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个人记忆书写宏大历史
正如该片片尾所述,“平山,是太行山老区的一个杰出代表,是晋察冀抗战史上的一个典范,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缩影”。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平山占有重要的地位。坐落于平山县的西柏坡,既是中国共产党人迎接胜利的落脚点,又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出发点。《平山记忆》之所以命名为“记忆”,在于其所挖掘的是无数平山儿女苦难与辉煌的个人记忆。这些记忆大多来自于战争的亲历者、见证者以及他们后代的所见、所闻、所感。然而,由于这些记忆的碎片化与个人化,我们很难在严肃的史书中觅其踪影。《平山记忆》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不同以往同类题材文献纪录片的创作套路,该片在对厚重的中国革命历史进行叙述时,没有使用生硬的宣传口号式的语言,没有刻意展现党的重大决策和活动,而是以平实、质朴的个人记忆串联起我党从建党之初到解放战争胜利这一时期,在平山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以此烛照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中国革命历程。从这一层面讲,《平山记忆》承载的不仅仅是平山儿女的个人记忆,更是国家记忆、民族记忆。
二、以生动细节刻画历史质感
正所谓“一滴水见太阳”,细节虽小,却能够起到以小见大的作用。在文献纪录片中,以细节作为历史的注脚,能够使宏大的历史变得丰满而有质感。《平山记忆》摒弃了文献纪录片惯用的平铺直叙的创作手法,没有使用大量笔墨渲染平山的宏阔历史,而是见微知著,从小处入手,多侧面、多角度地挖掘深藏在大历史中的富有表现力、具有代表性的细节,以此呈现革命战争时期平山儿女的现实境遇与精神图景,从而赋予那段历史以鲜活的生命。曾任四分区司令员的周建屏在战场上受过7次伤,由于缺医少药,有4次伤口竟然生了蛆(《堡垒》);由于日寇大扫荡,根据地军民的生活非常困难,过年时,孩子们去给聂荣臻司令拜年,一盘饺子瞬间被他们抢个精光,聂司令坐在那里,看着饥饿的孩子,一边慨叹战争的残酷,一边心疼得流下了眼泪(《堡垒》);建国后,曾任特派员的李华生在家中见到栗再温,重提起当年栗再温借给他的100块大洋的路费,栗再温说:“借债还钱,理所当然,为革命死了我两个侄子,老李啊,你先还我的两个侄子吧,钱不要再提了”,两位老同志紧握双手,泪流满面(《播火》);原晋察冀军区第五团政委萧锋在战争结束的几十年后,每每回忆起牺牲的战友,仍然老泪纵横(《家园》)⋯⋯这样的细节呈现在片中比比皆是。战争带来的不仅仅是人身的伤亡,更是精神的摧残。通过这些细节,有力凸显了纪录片的叙事张力,使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历史岁月更加鲜活生动。
三、以感人故事丰富历史内容
《平山记忆》总编导、制片人张军锋在回顾创作历程时深有感触,他说:“《平山记忆》让我经历了一次心灵的震撼和精神的洗礼。16个月,我几乎每一天都在和这块让人热血沸腾的土地做心灵的对话。”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里,平山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核心腹地,是重要的兵员、物资补充基地和可靠的后方。也正因如此,平山遭受了日军数次残酷的围剿与扫荡,有14000多名无辜百姓惨遭杀害,5000多名烈士为国捐躯。“最后一粒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缝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纪录片中多次出现的这首平山歌谣,正是在抵御外辱、保卫家园的过程中,平山老百姓无私情怀的真实写照。《平山记忆》之所以一经播出就广受好评,很大原因就在于该片并没有依靠采访、文献史料和解说的堆叠来对事件进行简单叙述,而是采用讲故事的方式,环环相扣,娓娓道来,以真实感人的故事触动观众心灵。片中,讲述了“子弟兵母亲”戎冠秀与战斗英雄邓仕均情同母子的故事(《支前》);平山民兵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运送粮草的故事(《支前》);封奇书、陈文瑞救助日本孤女美穗子姐妹的故事(《堡垒》);情报员素云为保护情报壮烈牺牲的故事(《支前》);平山团老战士花玉春传达栗政通烈士口信的故事(《转战》)⋯⋯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有名耀史册的革命将领,也有鲜为人知的普通士兵;有共产党员,也有普通百姓。他们的事迹有些被编成歌谣传唱至今,有些却鲜被提及。其中,有军民鱼水深情,有战友兄弟之情,也有超越国界与歧见的人间大爱,正是这些情感构成了平山儿女的“大情怀”。通过无数平山革命历史的见证者及其后人、研究者的追溯,使发生在这片英雄土地上的感人故事再次呈现在观众面前,让今天的人们在重温光辉伟大而又充满艰辛的中国革命历程时内心被深深触动。
