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黄鑫宇
从商业模式角度看,小贷公司的存在价值与核心竞争力,正在于它是一个熟悉小微企业客户业务拓展和风险控制、在市场一线、最底层的金融零售商,小贷公司商业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一核心竞争力基础上。小贷公司对地区金融运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包括向银行融入资金、与商业银行开展多种形式的“助贷”等创新业务,还有小贷公司在积极谋求向商业银行模式转型以及推进资产证券化等,这些都使得风险的传染性显著增强。
关于监管,事实上现有约束小额贷款公司的法规,主要指的是2008年5月央行和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及《地方金融企业财务监督管理办法》。从此小贷公司的监管权交给到各省政府手中。各地方政府以此为蓝本制订了各类实施细则,但存在较大差异,也成为小贷公司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地方金融办的职责不只在监,而在管。”近日,在天津宝坻的第六届中国小微金融机构联席年会上,我们听到来自各地方金融办主任的真知灼见。
重庆:守住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据央行统计,截至2015年12月底,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为253家,贷款余额为842.34亿元,占据全国第二。事实上,重庆市已经集中了全国最多的网络小额贷款公司,最近的选择在重庆注册是3月10日的乐视小贷。来自重庆市金融办副主任曹子玮介绍,在重庆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类型多种多样,既包括阿里、百度、京东、小米、乐视等互联网企业,也包括海尔、苏宁、世贸集团等传统线下企业。因此,曹子玮在分享监管建议时,显得底气十足。
重庆对小贷公司进行“六管”:
第一“管”资金来源。任何以社会集资为目的所谓的创新金融都是“骗子”,如果没有风险拨备和存款准备金的监管,这种剥夺财富性的游戏终将会“玩完”。
第二“管”杠杆率。参考美国非存款性放贷机构上限的设立,实行差异化监管。
第三“管”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的结合。重庆构建了市区两级的监管体系,“把现场与非现场检查结合起来,基本就管好了一半”。
第四“管”团队。如果运营团队中没有从事金融、甚至不了解金融的全流程,我们不认为他会有从业资格。
第五“管”金融产品设计。每一款金融产品,无论投资大小,一定是要有针对性,“脱离实体的金融创新与设计,基本也都是骗子。”
第六“管”机构、管法人,提高透明度。
正是由于这六“管”,重庆从来没有给其它省市金融办的“兄弟”添过麻烦。重庆守住了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也守住了不以重庆为源头出现大规模金融案件的产生。
广东:“淘宝式”公共服务平台
进入互联网时代,金融大省广东在“维稳”上的工作量日益繁重。
来自广东省金融办总经济师余昆明的介绍,广东是全国第一个互联网+示范区。2012年,汪洋任广东省委书记时曾做过一个批示,强调监管重则体现在网站的信息标准和安全上。
监管也需创新,广东金融办目前正在尝试搭建一个由政府牵头、为P2P和小贷业者提供类似淘宝商城的公共服务平台。“从上线到网站运营,就好像大家淘宝一样,同时由政府牵头批量实现接入央行征信系统。”小贷公司可以在线上开展业务,同时金融办把P2P与小贷的监管结合起来。“这样既降低监管成本,也能对接入平台的小贷和P2P业者起到增信作用。”
据悉,广东金融办这套“淘宝式”服务平台系统,目前正在试点中,已有三家小贷公司成为受益者、接入央行征信系统的授权名单。
海南:互联网化监管
来自履新不久的海南金融办刘国鑫副主任介绍,不同于其它省份伞状监管状态,海南省是由省金融办直接监管小贷公司,而非由各区、各市县监管小贷公司的做法。拥有中国首家互联网金融上市公司(宜人贷)的宜信公司,在海南申请了网络小额贷款牌照。
“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手特别少,属于正式行政编制人员只有17人,而专职监管小贷的工作人员只有1名,所以监管压力特别大。”现实版的人力与物力不足情况,要求海南省金融办必须改进金融监管的思路、方式。
“因此,只能借助科技手段,利用互联网+,拓宽我们的监管范围。”刘国鑫道出了自己的“不得以而为之”。目前,海南省金融办已经建立了海南省小额贷款的管理系统,这套系统是2014年7月正式上线运行,基本架构包括监管数据标准、业务监管数据标准化、交易行为分析等。这样可以做到对小贷公司业务和财务数据的实时监管。
据悉,小贷公司可以免费使用这套系统,并通过系统完成贷款的发放、本息的收回,以及小贷公司本身的财务管理需求。以监测预警功能为例,海南省金融办可以通过系统即时了解小贷公司的运营状况,并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实现精确管理、精准定位,可以发现传统监管方式没有办法发现的问题。而对于系统提供的指标分析、报表分析,可以实现对小贷公司的运营进行实时监测分析。
“我们希望实现对小贷公司全天候、透明的全息式监管。”其实这不光是刘国鑫的愿望,也是互联网时代对整个地方金融监管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