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图谱”、“豆本”到全集
文／顾铮Text by Gu Zheng
摄影家拍摄的照片，不仅需要，而且能够通过像杂志这样的现代平面纸质媒介来传播信息，而且也可以通过摄影集这样的平面空间来展开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与信息传播。另外当然还有在美术馆展览这么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制作和编辑摄影作品集，无论是从摄影文化的意义还是从印刷文化的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新的、充满了魅力的文化挑战。
时至今日，尽管有通过 iPad 的APP这样的影像展示方式，但纸质摄影集仍然是摄影家达成自我表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式，而且形态已经是五花八门，达到了高度成熟与发达的水平。
可以这么说，纸张所带来的触摸感与重量感，以及纸张、油墨所散发的香味，还有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品本身的摄影集的不可抗拒的美感与魅力，对于任何一个受印刷文化与摄影文化双重熏陶而成长起来的人来说，都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诱惑。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摄影家个人来说，展览开得再多，最终在艺术简历上只是增加了一行字而已。当然，还会收获散落在媒体上的一些展览广告、报道和评论。人们，包括后来人也无法从一些展览现场照片去体会其作品的魅力。而一本摄影展览图录或一本摄影作品集，则可以成为反复把玩、品味摄影家的艺术实践的对象。这个“对象”，在英语中，是object，同时又有“物件”之意。所以当然成为我们以身体与之接触的对象。而艺术批评与摄影的历史书写，也主要根据那些留存下来的实物文献来加以评判。
因此，对于一个职业摄影家来说，阶段性地编辑出版一本又一本自己满意的摄影作品集，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因为作为作品展示方式之一的摄影集，对于名副其实的摄影家来说，既是自己艺术专业生涯的阶段性总结，也是为将来保存的历史文献。这实在是一件不可轻视的、与创作并重的头等大事。
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摄影家在逐步开拓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摄影题材、深化自己的摄影表现语言的同时，也认识到了摄影集作为一种表现形式的可能性与重要性。这当然他们的经济条件与摄影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逐步变化与发展有关。渐渐地，在中国，自费出版与官方出版社出版，成为了摄影出版物出版的两个不同面向。但实际上，还有不为人知而且也不为外人所理解的一种变通方式，那就是由个人向官方出版社购买国际书号（ISBN），这样便可使自己设计、印刷的图书进入官方流通渠道，以此收回一些成本。这类书（包括摄影集），在不明底细的人看来，以为是官方正式出版了。当然，其实由谁出版并不重要，人们（无论是今人还是后人），还是只从包括了摄影集本身质量在内的作品来作出评价。下面主要介绍几本在新世纪出现的摄影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意义上的摄影集意识虽然萌生于1990年代，但在各方面都相对成熟的摄影集，还是要等到新世纪才出现。
《家族图谱》（浙江摄影出版社，2002）是现在居住、工作于北京的邵译农（出版发表当时用名为邵逸农）、慕辰的摄影成名作。他们走访邵氏家族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家人，请他们穿上象征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服，站在他们的照相机前，以人物绣像的形象把一个已经分散的大家族连缀于一书。在书的文字部分，他们请这些家族中人分头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展现时代大背景之下的个人命运。通过这种将家族史与个人史结合呈现的独特方式，《家族图谱》展示了中国现代史的沧桑与波澜。这本摄影图书按照中国传统册页的方式设计，因此阅读时始终处在折叠、拉开与收拢此书的过程中，别具一种特别的时间与空间感觉。同时，这种设计方式也较好地体现了摄影家对于历史与记忆的态度与立场。这本书在展现了摄影家夫妇对于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的摄影集的认识的同时，也预示中国在摄影集创作方面的新势头。