对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运用是文献纪录片创作的重中之重。资料既是文献纪录片构成之根本,也是其史学价值体现之所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的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中强调: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加强规划和力量整合、加强史料收集和整理、加强舆论宣传工作,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平山记忆》摄制组本着“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的务实精神,在对史料的挖掘上可谓倾尽全力、精益求精。在该片中,不但首次披露了中央档案馆、日本公文书馆等机构保存的大量珍贵的史料文献,还对相关口述历史展开了抢救式拍摄工作。在16个月的拍摄制作过程中,摄制组曾赴日本、加拿大进行海外拍摄,并在国内辗转西南、西北、华北、华中、华东地区拍摄采访,先后采访了170多位历史当事人和知情人。在这些受访者中,有些已经耄耋之年,亲历者的口述内容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这样的深入采访,无疑是一次“战争口证”的大抢救。也正是由于摄制组在全国各地不辞辛苦地挖掘、采访,使得围绕平山的线索越来越多,纪录片呈现的内容越来越丰满,而积累下来的影像、图片、文本、录音等资料,对相关历史研究也有着重要意义。
《平山记忆》的成功,是主创团队深厚的史学积累、扎实的创作功底和求真务实的创作态度合力作用的结果。观看《平山记忆》的过程,更像是聆听一段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有媒体评价,《平山记忆》是“一往情深的红色寻根”之旅;业界专家也给出了“价值珍贵、史料悲壮、催人泪下”的高度肯定。该片的总策划、总撰稿张志平,多年来致力于平山和西柏坡的历史研究;总编导、制片人张军锋不但对平山的革命历史有着深入的了解,还有着丰富的纪录片创作经验。另据主创人员透露,为保证内容的真实性、权威性,在拍摄过程中,他们组织国内党史界、纪录片界权威专家和河北省、平山县文史专家参加的策划会达8次,内容研讨会6次,审片会4次。在广泛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解说词文稿经过4次大的结构性调整,全片经过4次大的修改。在相关权威层层把关的情况下,《平山记忆》与历史的对话才能如此从容自信、游刃有余。
此外,在文献资料的运用上,该片也摆脱了以往文献纪录片简单堆叠的做法,努力发掘个人采访、图片、视频等资料中隐藏的叙事元素,并通过解说词将这些资料巧妙融合,使其构成故事叙述的重要成分;同时,在画面表现上,注重多种视听手法的综合运用,做到了文献资料的艺术化呈现。
五、结语
《平山记忆》是平山儿女苦难而又辉煌历史的真实记录,也是中国革命历史的壮美史诗;是对无数革命先烈表达最崇高敬意之作,也是一次纪录片人一往情深的红色寻根之旅。在国家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努力创作出更多“化人养心”的影视精品,是影视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在当前的文艺创作中,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部分影视作品中存在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的不良倾向,诸如“手撕鬼子”、“裤裆藏雷”、“石头砸飞机”等虚构夸张的情节,缺乏对党和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历史的敬畏与尊重之心,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平山记忆》之所以一经播出就获得观众的高度认可,主要原因就在于其能够坚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时代精神为依据、以观众需求为依据,坚守主流价值观的艺术表达,为观众呈现出了一段有温度、有厚度的历史。这离不开主创团队求真务实的创作态度,更离不开对唯物史观和正确美学观的坚守。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责编:倪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