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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暑期于湖南电视台金鹰独播剧场播出的电视剧《伪装者》,以抗战时期上海商界豪门明家姐弟四人为主人公，讲述了国共两党潜伏人员团结一致，与日伪情报部门进行对抗的故事。该剧播出后以单集最高收视2.72、平均收视1.93的骄人成绩成为暑期档的收视冠军；在开播的第5日，达到网络日播放量10976万人次，成为国内首部网络日播量过亿的谍战剧作品。笔者试对《伪装者》的热播原因进行研究，以此为由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反思。

一、《伪装者》热播的原因

《伪装者》的剧情中包含了谍战剧所应有的如卧底、特务、情报交换、悬疑、爱情、暴力刑讯等一切元素，但相较于我国谍战剧中的经典之作如《潜伏》、《黎明之前》，《伪装者》的谍战元素并不出众，吸引观众的主要是明家姐弟的日常生活以及男主人公身上的偶像气质。因此，与其说《伪装者》是一部抗日谍战剧，不如说其是披着谍战剧外衣的偶像剧或家庭剧。该剧成功的首要原因也正是在于创作方敏锐地捕捉到了我国电视市场的收视主体正在发生的变化，即在“一剧两星”政策实施、IP概念的火热以及泛娱乐化大潮下，年轻的电视观众比重逐步上升，成为拉动电视收视的重要力量。因此，剧组在原著《谍战上海滩》的基础上，有意根据年轻观众的欣赏习惯进行改编和扩充。其紧张刺激的谍战节奏和充满轻松温暖气氛的日常情节相互交织，让观众的观看节奏得以舒缓，避免了陷于同一种情绪而不可自拔的情境。而明家三兄弟彼此之间颇有深意的眼神交错、明家内部清楚却又复杂的人物关系，都让浸淫于网络元素的年轻观众便于展开想象，迅速掀起讨论热潮。此外，各种二分式、黄金分割、框架构图的摄影画面、女性人物精致的妆容、明家兄弟气度不凡的绅士造型、合身且时髦的时装，都营造出了浓郁的时尚感，不仅让电视观众大饱眼福，更获得了时尚界人士的赞许。可以说，这是剧组对抗日剧、谍战剧所做的风格创新，而互联网流行的思维模式对于剧情的走向也有着不少启发。

但作为抗战题材剧本身，《伪装者》在剧情设置、情节铺垫等方面并没有本质上的提升，例如“男主人公飞跃两楼数米间隔”、“男女搭档当街击毙数十名日伪分子全身而退”之类的情节，更是在历史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与观众所诟病的“雷剧”、“神剧”并没有本质区别。

二、对我国思政教育的反思

从解放到改革开放，我国曾拍摄了多部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其出发点多以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对抗为主，阐述视角多是从以正义对抗邪恶而展开，主人公多以农民、工人为主，如《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红灯记》中的李玉和等，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也多位于农村。这种以革命话语为主要形式创作的影视作品被称为“红色影视”，承担着反映社会主义主体文化价值诉求、提高观众思想政治素质觉悟的任务。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商品大潮席卷而来，“红色影视”因其生硬的灌输方式以及商业手段的欠缺，逐渐被观众所遗忘，而受观众热捧的是粗话连篇的李云龙（《亮剑》）、出身草莽的桥隆飙（《桥隆飙》），或是留洋归来的周卫国（《雪豹》）等。在娱乐化大潮下，抗战题材电视剧逐渐向浪漫化发展，如上文提到的传奇英雄们便是此类艺术创作中的代表人物，以其浪漫化的形象描写，淡化了抗日战争中的血腥残酷，将民族拯救的希望寄托在这类英雄甚至“超人”身上，不仅将民族的苦难置换为廉价的浪漫与实质的麻木，也无法真实地揭示抗战中深厚坚实的民众力量及历史发展规律。《伪装者》的热播也是此类现象的后续，观众不再满足于个人英雄的神勇无敌，而是将自己对于其他方面的想象一起置于收视期待中。《伪装者》的主人公明台身为豪门子弟，年少多金、身手高强；大哥明楼英俊沉稳、气度不凡；仆人明诚忠心稳重、潇洒干练。借用网络中的评论，可谓是兄弟三人“一边抗日一边帅”。但与剧情发展的精彩纷呈、人物形象的生动鲜明相比，《伪装者》的思想内核可称薄弱。尽管明家四姐弟最终都投身了革命，大姐明镜甚至壮烈牺牲，但身为上海首屈一指的富豪，明家缘何成为无产阶级的红色资本家？明楼又如何成为国共两党在上海谍报战线的共同领导者？这些问题都在剧中匆匆略过。男主人公明台轻佻风流，深受国民党特工教官王天风的赏识（原著中他更是救了军统头目戴笠的命），但在剧中却如此轻易地投奔我党，剧中给的理由也并不能服众。表面上看，出现这种情况是编剧的失误或是能力不足，但从深层看，也体现了我国思政教育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的迷失。

之所以出现抗战题材电视剧中的主角从底层群众向豪门少爷的转变，其深层原因是在商品经济时代中，平民大众的通俗娱乐趣味决定了文化市场消费趣味的走向。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逐渐提高，影视作品的收视主体变为了城市中的市民阶层。对豪门生活的向往、对型男靓女的沉迷，决定了电视剧制作方在进行创作时，乐于将相关元素放置于剧中。而抗战题材剧相较于其它题材是否审核幅度较宽，方便了娱乐元素的填充，从而诞生了一系列抗战题材的嫁接剧，如抗日黑帮剧、抗日商战剧等等。这也就是布尔迪厄分析的“有限的文化生产场(以崇高、深刻、神圣为核心的趣味标准”和“批量化的文化生产场(以通俗、娱乐为核心的趣味标准)”之间为争夺文化资本展开的激烈争夺。泛娱乐化现象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原则的集中体现，也是大众文化中的娱乐趣味向不同领域迅速扩张的结果，是“批量化的文化生产场”战胜“有限的文化生产场”的过程。以收视率决定一切，观众想看什么，影视制作方就往剧中加什么，这是电视剧市场中不健康的现象。

如何针对此种情况进行改进？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认清形势，深刻认识影视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改变照本宣科的教育方式，从理论和历史常识角度出发，使受教育者对抗日战争中我党所起的重大作用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认识。其次，影视制作方要深度挖掘题材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发挥其独特功能，以通俗的表达和传奇性的结构，传达正确的价值观和思想品德信息。第三，有关部门应有限度地放松其他类型剧的审核标准，使抗日题材电视剧不再充当制作方在利益驱使和环境制约下的避风港，从而避免更多形式的类型嫁接。

综上所述，《伪装者》的热播并不是对抗战题材电视剧中所存在乱象的拨乱反正，尽管其形式风格有所创新，但“豪门抗日”、“少爷抗日”的主题仍是泛娱乐化思潮下的产物。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积极探索影视文化所带来的新方法和新途径，有效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深层价值，培养受教育者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