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民族

乡愁与疗救

作者:胡谱忠

□ 文/胡谱忠

对于久居现代城市的人们而言,乡愁是一种细若游丝的抽象情绪。在奔波与打拼中,人们会偶尔想到家乡生活的种种安逸与惬意,回味故乡亲友的温暖情谊以及由自然和亲情交织的和谐生活意境,不免心生惆怅。缘何“记得住乡愁”成为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文化箴言?因为“记住乡愁”正是这个全球化背景中迅速现代化的国家所面临的精神难题。现代化资本体制需要的是整齐划一的无历史的生产线及组装工人,当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庞大的机器时,“记住乡愁”就不仅仅是为了一种精神的慰藉,更可能关涉到人类对未来的文化设计。所以当乡愁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及文化诉求时,乡愁就不是“文艺腔”,而是一种超越当下僵化的全球化霸权体制的文化实践。也正因此,像《哈尼药爷》这样的电影才能显示出它完整的价值与意义。



哈尼族叙事

201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的展映影片中,有一部哈尼族母语电影《哈尼药爷》,讲述上世纪60年代,哈尼村寨的民间医生如何仁心仁术治病救人的故事。这部电影的题旨非常清楚,就是单纯地展现社会文化转型之前哈尼族文化中的种种“故事”,其中携带着种种文化细节,包含彼时彼地的社会人际情感交流方式。而这一切在当下也许已经未留一丝遗迹,但作者没有着意表现这样的遗失,只是安静地讲述这些细节在过去的哈尼村寨存在时的样态。故事的线索也十分简练,在哈尼村寨特有的环境中,单线叙事推进,首尾处有一个插叙框架,但不影响整个故事在不疾不徐的叙事情境里,形成一个闭合的关于过去的讲述。

哈尼族叙事在近几年的主流影像中已经不再陌生,尤其当哈尼族拥有了标志性的符号资本——哈尼梯田之后,仿佛具备了与奇观同时被发现的文化表达捷径。但正是这一奇观,可能成为哈尼族文化表达的最大障碍。这奇观的制作,必然认同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游客的视角,猎奇的叙事在所难免。而猎奇的叙事又必然导致对哈尼文化的“刻板印象”,那种偷工减料急功近利的文化奇观展演。

导演咪喃在拍摄《哈尼药爷》之前,曾经有意识地对本民族文化经历过长期的观察,甚至曾用8年时间跟踪拍摄了一个哈尼族人家。对她而言,这不仅是后来拍电影的专业准备,更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温习。因此在文化书写方面,她颇有独到心得。在《哈尼药爷》中,她不仅塑造了一个传统村寨社会中具有完美人格的药爷形象,更重要的是还原了这种人格形象所依托的文化环境、伦理秩序以及哈尼族乡村社会完整的生活系统。在药爷与患者之间,电影展示了关于保护生命的知识和技艺,融汇了简朴而丰饶的生活的文化细节,并汇入河流、森林、村寨、梯田所构成的浑然天成的生活意义系统,成为哈尼族千百年绵延存续的基础。除了民族医药,影片中的婚丧嫁娶、民间信仰、教育过程、姓氏文化、民族节庆等都是哈尼文化的展现,因而使整部影片呈现出人类学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实际上已经搁置了现代与传统的区别,而专注于表达本民族文化中曾经有过的状态。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内心没有发生过现代与传统的冲突,而是曾经沧海,已经视这种冲突为个人生命史的一部分。

民族身份认同

作者在表达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没有选择冲突,而选择了十分单纯简洁、和谐美好的故事。在这种描述中,带着一种缅怀的情绪,一种农耕文明的形态展露出来。这个世界如此安宁,令现代人感受到文化与土地的感应,即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是一个老人与孩童的世界,在文化传承中鲜有动荡和纷乱。这个老人的形象正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化身,而心怀乡愁的现代人在这个老人面前都是孩童。这个老人与孩童的故事,一直幻化在许多城市成年人的乡愁思绪中。

但在这类电影里,一般以代际的关系隐喻着传统文化在时间序列中的位置,老人的形象常隐喻着传统文化的衰弱。祖孙关系的设置,则常常隐喻着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膜拜。中间隔着一代,大概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认同恰恰需要更充裕的时间和距离。作者从幼年离开哈尼村寨,在一段生命旅程中,曾经是耀眼的明星,也曾赢得过世俗成功的尊荣,随后又经历人生的低谷,人到中年时回到故乡,故乡的山水人情又治愈了她的心灵创伤。这一刻,藉由沧桑人生的时空距离,作者仿佛回到一个尽情享受祖辈无尽关爱的孩童状态。

