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在当代欧洲兴起的根源
口 李凯旋／文
2016年5月22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奥地利自由党候选人诺贝特·霍费尔和前绿党领导人亚历山大·范德贝伦角逐下一届奥地利总统。图为2016年5月20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奥地利自由党总统候选人诺贝特·霍费尔（左）与奥地利自由党主席海因茨－克里斯蒂安·施特拉赫参加竞选活动。 民粹主义是一个随着时代与社会环境变迁而不断演化的概念，在当代政治中有不同的变种。但无论哪种形态，其核心且无法回避的问题都是人民与精英的关系问题。民粹主义将社会分裂为两个同质的对抗性群体——即“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其主张可粗略地概括为反精英、反建制和激进民族主义。
金融危机后的欧洲民粹主义风潮，最初发端于主流政治的边缘，并没有引起政界和学界的重视。2012年后，各类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异军突起，对欧洲主流政党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甚至撼动了部分国家的政局：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成为执政党深化了欧元区的货币危机；有种族主义“基因”的法国国民阵线改头换面后强势回归并迫使主流政党联手对其进行阻击；有排外脱欧倾向的英国独立党成为英国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第一大党；疑欧且反移民倾向突出的奥地利自由党在2016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力压主流政党的表现令人震惊。此外，短期内迅速崛起的西班牙“我们能”党，在2016年的议会选举中成绩斐然，稳居第三大党之位；近几年不断扩大选民基础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又在2016年地方选举中斩获罗马、都灵等重镇市长之职，大有将在2017年议会选举中突出主流政党合围之势。
当代欧洲民粹主义的主要类型
右翼民粹主义，是欧洲最为“显赫”的民粹主义力量，主要分布在西欧和北欧。新自由民粹主义和民族民粹主义是右翼民粹主义的两个亚类型。新自由民粹主义是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坚称个人的自由，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日渐被建制性力量所威胁。新自由民粹主义者的“人民”是辛勤工作的纳税人和受到政治与官僚“精英”压制的企业家。新自由民粹主义者的目标是改良，甚至颠覆（如果可能的话）大政府和国家的干预，同时保护“普通民众”，反抗所谓“腐败的精英”。民族民粹主义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此处民族主义指的是一种狭隘的、排外的民族主义。欧洲右翼民族主义观念中，国家与民族是一体的，非本民族的元素（人和观念）都是对本民族同质性的威胁。民族民粹主义者，一般并不会持有完全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观，而是认为各民族虽平等但完全不同，外族无法融入迁入地社会，以至于会成为当地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统一性的威胁。具有代表性的政党有法国的国民阵线，奥地利自由党、英国独立党等。
左翼民粹主义意味着民粹主义与新左翼意识形态、激进民主社会主义的结合。左翼民粹主义政党一方面谴责“第三条道路”的妥协与共享权力的战略抛弃了工人阶级；一方面，他们自身也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放弃革命路径，倡导改良。左翼民粹主义话语下的“人民”是被压迫的劳动阶级，精英是国际和国内的金融经济寡头。左翼民粹主义更具包容性，但在西欧影响力相对不如右翼民粹主义，金融危机后在南欧的号召力呈现爆发式增长。具有代表性的欧洲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有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西班牙的“我们能”党等。
议题民粹主义金融危机后在意大利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它拒绝接受任何强意识形态，无明确的价值观，反建制，反政党，反代议制民主，追求直接民主。议题民粹主义者，随时会根据有利原则在右翼与左翼之间摇摆，并利用民粹主义言论来吸引各阶层选民，所以，很难把他们放在传统的左右翼政治光谱中去衡量。议题民粹主义的“人民”是没有加入任何政党，利益没有被任何政党代表的人。而他们的“敌人”，主要是指现存主流政党和“腐败”的政客。
欧洲的民粹主义力量都声称代表人民的利益，但“人民”的内涵却极为不同。也就是说，在欧洲民粹主义的核心地带，一直在进行话语构造。这种构造背后所反映的，正是欧洲意识形态的碎片化以及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危机乱象。
