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彩莲,26岁,全家4口人。2亩山坡地今年收成500公斤苞谷,经济收入靠编竹箩,每年能挣100元,家无牲畜。她说,如果谁能帮她一些钱,养一头母牛,转过年来母牛下了小牛,她就可以还钱。
2001年1月开始,我只身前往中国西部地区,采访拍摄贫困母亲以及她们在得到“幸福工程”救助后的生存状况。对我而言,那是一片陌生的土地,所见所闻,深感震撼。尽管行程艰辛,我还是义无反顾一次次背起相机前往。
15年来,我36次深入中国西部贫困地区,足迹遍及12个省、市、自治区,走访了97个国家级贫困县、310个村寨,采访拍摄了1100多位贫困母亲。用一个纪实摄影师的镜头,记录下了西部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据悉,在中国7000万贫困人口中,至少有2000万是贫困母亲,她们当中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妇科病。在养育后代的同时,她们自己的生命迅速枯萎了。但当她们得到“幸福工程”的资助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命运获得了改变,生命之花重新绽放。
我希望我记录下的影像,能为这些贫困母亲带来广泛的社会关注,使更多的人了解“幸福工程”,伸出援手,帮助这些贫困母亲尽早摆脱贫困,成为“幸福母亲”,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走过。我看见。贫困是真实的存在。从贫困母亲的眼睛里,我看到的是对苦难的坚忍和对幸福的执著;从脱贫母亲的笑脸上,我看到的是希望。
经过幸福工程帮扶,顾彩莲家现有4头牛、10只羊、4头猪。2003年春节开始杀年猪,那是她结婚后第一次杀年猪。
故事一
重庆大巴山,一个叫覃春菊的女人,丈夫因无法忍受大山里的困苦,扛不住跑了,将她和两个女儿抛下后再无音讯,她便一个人支撑起这个家。没有钱,覃春菊就帮人卖苦力,背沙子。用换来的钱供女儿读书。然而山洪又把她唯一可以安身立命的小土屋冲垮了,只留下一面满目疮痍的墙壁。她把女儿寄养到别人家,拿些棉絮,自己偎依着残破的墙壁。半夜,村民听到她凄惨的哭声。但很快,靠内心的强大坚忍,覃春菊带着两个女儿,用那已经磨砺得十分粗糙的女人的双手到山下背沙子,背石头。再加上县里资助的3000元钱,两个多月后硬是把房子背了出来。问她有什么愿望,她说,再苦再累也要让两个娃娃读书。
故事二
十二岁的小姑娘巴青才仁。我进屋之后,先是被那屋里的情景所震动,有点蒙了,没想到那么穷。后来我们要走的时候,我给她一个苹果,她接过苹果,审视着,好久,才轻轻咬了一小口,又把它装在袍子里头。我问你为什么不吃啊?她说我要带回去给我妈妈。我拿出带在身边的所有水果,让翻译告诉她,“这些都带回去。但你必须把这个苹果吃了!”继续前行的路上,翻译轻声告诉我:那女娃把苹果又咬了一口,就又塞进袍子里,再也没有拿出来。
王献英,30岁,全家4口人。5亩山坡旱地种植洋芋、苦荞和燕麦,差3个月口粮,喂养1头母猪,去年卖小猪收入700元,无外债。
2009年,王献英用幸福工程一对一帮扶款3000元购买1匹母马,至今已产3匹小马,2010~2011年卖了两匹小马,收入4400元。
祝学英,44岁,全家3口人,丈夫1996年因病无钱医治死亡。2.4亩沙地年收成苞谷不够全家的口粮,每年需借粮生活,欠外债6000元。儿子在乡中学读初中住校需做饭和取暖,祝学英每次背60斤煤块儿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送到学校,一背就是3年。
2006年,社会爱心人士通过幸福工程帮扶给祝学英一对本地牛,当年母牛便产下1头小牛,转年7月卖公牛1200元,用于孩子上学费用。2008年乡政府对危旧茅草房改造补助建筑材料,她又卖掉1头牛得1960元,村长动员村干部义务帮祝学英家给房顶铺上了石瓦。
杨会,29岁,全家4口人,两个女儿。0.7亩坡旮旯地年收成苞谷150公斤、土豆600公斤,差半年口粮,借粮生活。两年前公公婆婆相继过世欠下2000元外债,丈夫在煤矿挖煤已还1000元,她到县城去打算卖血换钱,但因办不起身份证没有卖成。
2006年,幸福工程结对救助给杨会1头母牛,到2009年已有两头小牛。杨会全家终于住上了砖瓦房。
张光兰,30岁,全家3口人。没有土地,娘家给的2.5亩山坡旱地种植洋芋、苦荞和燕麦,经济收入靠喂养母猪,卖小猪年均收入2000元。
2009年8月,张光兰用幸福工程一对一帮扶款3000元,自筹400元,购买1匹母马,母马曾怀孕过三次,成活1匹。
阿吉么子阿木,22岁, 5.1亩耕地种植洋芋收成1000公斤、荞子收成100公斤、苞谷收成500公斤,差3个月的口粮,借钱买口粮,欠外债3000元。
2011年,阿吉么子阿木,用幸福工程帮扶的4000元购买了1头母牛1头母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