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当代电视

如何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为我国的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发展机遇与环境，这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时代命题。国家形象的改善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2015年初，由韩国KBS电视台推出的纪录片《超级中国》在韩国热播后，开始在我国渐渐发酵，引发了一场从主流媒体到草根集体参与的大讨论。参与者或惊叹该片在韩国取得的超高收视率以及引发的海外“中国热”，或纵情讴歌伟大祖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与跨越式发展，但同时，也有少数媒体指出该片不应只激发国人的虚荣心。《超级中国》背后隐藏的价值已经远超文本自身，我们可以以这部现象级作品为契机，对我国在海外的国家形象进行一次理性的审视。

关于国家形象的解读维度多种多样，若从媒介入手它可以被理解为“在物质本源基础之上，人们经由各种媒介，对某一国家产生的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总体感知。”①很显然这其中包含着两个信息流动的方向：自塑与他塑。自塑主要指本国大众媒介对自身国家形象的建构，他塑是指“外国传媒建构别国的形象”，可以说最终呈现的国家形象乃是自塑与他塑二者合力的结果。国家形象的“他塑”乃是“自塑”的具体语境，是一个国家建构国际形象的现实背景。“纪录片因其过程性、纪实性的影像记录品性，更易于建构一个具有真实感的文本结构，获得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的理解和认同，在政治传播、跨文化交流和提升国家影响力、改善国家的国际形象上起到独特的作用”。②本文将通过分析外国纪录片里的中国形象，试图勾勒出我国国家形象建构的现实语境与参照体系，以期能为改善我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启示。

回溯纪录电影史，以中国为题的纪录片作品数量众多，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反映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社会风貌的作品。例如《四万万人民》，从运筹帷幄的社会精英到炮火硝烟下的平民百姓，纪录片勾勒出抗战背景下各阶层中国人的生活。二、反映中国文化、历史、自然的作品。例如《丝绸之路》，作为中日合拍纪录片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历史遗迹、民族风情与宗教习俗等进行的展现。三、反映中国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的作品。例如，《人造风景》展现的是中国的工业环境。四、向世界全景式介绍、展示中国的作品（有些是在特殊历史时期拍摄）。例如《北京的星期天》通过各种生活场景多角度地展示了新中国诞生前的首都北京。本文将《超级中国》归为“全景式介绍、展示中国的作品”，并在与美国探索频道的《列国图志 中国》与安东尼奥尼的《中国》的比照中形成思考。

总体而言，中国海外形象的转变是以国家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为背景的，这种转变也是对我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战略布局与实施的一种启示。

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是带着西方世界的优越感、以闯入者的姿态、用碎片化的方式呈现了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中国。以1971年中意重新建交为背景的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之行，或是“安东尼奥尼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等类似的表述，都从侧面印证了中国政府强烈的政治诉求—希望能够通过该纪录片的拍摄与放映，在国际环境中传播良好的中国形象。但是最终事与愿违，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引发了当年那场著名的全国性批判运动。总体而言该片呈现了：其一，政治符号。该片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开篇，伴以如此解说：“对他们来说，这是世界的中心，天安门是北京的心脏，而北京是中国的政治革命中心。中国、中央之国、世界文明的古老核心⋯⋯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肖像就挂在这里，马克思，还有恩格斯⋯⋯当然还有斯大林。”对中南海正门的拍摄也同样不会忘记配以“导游禁止我们拍摄”的解说。即便是将镜头对向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政治符号的捕捉依然随处可见。其二，集体主义。该片中的中国人几乎都是以集体的方式来呈现的。练习太极拳的老人们，学生们一起做操，幼儿园的孩童们一起舞蹈歌唱，工农兵大团结的展板等，无一不是集体主义的呈现。其三，违和感。一边是解说语言中“广场有种皇家风度”，一边画面呈现的是身着朴素衣装的百姓扶老携幼，身上还挎着包袱。此外，拍摄者以闯入者的姿态出现，镜头捕捉到了大量中国人疑惑惶恐的眼神。

