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中国出版博物馆保留东方文明印记

作者:杨琳肖东发

杨琳肖东发

［摘要］中国出版博物馆的筹建是顺应时代发展需求、重构社会文化价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举措。“东方印迹——2015年中韩日雕版印刷国际学术研讨会”特设“出版博物馆建设与国民教育”分论坛，就创建中国出版博物馆的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文章从中国出版博物馆的学术内涵、功能定位、收藏策略和内容需求、实现路径四个方面梳理了参会论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并指出应从馆藏资源保障、馆藏评价、馆藏资源知识产权问题、博物馆受众、数字出版博物馆建设、博物馆评价等方面加强后续研究，推动这些议题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关键词］中国出版博物馆国民教育中韩日雕版印刷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中国是文明古国，造纸术和印刷术是中华文明贡献于世界文明最基础的两个方面。2008年3月，由全国政协委员、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作为主提案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等38人联名提交提案，希望建设中国出版博物馆。提案专家认为，几千年以来，中国的书籍通过文字记录延续传播中华文明，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思想宝库。中国出版事业创造性地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神财富，是一笔丰厚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些思想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或者一般的图书馆承载不下，或者不被综合博物馆重视。因此，建设一个国家级的出版博物馆十分必要。［1］出版博物馆具有收藏展示出版文化遗产、建设出版文化资源数据库、作为研究和教育的基地场所和国内外出版交流的场所等功能，对于出版文化遗产保护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

目前，国家已经批准正式立项，投入相当规模的资金建立专门的出版博物馆。为了进一步探讨中国出版博物馆的建设意义、功能定位等方面，2015年11月27—29日，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北京煮雨山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中国出版博物馆（筹）、北大培文教育文化产业（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印刷学院印刷与包装学院、北京恒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首都图书馆、扬州雕版博物馆协办的“东方印迹——2015年中韩日雕版印刷国际学术研讨会”，特设“出版博物馆建设与国民教育”分论坛，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的专家学者，以及多家媒体记者等百余位代表参加了盛会，多位专家学者探讨了出版博物馆的学术内涵、功能定位、收藏策略、内容需求和实现路径，交流了出版与社会互动前行的现实应用。

二、 “出版博物馆建设与国民教育”专题研讨

1. 关于出版博物馆的学术内涵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党组成员宋明昌在《中国出版传承发扬中华文明》一文中指出，中国出版与中华文明有密切的关系，对传播、发扬光大中华文明发挥了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国出版博物馆不仅要充分地回顾祖先们留下的珍贵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紧紧把握、研究、分析、展示世界出版业（特别是数字出版）新的发展，为创造中国出版新的辉煌增光添彩。

资深印刷史研究学者、北京印刷学院魏志刚教授以《中国出版博物馆建设——纪念美国学者卡特逝世九十周年》为主题，指出美国学者托马斯·弗朗西斯·卡特所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 Inter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一书之所以具备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对中国印刷术发明之前后，举出多组文物与历史资料，论证印刷术在中国是如何发明的；二是举出了当时社会的、技术的、文化的多种条件，特别是从社会多种需求来论证印刷术的发明。在筹建中国出版博物馆之际，应该再次研究该书，借鉴卡特精神，在学术内涵建设方面突出两点：一是要重视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印刷史；二是要不断发掘新的史料，提出新的观点。

2. 关于出版博物馆的功能定位

文物出版社总编辑葛承雍概述了《对出版博物馆建设的几点建议》，指出：中国出版博物馆是有“中国视角”的博物馆，具有展示中国对世界文明最具代表性的贡献成果的功能。展览方式要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侧重面向公众的开放性，打破目前全国博物馆年均展示的实物文献只占到总馆藏11%的局限。出版博物馆的展出内容要重视“版本”，侧重实物展示，慎重开展数字化，突出文物性、珍稀性。