当代欧洲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根源
金融危机后，左翼民粹主义在南欧的繁荣与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欧与北欧的强势回归，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这并非偶然现象。这是20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之一匈牙利人卡尔·波兰尼所说的“双向运动”的结果。所谓双向运动，指一方面是市场不断地扩张，另一方面是与之相反的，源自社会的、限制市场扩张的倾向。[1]如果当今欧洲高度发达的经济一体化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扩张结果，那么与其交织前行的福利国家建设，就是欧洲社会力量对自由市场力量扩张的反向限制。但是，目前欧洲国家的福利，都是基于成员资格的特权而非人人可得的自然权利，其覆盖范围是不可能任意无限扩大的。如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在全球的快速与强势扩张，已经深深威胁到了欧洲福利国家的财政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外流、经济转型导致的社会保障税收的减少；二是劳动力自由流动、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失业人口增多带来的社会保障支出的压力。因此，民粹主义在福利欧洲表现更为突出的经济根源在于，自由市场给福利国家的财政基础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但是，民粹主义在欧洲不同国家和地区，表现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坚持狭隘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右翼民粹主义力量，更容易在西欧和北欧获得巨大影响力。因为，经济全球化和欧洲经济一体化无论是作为一种进程还是结果，都对欧洲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去边界化影响，加剧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不断瓦解和重塑劳动阶层，给他们带来了生计的不稳定和竞争的压力。于是，身处资本主义经济中心位置且享有成熟福利体系保障的北欧和西欧劳动者，在面临生计风险时，总有一种内在倾向去借助非阶级的排他性界限，如国籍、民族、年龄、种族等，以作为他们要求保护避免陷入灾难漩涡的基础；从而将维护福利国家的边界与自身享有的福利特权作为对抗自由市场扩张与欧洲经济深度一体化的主要方式之一。前些日子结束的英国退欧公投，即为明证。此外，关注福利议题并持强硬疑欧立场的右翼民粹党——奥地利自由党，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的抢眼表现，也令人警醒。该党在第一轮选举中力压主流政党领跑选举，虽第二轮中以微弱差距败选，但因其主要针对邮寄选票计票结果的申诉得到了宪法法院支持，而很有可能在重新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逆转选情。毋庸置疑，英国的退欧公投结果以及奥地利自由党的强势兴起，与近几年愈演愈烈的欧洲难民危机不无直接关系。但这同时，也更为深刻地表明，相当大一部分西欧民众倾向于采取强化民族福利国家边界的方式，来应对威胁到其生计安全及福利特权的人员与资本的全球流动，即自由市场的全球扩张。
而在南欧如希腊、西班牙等国，左翼民粹主义更容易受到追捧。南欧各国无论是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核心国所主导的欧洲经济一体化，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快了对福利国家的建设。但是，南欧在欧洲统一大市场中相对于中心国的劣势竞争地位，决定了它们构建福利体系资源的有限性和举债提高社会保护水平的不可持续性。当下在希腊执行的“财政紧缩”与“福利瘦身”更多的是被代表核心国家自由市场的力量所“胁迫”的，即著名的“三驾马车”——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在经济困境未得到任何缓解，失业率攀升、劳动者生计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此种激进的、源自外部压力下的福利瘦身改革，成为大规模左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导火索。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西班牙的“我们能”党，在近两年议会选举中获得的高支持率，表明了相当一部分南欧民众希望借助国家力量对欧盟中心国垄断资本主义力量进行反抗的决心和寻求保护的愿望。
当代欧洲民粹主义兴起的政治根源
欧洲民粹主义，在政治上源于当前代议制民主的缺陷与主流政党的代表性危机。民主，在现实实践中可以有不同的制度设计。一种为直接民主，另一种是间接民主。间接民主意味着，“发号施令的政府可能来自人民的选择，但是人民不制定和执行法律”[2]。欧洲民粹主义并不反对“民主本身”，而是产生于直接民主对间接民主的否定，以及对主流政党的代表性的质疑之中。
