情愿下车步行，将人力车让与邵先生。马坊桥距永川约50华里，若是牟姓乘客没有
狼犺的行李，脚程再快一些，当夜夜深些时候大约也能抵达吧。
慢下来的，却是邵先生与他的人力车夫张永发。胶胎太破旧了，车行五六里即爆胎。久病良医，张永发治得一手好胎病。只是修好再扎再爆，如此反复，至暮色黄昏时，已爆胎五六次，才爬到大安场，仅行得20华里。
无奈，只好夜宿大安场。大安场宿店，单铺洋二角，双铺洋四角，两人各宿单铺房，却同桌而共食，“亦复怡然”。
第二天清晨再行，张永发自雇一乞丐在后推车，前拉后推，行车顺利许多，午前安抵永川县城。
穷先生与穷车夫相处两日，“颇复相亲”。车夫居然破钞款待乘客于茶肆，并且自愿充作导游，游览永川北山公园。“北山公园，今为重庆疏散前来的中山中学校址，弦歌雅化，点缀公园不少，是日天晴，木芙蓉盛开，张君永发偕登园之高楼，指一山曰，此名八角寨，张献忠攻之不能破者；又指远方一塔曰，此名沪州塔，并述谚云：‘抬头一见沪州塔，急忙便把沙锅打；请问还有几多路？二九刚刚一百八！’盖谓永川距沪州有百八十里之遥也。”
世道似乎于此颠覆过来，车夫为教授指点山川，咏诵乡谚，似乎滑稽，但我读至此处，心中却感觉着温暖。无论旧时今日，孤身在路上的旅客，能在他乡被他人当做新知旧雨，只怕都会是温暖的。邵先生在永川车站登记乘车，次序已为第六十一人，而每日下车乘客只有二三人。待车五日，车票依然遥遥无期。此时的张永发，已被邵先生视为“惟一慰藉之友”。
因买卖相识的名字也颇市侩的张永发，却很是对得起朋友的称谓。虽然只是一辆破旧的人力车，但张永发也并非是其主人，他只是被主人雇佣的车夫。车夫大胆越俎代庖，自愿拉邵先生去成都。万一主人不许，最低限度可以送至内江。
邵先生不畏“与士卒同甘苦，视引车为好友，但恐黄包车机件不灵，轮胎破裂，一旦事出，致远恐泥而已！”
庆幸的是，邵先生委托所宿四美轩旅馆的侍者，每遇私家车经过，都与司机商恳搭车。果然于二十六日晚，洽得某公司货车，以车资三十二元的代价，可以直去成都。
二十七日晨光熹微之中，邵先生登车将去。“车夫张永发，送柑橘四枚赠行……”其后旅途顺畅，一日之后即安抵成都东门车站。一个半小时的距离，七天的距离，两样的两座城市。
我一直惦记着车夫张永发。
民国以后，1954年，邵先生至北京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后被划为右派，发配青海。1965年，退休定居杭州，“文革”期间遭抄家，暴病猝逝。
在风雨飘摇的人生后半，邵先生怕是也无暇想起只如长夜中流星一瞬而过的车夫。至于车夫，怕是会经常想起邵先生。对于僻远乡村的一位苦力，能与一位了不起的大学教授日夜相处七天的机会并不多。
而他可能也从来不知道，自己会被记录在文字中，印在上海的杂志里，让全中国的“智识分子”读到他的名字，
知道他的纯朴与善良。
虽然对于我们这些识文断字的人而言，并不真正地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的模样。
我却总是会把西德尼·甘博同样在蜀地，同样去往成都途中拍摄的另一位蜀人的影像投射为张永发。那是在安县与成都之间某地的路遇，必是有许多好奇围观的百姓，甘博先生为其中的三位拍摄了特写。却有四张照片，一位头戴斗笠手拿烟斗的中年男人—也许只是青年，旧时百姓的艰辛生活总让他们看起来远远比他们的实际年纪苍老—不知道因为什么引起了甘博先生的兴趣。
在第一张影像里，他保持着他的本来面貌，像出力后的张永发，高卷起裤腿，长衣短打，汗透了衣襟。神情紧张，像每一个旧时初见相机的中国人那样拘束。
可是，在第二张影像里，也许是甘博先生的授意，他忽然整顿好了衣装，背起了不知道谁的行囊，摇起了不知道谁的折扇。一瞬间，像是化身为了不起的大教授。神情庄重坦然，甚至那些因为变换竖构图为横构图而在不知情被纳入画幅的两边围观的孩子们，也仿佛一位一位的张永发，特别为他拍摄了两张照片。
不是那个汗流浃背的张永发，而是邵先生在登车离去的晨光熹微之中，最后写到的张永发：“车夫张永发，送柑橘四枚赠行，情意恳挚，不妒功成之自人，深识萍聚之可惜，其一种纯白磊爽之怀，今之智识阶层中，岂可多见，呜呼！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十步之间，必有芳草，乃今滋可信矣！”
《旅行杂志》即《旅行家》前身，创刊于1927年，是我国近现代以来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消费杂志。其专题与专刊、名家撰稿、时尚印刷与设计等全新的杂志制作理念使其风行一时，成为当年中产阶层时尚与品位的象征。
本文照片原载于《旅行杂志》第14卷第4期（1940年）“四川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