但作者还有一种焦虑无法释怀。她明白自己作为哈尼族女儿,对民族文化的情感表达在主流文化里仍可能面临着主流观众的认同障碍。她必须以一种可行的方式让自己的本民族叙事和主流文化的叙事发生关联。这是她自十几岁离开家乡,越行越远,独自一人在现代大城市生活所获得的生活经验。于是,影片中与哈尼药爷生活在一起的孩子,成了1968年某个汉族女知青的孩子,女知青寄宿的哈尼人家替她着想,把孩子遗弃在草棚里,幸而被药爷捡到,在药爷的护佑下身心健康成长。药爷为救另一个孩子深负重伤,弥留之际,把孩子的身世公之于众,并让孩子去找自己的亲生母亲。而这个孩子是个感恩的人,在城里的医学院毕业后,自愿回到自己与药爷生活过的村寨,成为当地村寨的新药爷。整部电影的画外音旁白就是以孩子成年后的口吻说出来的。

让一个汉族孩子在民族地区幸福成长,并在成年后又选择回到成长之地,反哺他成长的地方——这是一种经典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叙事策略。尤其在社会文化转型之后,这样的电影不胜枚举,比如《天上草原》、《额吉》等。这是一种召唤主流观众认同的策略,这种叙事里也潜藏着身份认同的奥秘。这个最终揭开血缘身世之谜的角色,仍固执地背离城市生活,回乡反哺,表现了民族文化的感召力。这种叙事发自作者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无上景仰。而许多像作者这样的生活在大都市的少数民族,也常有“两边都不认”的困惑和尴尬,这个可跨越民族的角色也使作者潜意识里的“双面人”身份及其表述获得了妥帖的安置。

民族文化的“疗救”功能

《哈尼药爷》的主人公是独自在哈尼族村寨行医的民间医生,电影在人类学的意义上展示了哈尼族民族医药独特的药理和诊疗方式。哈尼族居住区域属于热带亚热带,在历史古籍中常被形容成“瘴疠之地”。在恶劣的自然气候和环境中,历经千百年的生存与发展,哈尼族人一方面形成了顺应自然、保护环境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在不断与瘟疫疾病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学知识,掌握了大量用草药治病的单方验方和独特的诊疗方法,并曾经有“药爷”这样的民间医生护佑,这是影片讲述哈尼药爷故事的哈尼族医药学依据。影片讲述了药爷行医的过程和六七个案例,除了描述医术精妙高超,另一面其实也强调了药爷迥异于当代西医的药理和诊疗方式。

不过,这个讲述民族医药的故事并没有局限于传记式中有人物原型的模式。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此医此药都具有社会隐喻的意义,肌体的病痛也对应着社会的症候,所以民族医药的诊疗常常别出心裁,用对现代人而言不可思议的方式达到出人意料的疗效。在电影《哈尼药爷》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医药段落,孩子开学后逃学游玩,淘气地烤着吃别人家田里的鱼,药爷把孩子的顽劣看成了村寨伦理环境中的一块病,开始有条不紊、胸有成竹地引导孩子认识并改正自己的错误。这也成为药爷行医生涯中的一个成功病例,让孩子认识到遵守村寨秩序以及道德自律的重要性。他医好了孩子的心病。

这种隐喻常常溢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叙事情境,直接指向现代社会之弊。去年北京民族电影展放映过一部电影《第七种味道》,讲述了两代蒙医观念的对撞,也讲述了他们理想化的融合。影片一开始,老蒙医温都尔一生坚守草原为牧民治病的形象与刚从医学院毕业笃信西医学理、对传统蒙医无敬畏之心的大学生浩日瓦形成鲜明对比。蒙医学最具代表的就是它的五行六味,电影中的“第七种味道”显然不在六味之内,它讲述的是蒙医精神。而这传统医药的力量来源于草原之上的蒙医普度众生的博爱信念及其薪火相传的文化传统,正是这不可辨的第七种味道才是匡正世道人心的“良药”。

当电影中的疾病隐喻与治疗隐喻都指向现代社会,《哈尼药爷》就显露出它的“题外之旨”。偏于现代化一隅的哈尼族地区,虽然物质生活贫弱,但毕竟传统社会秩序还在,反倒成全了这一地区自然生态更完好地保护。但全球化号令一响,随着旅游资源的开发,哈尼族乡土文化的脆弱性变得一览无余。传统村寨的哈尼人和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哈尼人祖祖辈辈生生不息开创的梯田景观,成为游客眼中的无季节旅游产品,原本浑然天成的文化价值系统面临被外来旅游文化景观化、空壳化的危险。这如何诊治?或许,《哈尼药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疗救样本。(责编 梁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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