代议制民主常常被视为在人口众多、分工细致的现代社会难以实施直接民主时的一种合理选择。代议制民主，本以代表民意和表达民意为己任，但在实际的代议中，因民意需通过若干中介组织和中间阶段才能被表达，或被稀释，或被延迟，甚或被扭曲。少数国家在制度设计中包含了公民表决权、公民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为弥补代议制的上述缺憾。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不易行使。比如罢免权，瑞士在联邦层面尚不可实施，仅个别州议会通过了罢免选举法案，但因条件严苛，却并不易实施。如在瑞士意大利语区的提契诺州至少所在选区30%的公民联合签名提出要求，才可举行罢免投票。所以，即使民众对代议者产生不满，也很难收回赋予其的权力。因此，欧洲多国总是广泛存在寻求直接民主的民粹主义力量。
代议制在欧盟层面，还存在严重的民主赤字问题。由政治和经济精英所推动的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是成员国不断向欧盟让渡经济主权的过程。欧盟庞大经济权能与政治责任的背离，即在经济领域获得的大量权能与成员国民众对其十分有限的监督与约束形成的鲜明对照，是其民主赤字的主要表现。随着欧盟民主赤字的扩大，疑欧情绪也日益高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激进主义疑欧政党的席位增多就是明证。
民粹主义的兴起还与欧洲主流政党的代表性危机，以及左翼的衰落有很大关系。一般而言，政党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也是代议制民主最为重要的中介组织。但在欧洲，无论是构成欧洲议会社会党党团的各主流中左翼党，还是构成欧洲议会人民党党团的各大中右翼党，为在政治博弈中提升支持率赢得选举，愈来愈倾向于实施和制定讨好中间选民的纲领政策，嬗变为所谓的“全方位党”。而与此同时，随着苏东剧变后西欧原共产主义政党的衰落，法共、意共等左翼政党的选民失去了利益代表和“护民官”。于是，持有民生议题的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政治主流与边缘之间的空白处兴起。它们反映的往往是主流政党议题之外的普通民众的关切，反对的并不是议会政治，而是主流政党及其强势的政治安排。[3]如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西班牙，为反对获得了本国主要政党强力支持的紧缩政策，爆发了大规模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占领运动，其中“愤怒者”运动已经发展为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我们能”党。主流政党长期把持政坛而滋生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也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如意大利的诸多民粹主义运动，就是起因于抗议民主党、力量党、北方联盟等大党的腐败问题，进而扩大到反对所有政党和左与右的意识形态。
代议制民主的缺陷，欧盟的民主赤字，主流政党代表性危机，催生了一种对政治异常反感的情绪，包括排斥政治活动、排斥政治人物，反主流政党——在其中，民粹主义得以发酵，弥漫在整个欧洲上空。
结语
不应简单地认为民粹主义是反动的，愚蠢的和肤浅的。它在欧洲的盛行，一方面反映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在全球的扩张与民族福利国家社会保护之边界的冲突；另一方面反映了深度参与开放的自由市场的精英与被边缘化的底层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民粹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对普通民众难以抵御的“诱惑”，恐怕并非因为其实际主张多么地令人信服，而在于主流政党在民主绩效上的糟糕表现——其所代表利益的局限性，以及兑现竞选承诺和解决经济与社会危机的能力愈来愈弱。
当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所带来的不同阶层间利益冲突的加剧，以及社会与政治秩序的调整压力，不仅在欧洲存在，在所有被卷入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民粹主义，或将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皆须警惕的问题，但需在具体的、特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寻求解决之道。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英]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8页。
[2] [美]C.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7页。
[3] Paul Taggart, Populism, Berkshire: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