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芳、孟松贵、庄园……年龄相仿、不同民族的三个人在改革开放后,从北方来到上海定居生活,在南北文化差异的碰撞交融中,以各自的奋斗书写着自己的多彩人生。
南北文化较为不同。无论是南方人到北方,还是北方人到南方,都需要磨合。改革开放初期,人口流动的趋势还不明显,因为工作原因进入上海定居的北方人更是凤毛麟角。
白玉芳的父亲是原第四野战军的军官,解放战争时期从东北一路打到广西。白玉芳在广西出生,长大后在桂林市、柳州市邮电局长途台工作,担任话务员。她与丈夫就是在桂林认识的,两人因长途电话结缘。丈夫是上海人,年轻的白玉芳对上海的认识还停留在民国时代的文学作品中。1984年,白玉芳随丈夫回到上海定居,把家安在了虹口区。
那时的上海远不及今日国际化大都市般的繁华,马路两边的住宅很多都是上海人口中三层阁的石库门房子和老式合用的公房,行人们大多穿着朴素的衣服,骑着自行车,朋友见了面互相说“侬好呀”(你好),街上几乎没有人说普通话。“丈夫跟我讲,想要好好在上海生活,就要学会上海话。”白玉芳说。
学者易中天曾说,“上海人区别于外地人的,就是他们身上特有的那种‘上海味’。这种味道,几乎所有外地人都能感受得到,敏感的人更是一下子就能‘闻’到。”上世纪80年代,在上海生活的“外地人”基本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和山东等地,东北人尤其“稀罕”。由于海派文化的独特风俗,白玉芳曾经很担心难以融入上海的城市生活。“但后来我觉得上海是个柔软、包容的城市,正如满族的萨满女神一般。”如今,早已习惯了上海生活的她这样说。
白玉芳依然留恋故土,她至今仍然说着标准的东北普通话,当然也会讲上海话,也曾经经常到东北地区采风。她很看重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她跟我说:“我爷爷临终前告诉我父亲,咱们家是满族人。”
小时候,母亲曾告诉过白玉芳一句姥姥留下的满语口谕:“mohe niru, sama hala, hūrha。翻译成汉语是:靺鞨牛录,萨玛氏,虎尔哈。”白玉芳多方问询,终于破解口谕弄清了家族的秘密。原来,她的先祖是黑水靺鞨,世居黑龙江以北的虎尔哈。早年南迁至黑龙江宁古塔,为女真族虎尔哈部。17世纪再度南迁赫图阿拉,父系家族隶属满洲正白旗,母系家族隶属满洲正黄旗。再往后,家族迁徙至盛京(沈阳)、京师(北京)。1814年,奉清王朝吉林将军富俊之命,迁旗垦荒戍边黑龙江双城堡。
因此渊源,多年身居上海大都市的她,一直都在努力寻回满族血脉的传统记忆。上世纪90年代后,白玉芳开始搜集各种资料,学习满族的历史和文化。辽宁大学一位教师给她取了个“尼阳尼雅·那丹珠”的满族名字。她的本职工作是话务员,1994年起开始写作,致力于满族传统文化研究并一直笔耕不辍。
白玉芳对海洋文明一直有很大兴趣,希望能溯源中华海洋文明史。曾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缺乏海洋文化基因,但白玉芳并不赞同这一观点。满族的先祖肃慎人居住在鄂霍次克海流域,后来才逐渐南下进入黑龙江流域。她认为,满族也曾为中华文明带来全球化视野下的海洋文化。至今,满族传统文化与俄罗斯东北部地区文化亦有许多共通之处。2009年,白玉芳出版专著《恩都哩赫赫的哈哈珠——女神的儿女》,2011年又与台湾摄影家、旅游家冯台源合作出版《中国萨满女神系列——东海·南极》。今年,她的一套《中国海洋萨满女神丛书》一套4本,100多万字,被定为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项目,近日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一套《中国通信史》列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
上海这座移民城市,历来不排斥外来文化,而且将各民族传统文化都融入到城市文化中。
2006年,在白玉芳的主持下,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社区颁金文化工作室正式成立。工作室致力于民族文化传承,先后以中国海洋文化、萨满女神文化、满族文化、满族与各兄弟民族文化为题推出著作500万字,因此文学创作成就,白玉芳先后被聘为黑龙江大学特聘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区域文化资源研究与应用中心兼职教授,乍浦历史文化研究会顾问,对促进南北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她的倡导下,颁金工作室与浙江乍浦、江苏镇江、福建长乐等地方政府开展文化交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和民族文化联谊及民俗学调研活动。
(二)
上世纪90年代后,上海迎来新一轮大发展,特别是1992年浦东开发开放后,浦东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从阡陌农田到高楼林立、从冷僻乡间到繁荣市区,成为世界瞩目的“东方明珠”,被誉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上海是 “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她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汇聚着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才。就在这一时期,从全国三个人口较少民族自治旗之一的鄂伦春自治旗启程,孟松贵踏着千禧年的钟声来到上海定居。那时他已年近不惑。
从大兴安岭深处走出去,这是孟松贵的父亲对4个孩子的殷切期待,也是他们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改革的大潮中,孟松贵的身份在行政官员和商人中不断转换,他不断寻找着实现价值的机会。
