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摄影家

问：您的西部贫困母亲摄影作品随着“幸福工程”的推进已经广为人知，近期您在天津美术馆将自己“回访”与“初访”的照片对比并置展出，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回访的？您拍摄了1100个贫困母亲，都要回访到吗？或者有选择性的回访？

答：从2006年开始，便有意识地回访拍摄过的贫困母亲。我想持续地关注她们，而不是一次性拍完了做个展览出本书就结束了。不一定都能做到，但我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继续跟踪拍摄这些当初的“贫困母亲”，她们现在以及未来的生活和命运。比如，顾彩莲，我已经回访四次。她们大多数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有的命运多舛，有的甚至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些照片，有的是她们人生中的第一张，有的或许是最后一张……

问：您一直积极协助“幸福工程”，出点子、做调研、做宣传，更愿意称自己“纪实摄影师”而不是“纪实摄影家”，这似乎反映出您不是很注重有些摄影人常常过于在意的“摄影家”名分，而更关注摄影的社会公益效果？

答：我是想借助纪实摄影的方式做社会学调查和做公益，发挥摄影的社会功能—“影像的力量”。最近我帮“幸福工程”做了一个调研报告《众筹助力创建幸福家庭活动：以救助贫困母亲为例》，力图从单独的一个个贫困母亲拓展至一个村、一个乡，如这个村子有条件发展大棚蔬菜，但缺少资金，我下去做调研拍摄贫困母亲以及发展生产的所有背景影像资料，帮他们宣传出去，为他们筹集资金，提供诸如公司+农户等运作方法，这样的项目所需资金量可能就会多一些，从几千元帮一位贫困母亲，到一个项目20~50万元，整村推动。过去我可能一天只能拍摄和帮助一两个母亲，如此就可以帮助更多的贫困母亲脱贫。

问：您很早就提出过“一对一帮扶”的概念，这正好契合近期国家提出的“精准扶贫”。

答：只能说我很幸运。因为一直在基层做这件事情，所以会有很多实际感受和思考，为了募集更多的善款帮助贫困母亲脱贫，2005年建议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我是他们的“终生志愿者”、“荣誉理事”）能否在基金会官网实行“一对一”帮扶，也就是把我在下面采访拍摄的贫困母亲文图资料发布在网上，让社会爱心人士认捐。实施之后，很受当地百姓的欢迎。这和现在出现的“众筹”、“腾讯公益”等等形式相似，这说明中国慈善事业向这个方向发展是大势所趋，只是我较早地接触到了，而且比较敏感，所以就捕捉到了。

问：“截至2016年，幸福工程已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699个县（区、市）建立了项目点，投入资金13.3亿元，救助贫困母亲30.59万多人，受惠人口133万。脱贫率为89.5%，还款率为90%以上。”作为一个国家项目，这些数据的意义，既反映了成就，也反映了问题。如“据悉，中国目前仍有超过7000万的贫困人口，其中，至少有2000万是贫困母亲”，而幸福工程救助的贫困母亲30.59万多人，救助百分比只有1.5%多一点？

答：这和很多方面有关系，诸如政策、社会环境等。记得在2003年，我从西部回来，心情异常激动，见谁都说西部贫困母亲，见谁都求募捐，劝了一整年，所获寥寥。后来几场影展、讲座和越来越多的媒体曝光后，自主捐款多了起来。基金会上至领导下至工作人员恨不得马上帮扶所有的贫困母亲，让她们尽快摆脱贫困，但可能吗？所以说，现在我们依托网络发展众筹来做公益，很多项目都是来自于社会普通百姓的捐款，而且很快就筹齐经费，国人中善良的爱心人士还是很多的。

问：您对“幸福工程”项目及其工作群体有哪些认识？

答：之所以能继续做这个项目，是因为“幸福工程”帮扶贫困母亲，不是简单的给予，而是提供资金后母亲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劳动脱贫，即“造血”功能，把她们的还款拿去再帮助下一位贫困母亲，滚动发展。幸福工程组委会国内项目部只有四五个人，管理着全国的工作，他们是一个做事诚恳、工作踏实并怀有慈悲之心的群体。