中国文化产业集团研究人员蔡玉沛以《中国出版博物馆功能延展性初探——从与中国书房项目的适配度出发》为主题，指出中国出版博物馆是国家软实力标志，是新型知识服务中心，具有“动：活用高效；精：集粹高雅；联：延展高端”的特点。建议内置“中国书房”，作为中国出版博物馆的一个功能延展单元，有效诠释和代表中国出版博物馆的内涵潜力和发展方向，二者具备很高的适配度。中国书房结合建筑实体与非物质文化，整合文化、教育与创意等诸多模块，为学者、政府机构与企事业单位搭建交流平台。中国书房可与孔子学院等中国海外宣传机构实现无缝衔接，有助于落实“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的战略安排，让世界了解中国和欣赏中国。

北京印刷学院讲师衣彩天在《美国通过博物馆传播价值观》一文中通过对美国博物馆业进行案例分析，为出版博物馆的功能定位提供参考。论文指出，美国的博物馆业除了肩负传播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普及艺术审美的功能之外，还肩负着对美国民众进行历史，特别是重塑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对广大国民进行潜移默化的爱国主义教育等功能；除此之外，还担负着向世界各地到访者进行美国文化及价值观输出、用文物塑造世界历史、设置文化价值壁垒等重要作用，同时为其他国家向美国进行文化产品输出与世界范围政治话语传播制造障碍。这需要引起我们警惕。对此分析与研究：一是有助于发现和解决中国文化“走出去”存在问题的症结与对策；二是中国博物馆在诸多方面也可以借鉴美国博物馆业的做法，更有力地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王雨濛在《为国家典籍博物馆鼓与呼》一文中，指出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设立意义在于成为联结图书馆与博物馆的纽带、增进公众对于典籍和典籍文化的了解、为公众提供公共空间和文化休闲中心。文章还从加强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展览的互动性和趣味性，拓展参展内容的领域，增加更通俗化的部分，在合理展览的基础上保证古籍的保存状态，融合更多互动形式的活动，提升读者的参与感等方面提出了国家典籍博物馆未来发展的建议。

3. 关于出版博物馆的收藏策略和内容需求

中国出版博物馆筹建办公室尚莹莹女士在《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问题初探》一文中，结合我国近现代出版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几近空白的情况，重点介绍了筹建办公室对相关集中收藏单位的前期调查和研究情况。指出通过启动“出版文化遗产征集计划”，筹建办公室对人民出版社、国家版本图书馆、中国印刷博物馆、中国唱片总公司等不同机构进行走访，发现了近现代史著名人物手稿、老宣传画、连环画、老唱片、录音母带等类型丰富的综合文物资源。目前筹建办公室立项研究的重点课题是“出版文物的鉴定定级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保护策略：选择分级分层的保护框架，覆盖典型时期、典型展品；选择专业保护主体，即以中国出版博物馆为主的保护体系；设计灵活多样的保护方式，兼顾版本价值和版权价值。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赵泓在《地方博物馆的古籍保护及其利用》一文中以东莞博物馆为例，分析了古籍保护与利用收藏的相关策略。论文指出，收藏是保护古籍图书应注意的首要问题。博物馆馆藏古籍以捐赠为主，其次是移交和征集、购买。内容多以地方文献为主，如东莞博物馆馆藏古籍主要以工具书、县志类居多，其次为诗文集，如《东莞诗录》。也有的博物馆以书画为主。博物馆在古籍图书文物保存上有特殊之处，条件好的博物馆通常会制作函套加以保护，并采用RP保护系统。在文献利用方面，因为古籍文物一般占比不高，鲜有展品，偶尔会以专题形式展出。博物馆的古籍图书在“藏与用”问题上面临比图书馆更大的矛盾。