1985年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呼伦贝尔管理干部学院任教三年,后调入内蒙古自治区民委经济处工作。1991~1999年期间,他先后在内蒙古振兴民族经济开发公司、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贵源商贸实业有限公司工作。
1999年,孟松贵的人生面临着一次巨大的转型,把新的目标瞄向了改革开放排头兵——上海。带着对这个全国最发达的、同时也是发展最快的城市的向往,怀着对南北文化差异的挑战心理,孟松贵开始了在上海创业的步伐,注册成立了上海森韵商贸有限公司。
“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担心我们北方人不能适应南方的文化和气候,刚开始创业时步履维艰,在全新的环境里朋友也少。但后来我渐渐发现,上海是一个非常讲求公平诚信和游戏规则的城市,做生意的氛围很好,对我而言这是巨大的吸引力。”孟松贵说。
2001年呼伦贝尔撤盟改市,孟松贵借着呼伦贝尔市主抓鄂伦春自治旗民族经济的契机,回到了北方。在担任市商会副会长期间,他为当地市场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被推选为呼伦贝尔市第一届政协委员。2004年,他弃商从政调回了到内蒙古自治区民委工作。
2011年孟松贵再次回到上海,他的身份定格在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业务处处长。相比10年前懵懵懂懂来上海闯荡,这次回上海的感觉大不一样了。“上海简直是日新月异,比我离开时更具国际大都市的魅力了!”孟松贵说道,“鄂伦春自治旗的人口在逐渐减少,发展的速度也慢下来了。最初我在上海打拼时有过迷茫,此时是不是应该回去为家乡建设做贡献。后来我觉得自己更适应紧张高效的都市节奏,第二次回到上海工作后,我决心把家踏踏实实地安在这里。为国家工作,在哪里也是一样做贡献。”孟松贵笑着说。
从认同和克服南北文化差异到融入生活的飞跃,孟松贵见证了上海十几年来的发展——经济的腾飞、文化的繁荣及思想观念的转变开放。他认为机遇对上海而言太重要了,而作为鄂伦春族的他也要顺应上海发展的潮流,同这座走在开放前沿的城市共命运。他骄傲地说道:“上海是奋斗者的天堂,在上海工作、生活是件幸福的事。”
(三)
改革开放30年后,上海交出了一份令世人惊叹的答卷。2015年,上海经济总量为2.5万亿元,位列世界城市经济规模排名第六。这一年,资深记者庄园·孛儿只斤正式从新华通讯社办理退休手续,来到上海创业。
庄园是蒙古族,是乞颜部成吉思汗四子托雷的直系后裔。上世纪80年代,原籍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她从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在内蒙古自治区劳动人事厅工作不久,作为援青干部被派往青海卫视工作,从此与电影电视行业结下不解之缘。
作为新闻调查记者,庄园在新闻界人称“黑镜头”。她曾在玉树藏族自治州广电局挂职6年,身兼编导、播音员、记者数职,为推动玉树藏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做出了贡献。她还曾是第一位深入可可西里腹地追踪大金把头的女记者,人称电视界拥有持枪证的“作女”,著有《大毒枭刘峰落网记》、《化隆制造——侦查化隆县私自制造枪支案》、《谁是双重内线——金把头马海德可可西里漏网内幕》等内参电视纪实报告。
十多年后,庄园调至新华社青海分社内参部工作。新华社总社成立电视新闻中心(现音视频部)之初,庄园来到北京佟麟阁,在中心拍摄专题报道及纪录片。她师从著名电视专题之父刘郎,拍摄了纪录片《中华水塔》、《玛尼石的思考——新寨玛尼石堆形成烙印》、《茶马古道的响铃声》等获奖作品。在五六年里,庄园带领团队走遍西北11省,策划了《物华天宝》、《大话西游》等在当时耳熟能详的著名栏目,为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鼓与呼。
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期间,庄园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她身上流淌着的蒙古贵族血液促使她为民族文化再做努力。
机缘巧合,在策划上海吴淞口大型油轮母港开港仪式活动中,庄园渐渐开始了解、走近心目中的 “东方明珠”。庄园于是又一次做出了大胆的选择,——2015年7月,她注册的大汗骄子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浦东陆家嘴正式成立。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是我们公司的口号。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她海纳百川,各国各族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我觉得,我的理想能在上海实现。”庄园说着,思绪飘回了她的故乡——广袤的科尔沁草原。800多年前,正是她的祖先打通中西贸易渠道,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进一步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如今,庄园在上海感受到了祖先的召唤——中西结合、民族融合、多元一体的文化氛围!
庄园决定从零开始。她终于实现了将自己“大汗骄子”的身份与电影电视产业相结合的理想。公司成立不足一年,主力打造ETV青年网络电视台,下设“网络电视节目、LIVE网络电视现场直播、纪录片、蒙根文化传播、微播出”五个平台。她希望通过打造民族文化产业升级版将传统文化的内涵不断升华,将民族文化更丰富地呈现给年轻观众。
“我决定闯荡上海滩,正是看中了上海的文化氛围和广阔的市场前景。民族文化一定能在上海展现辉煌!”庄园对此充满信心。(责编 梁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