《列国图志·中国》是美国探索频道打造的人文类系列纪录片中的一部，试图通过具有代表性的个体向西方世界展示一个经济发展迅猛、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变化的中国。武校学生小崔尽管被师傅寄予厚望，但自己却有着对未来更广阔的梦想；建筑商人罗康瑞思考如何引入具有西方设计理念的居住与生活方式；小体操运动员金杨蕊娜刻苦训练希望能够在北京奥运会有所斩获；“蜘蛛人”孙峰在大城市辛苦工作希望能给远在农村的家人一份更好的生活；缉毒女警周琳在工作中恪尽职守，但也不得不面对个人择偶的窘境；弓箭制作人杨福喜希望能靠自己的手艺留住这份历史与文化；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钱春多为能够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和发展决定接受整容手术。这些典型的个体点滴承载起现代中国社会变革，同时也在共同编织着整个中国梦。

《超级中国》是韩国KBS电视台2015年播出的纪录片，无论收视还是话题性都堪称重量之作。该片共分为7集，分别从“13亿的力量”（人口）、“钱的力量”（经济）、“中国治世”（外交、军事）、“大陆的力量”（资源）、“软实力”（文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政治）、“中国之路”（中国梦）等方面全景式地介绍中国。尽管该片也提到了中国存在的某些问题，但是就像片名“超级中国”那样，它对中国整体性的肯定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且不论该片是否有在国际社会“捧杀”中国之嫌，可以肯定的是对于韩国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了需要在战略层面进行研究的对象。

从《中国》到《列国图志·中国》再到《超级中国》，它们所呈现的中国形象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整体的姿态上，从俯视逐渐改变为平视，甚至在某些时候呈现仰视的意味（且不论这种仰视背后的动机）；从带着猎奇目光的审视打量逐渐变为了积极姿态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从对异域文化的奇观呈现逐渐改变为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的战略诉求。如何看待这些外国纪录片里的中国形象以及上述转变，更加考验着国人的理性与智慧。这些中国形象可以被视为中国的海外镜像。镜像意即副本，并非事物本身，但却可以成为自我审视的一条路径，这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和提升的过程，通过这些镜像可以客观地了解自身的真实状况，并更进一步结合这些镜像和自身的目标去实现自身的理想形象塑造与传播。盲目忽视这些海外镜像是一种封闭与无知，而过分纠结于它们则是一种幼稚与自信缺失的表现。对待中国海外镜像我们需要一份静观与思辨，既不能沉湎于此成为镜像的奴役，也不能忽视这一自我评价的有效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标志，不仅在于我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也关涉我国受众理性面对我国海外镜像的水平。管中窥豹可以发现，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印象的改变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因此我们寄希望于在较短时期内“大干快上”地提升中国海外形象是不现实的。我们一方面需要高瞻远瞩制定中长期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则需要从有益于我国形象改善的国际传播细节入手。此外还需要看到，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印象的转变是以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为基础的。海外著名华语电影学者鲁晓鹏教授曾经谈到：“文化对外输出有其自身的规律，文化产品不是衬衫、袜子，在欧美市场流行也不会是一蹴而就，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文化产品质量的提升，自然会赢得西方市场。”③

在西方的文化想象中，中国乃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他者空间。无论是繁荣富饶的古代中国、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还是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新中国，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误读甚至扭曲从未停止。外国纪录片里的中国形象便是很好的例证，它们总是习惯性地标签化呈现那些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对于它们的正视与解读，能够为当前我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提供一种反思。

首先，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形象从未有过完整的认知，往往只是碎片化的读解。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充斥着彼此孤立的政治、文化符号；《列国图志·中国》则尝试通过典型的生命个体去拼接起当下中国的社会图景；《超级中国》试图用逻辑去论证中国的发展。尽管方式不同，但是它们却始终无法准确全面地认识、理解、勾勒出中国形象。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以及国际传播水平提升，上述状况有所改善但并未根本扭转。西方世界曾经执迷于中国的东方奇观和政治话语，这些被视为中国形象的标签，甚至成为了西方观众对中国的观影期待。近些年上述状况虽有所转变，但新的方向同样值得警惕。在诸如《列国图志·中国》、《超级中国》等纪录片里，中国被描述为“世界金主”与“超级力量”等，这种改变的本质乃是用新的碎片化的标签代替了旧的而已。西方世界仍然无法在历史与现实、经济与文化、政府与个体、传统与现代之间认识和理解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形象。