问：网上关于您拍摄的“贫困母亲”背后的故事很多，认真看进去，很多都催人泪下。比如某个村子里八成女人卖过血，每次只为换得一点点生活费；很多母亲想把孩子送出脚下这块让自己一生困苦不堪的土地，但因为“即便人走出大山，也会被另一座无形的大山挡住脚步”，妈妈们寄希望于“读书改变命运”，拼命筹钱交学费，您这么多年拍摄调研，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读书是可以改变命运，但改变命运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局限于读书这一条道。在中国西部很多贫困地区，孩子大多读到初中就没有条件继续读下去，有的家里甚至出现“因学返贫”的情况。而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也不乐观。从这些贫困家庭的实际情况来看，不一定都要选择上大学，职业教育和分层教育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能够更及时地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

问：以往的访问里您常常提及“母亲不应该属于贫困”，“只有母亲幸福了，家庭才能够和谐；只有家庭和谐了，社会才能进步！”您对母亲的这种尊重最初来源于您对自己母亲的尊敬？

答：我对贫困母亲的那种情结，跟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系，因为我也是一个贫困家庭出来的孩子。从小父亲没了，母亲带着我们六个孩子，那个时候母亲为了这六个孩子，给人家干糊纸盒等活儿来养家。冬天储存大白菜，因为穷，我家的白菜只能维持半个冬天。母亲经常牵着我到菜市场去捡别人掰下的菜叶子，清洗干净以后，腌成咸菜。实在没有容器盛咸菜的时候，母亲就和着棒子面做成“菜团子”。总之，她会想尽办法让我们吃上菜，以获取尽可能多的营养。她怀着一个母亲最朴素的情感，希望自己的孩子不会因为贫穷而丧失对未来的希望。当然，这些都是长大成人之后，我对母亲的理解。我总觉得母亲很伟大，因为在一个家庭当中母亲是支柱，尤其是在西部贫困地区，如果母亲倒了，这个家庭就会垮掉，所以这个情结一直割舍不掉。

问：您只拍摄胶片吗？底片多少张了？黑白彩色的选取是基于偏好还是什么原因？

答：我第一次去拍摄只带了135小型相机，基于做摄影记者的经验拍摄贫困母亲这一群体，刘树勇、袁东平、孙京涛等看后说感觉图片影像的力量不够，建议用其他画幅，后来我就一直用120的方画幅，现在也用数码相机。我是学美术出身，方画幅构图用起来比较顺手。底片有几万张吧。初访使用黑白照片，回访使用彩色照片，这样分类比较清晰，视觉上一目了然。没有什么偏好，黑白彩色我都喜欢。

问：关于深入底层百姓生活拍摄纪实照片，有哪些对读者有用的具体拍摄经验和职业感悟？

答：要提前研究大量文本，比如当地的风俗地理经济状况等等。拍摄选题很重要，一旦确定下来就要专注地投入其中，不要太杂，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坚持下去就好。

问：有的摄影人会把一个原本正常的对象负面效果（如怪异、恐怖感）放大，而您则更愿意表现她们的尊严、品质、美好的一面？

答：我拍摄她们的原则基于两点：“诚恳”和“自由”。我不贬低拍摄对象，虽然她们物质上贫困，但是精神上并不贫困，穷人也有自己的尊严。所以，我的120方画幅环境肖像从来不俯拍，一般拍摄时都是平视或者稍带一点仰视，以表达我们之间的平等和我对她们的尊重。和她们聊起来，这些母亲往往不会因为自己多艰难多不幸而哭，但是一讲到孩子和家庭她们会流泪，但她们落泪的场面我只拿135相机拍摄，多数作为资料用在书里，做展览时基本不用。

问：您这些年的拍摄模式和条件如何？比如食宿、安全、经费等等问题怎么解决的？拍摄人选是怎么确定的？

答：吃自己解决，住在乡里或村子里，有什么条件就住什么地方。不要报酬，但幸福工程组委会解决交通费用。我也力所能及地捐助拍摄对象。安全问题，多次遇险，故事就多了。拍摄人选一开始是乡、村提供名单，围绕着这些当地贫困母亲展开，附近遇到的、听说的我都会去关注。后来有时靠自己，住在村里，带个翻译。

问：您遇到很多困难，有没有过放弃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