而刘铮的《国人》（2004），也是一部他作为摄影家的成名作。《国人》是由一张张单页辑合而成的摄影作品集。这种散页形式的摄影集，有利于在不同场合根据不同的需要把这些作品再作各种排列组合，使其通过并置（不仅仅只是两张并置，也可以、可能是三联或更多联并置等）而产生、呈现新的意义。他以严谨的正方形构图，为他在中国大地上遇见的各式人等造相。这些作品，可以令人联想到奥古斯特·桑德、黛安·阿巴斯、乔尔－彼得·威特金等人作品的风格与影响。在这部作品中，他还穿插了些许风景与物件形象，由此编织出一部格局宏大的影像叙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有关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个人化的影像总结报告。无论从作品的观念还是从作品的完成度看，这都称得上是一部中国“新纪实摄影”的代表作。当然，《国人》也一定会成为摄影画册史上的重要作品。
《家族图谱》封面
《新村》封面
《庄学本全集》封面
鸟头组合Birdhead（宋涛、季炜煜）的《新村》（2008）是一部承载了密集的抓拍影像的摄影集。所谓“新村”，是上海在毛泽东时代为产业工人们所设计的工人新村之简称。在上世纪末中国的房地产大潮中，这些往往处于城市周边地区的建筑面临了被拆除的命运。宋涛、季炜煜这两位80后摄影家，以与时间竞赛的急迫心情，用一年时间拍摄了他们出生、成长于斯，但不久会因为上海世博会而要被拆除的新村。在这本厚达600多页、可以说是“新新纪实摄影”的代表性摄影集中，张张照片都与他们两人的个人史有关。他们自嘲自己，“这么年轻就要怀旧了”。但整本画册却没有给人以哀诉的感觉，而是一种阳刚的表达。这种情急之下提早实施的记忆抢救，也为如何处理私人情感与公共记忆之关系提供了新的案例。而鸟头组合后来的《大陆之尽头》（310出版社，香港，2010），也同样延续了这种高密度影像的风格。顺便说一下，他们的这种风格鲜明的手法也已成为自己的“标签”并且引起国际艺术界的关注。先后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纽约MoMA的“新摄影”展览。
曾力的《愚公的时代》（timezone，2006）也许是中国摄影家的摄影集当中，较早以“大”取胜的摄影作品集之一。当然，如果仅仅以大尺寸来镇人吓人，而内容空洞，那是无法获得真正关注的。在今天物质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中国，有许多摄影家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大而无当的摄影集，但真正有个人风格的仍然少见。曾力的这本画册，借“愚公移山”的古代寓言，展现他细看之下的山河变貌，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因为历史与现实的原因而变得面目全非的当代中国，也从手法与观念上开启了中国当代摄影的“空间转向”。
当书的尺寸超出常规时，无论大小都会引起读者更为复杂的反应。如果说《愚公的时代》算是一本大画册的话，那么洪磊的《正大光明》（今艺轩画廊，2008）可算是一本超小型摄影集。这本大小只有9×12.5cm的画册，是他对于春宫画这种形式的一种摄影式再造。他以白底画面来衬托交欢男女，通过这种公然展示的方式挑战观看伦理。但他的策略，更在于制造一种观看（窥视）的矛盾。尺寸之小，加上印刷效果的限制，其实所呈现出来的交欢早已没有实质性的刺激了。所以，公然展示的、却又是在观看上无法满足欲望的实际效果，令所谓的“色情”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本来意义。但是，就是这种失真，却又部分地搅动了想象，推动了联想。显然，七尺之躯“正大光明”地捧读掌中宝式的色情“豆书”，着实构成了一个反差强烈的有趣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洪磊的摄影集展现的不仅是一种表现形式，更是一种文化态度与思考。
随着中国国内对于中国摄影史关注热情的高涨，对于过往老摄影家摄影实践的梳理也成为要务与急务。李媚、王璜生主编的《庄学本全集》（中华书局，2010）是对于这位后来在毛泽东时代不得志并且受到迫害的摄影家的致敬。庄学本是一位大师级的民族志摄影家。他在抗战时期多次出入四川藏族聚居地区，漂泊异地历时八年，拍摄了大批记录藏民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的照片。这本以上下册方式编辑的摄影全集，汇集了三千多张庄学本拍摄的照片，并且收入了一些他的工作日记，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当得起一个“全”字。摄影集而称“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幻想。因为人们基本上不太可能把摄影家全部底片加以印相汇集成册。但这种全集性质的编辑与出版方式，仍然是可取的。因为可以为深入研究摄影家的摄影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相信通过这个非常不全面的介绍，各位可以管窥新世纪以来中国摄影集出版的一些情况。今天，在中国，更为个性化的摄影集的编辑与设计也成为了中国摄影家的新的努力方向之一。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收获越来越多的精彩之极的摄影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