其次，西方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始终带着怀疑的态度。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将中国视为完全异于西方世界的他者，以猎奇的方式去呈现东方奇观。《列国图志·中国》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同样充满了怀疑。“中国已经消耗着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一的铁，几乎一半的水泥⋯⋯再过30年，我们就得另外找一个地球来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对原材料的需求。”这段解说将中国描述为整个世界资源的掠食者，彻底否定了中国对于整个世界的贡献与价值。诚然，粗放型的发展之路并不科学，但却是每个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的必经之途。面对自己也曾经走过的道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态度远非善意的批评，而是一种彻底的否定。《超级中国》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问题虽然态度有所转变，但其本质上仍旧是一种延续。一个超级中国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整个世界的控制与征服。如此“捧杀”式的表达，无疑是为“中国威胁论”等西方论调在做背书。

沉湎于当前某些国外纪录片对于中国的“称赞”，一如愤慨于曾经的国外舆论对于中国的“矮化”，都是缺乏理性与智慧的。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我们的国际传播实力需要与之相匹配，从而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如何彻底打破国际舆论环境中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更进一步地建构起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中国的形象，是我国国际传播未来的目标。而这些被西方世界碎片化呈现的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就是我们需要发力的关键节点。

　　三、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统御：一种战略

当下的世界政治语境从传统的政治较量、军事角力的“硬对抗”逐渐转向了环境、文化等“软实力”的较量。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外交、政党外交，逐渐地扩大到涵盖更为广泛的公共外交。在新的国际竞争态势下，一个国家国际形象的良好与否直接影响着世界舆论的人心向背，甚至影响着国家利益的实现。一个具有良好国际形象的国家很容易争取到世界民众的同情和国际舆论的支持；相反，一旦被贴上了诸如“流氓国家”、“专制国家”的负面标签，则极易招致国际舆论的反对，很难获得国际支持与合作，甚至生存空间也会逐渐受到压缩。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无疑是该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我们必须以国际传播的战略思维来统御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其一，理性研判当下国际传播秩序和态势。我们应当看到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国际传播失衡的局面仍将持续。在以西方主导的整体框架下，我们应该不断寻找、开拓话语空间，不断增强国际传播的能力。未来我国与西方世界仍然会针对一些敏感问题进行激烈的舆论对抗，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远不能与当前我国的综合国力相匹配；另一方面也印证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既无法忽视也不愿接受。也正因为这种心态，西方媒体固守西方中心主义，祭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奇谈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的国际舆论已经影响到我国真正地融入国际社会并实现民族复兴伟业。在既有的国际传播秩序和国际舆论环境下，中国的国际形象传播需要跨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在破解既有的刻板印象的同时逐渐建构起我国完整的国际形象。

其二，认清目前中国国际形象失真的主客观原因。毫无疑问，中国国际形象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既有传统的刻板印象延续，也有新标签的产生。认清目前中国国际形象失真的主客观原因，是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步。刨除认识差距、文化差异、价值观念不同等客观原因外，中国国际形象失真的主观原因也不容忽视。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如何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将它有效地传播出去，如何在当下全球语境中重新确立中国的文化身份，并以此打破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实现平等对话，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以对话来化解冲突，以共存来搁置差异，以主流身份在世界舞台开展交流与合作。以中国的文化身份为基点，我们才能向世界传递出准确、完整、清晰的中国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的对外输出需要在国际传播统御下的战略布局。所谓战略布局即将力之所及的全部传播形式与内容都要为最终、统一的目标服务。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从集中到分散，形成最强大合力的过程。战略布局的制定需要准确研判当下中国国际形象的现实困境，统筹国内外各种传播力量与资源，制定合理、准确、统一的目标与路径。

注释：

①刘继南、何辉：《中国形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②何苏六等：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国际传播现状及发展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年第5期。

③鲁晓鹏系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比较文学系教授，此观点来源于2015年7月笔者与他的一次学术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