韩国顺天乡大学中文学科朴现圭教授则通过《传统时期在中国出版的韩国人编著书籍总览》，结合自身三十多年踏访中国地区（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等地），考察与韩中交流相关的古文献及遗迹的经验，梳理了从中国古代到清朝灭亡（1912年）之间，在中国出版的韩国人编著书籍的情况，分析了出版动机、同文意识及其优秀性、其中出现的考证学热潮、对实用性的重视、佛教的传播交流对韩国人在中国编著书籍的影响等内容。并计划后续编纂《韩国文献西渐丛书》，为韩中两国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并建议中国出版博物馆收藏相关历史文献。

4. 关于出版博物馆的实现路径

四川民族学院藏文系教授噶玛降村以《试论藏文古籍文献的保护与利用》为主题，指出藏文古籍文献是我国古籍文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与其他古籍文献有一致性，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三十多年来，五省区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收集整理工作进展显著，出版了数百种关于藏文古籍文献收集整理的书籍。虽然藏文古籍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由于诸多原因，当前藏文古籍保护存在不少问题，如古籍底数不清，古籍老化、破损严重；古籍修复手段落后，保护和修复人才缺乏，面临失传的危险；大量珍贵古籍流失海外，等等。因此，论文建议应该从政府支持、增强少数民族自我保护意识、运用科学手段三方面入手，保护和利用好藏文古籍文献。

台湾南华大学助理教授黄昱凯在《日本博物馆个案分析——城郭的保存与活用》一文中，首先以日本城郭为研究对象，说明以城郭形态呈现的博物馆的不同活用形态（继续型、复活型、转用型）；其次，针对博物馆建筑物的保存课题进行探讨。论文指出，博物馆一直是提供展示人类过去生活历史的重要场所，而博物馆的类型也随着时代的演变而越来越多元。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注重兼顾“保存+活用”，并注意结合新技术的应用，如数字化、联盟协作、体验行销等，发挥博物馆在推动国民收入增加、提升民众博物馆意识、健全相关政策法规等方面的作用。

中国海关博物馆研究馆员邢宇晨通过《以中国雕版印刷术为例论传承人技艺展示在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作用》一文，从中国雕版印刷技艺是否可以真正地被保护与传承，以及博物馆在其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出发，通过对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手段的对比，得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博物馆中的技艺展示与互动是相对性价比最高、更切实有效的可持续保护传承措施的结论。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研究馆员杨琳从《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建设及其实现——探讨数字博物馆建设》入手，介绍了可供出版博物馆借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建设经验。该文库的目的是系统、全面、完整地保存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重要科技和文化资料，是中国科学院学部的一项旨在“汇聚学部史料，沉淀院士文化，传承科学精神，服务社会发展”的科学文化建设基础性工作。遵循“数字化→数据化→特色化”的资源组织和展示理念，院士文库按照展示资源与存档资源相结合的方式，对院士综合资源体系进行知识组织与管理。在资源采集层面，院士文库注重突出“史料性”，重点采集与院士科研历程及学科发展历史节点事件对应的手稿、图片、实物、档案等原始素材；在资源加工层面，院士文库在树状结构分类和规范著录加工的基础上，同时通过“标签词”以及资源析出加工等方式，辅以考证解读，真正实现由“数字化”到“数据化”的特色数字资源建设模式创新；在资源展示层面，院士文库立足“以人述史”的展示理念，以院士个人展示空间为建设单位，通过“学术成就、学术风范、社会活动、时光剪影”的网络展示体系设计，构建独具特色的院士特色数据库及网络展示平台，为构建特色科学博物馆奠定基础。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姚怡云通过《论新媒体时代下出版博物馆如何开展国民教育》一文，指出出版博物馆在注重馆藏与陈列的基础上，要关注博物馆观众向博物馆用户的转型，实现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从打造中国出版文化教育基地、构建出版博物馆网络平台、线上线下互动吸引用户参与推动多方合作共建，出版博物馆只要提高用户意识、加强互动合作，就能在新媒体时代更好地发挥教育功能，成为推动国民教育的重要一环。

三、结语

中国出版博物馆的筹建是顺应时代发展需求、重构社会文化价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举措。与会代表的集思广益为出版博物馆的科学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正如学术研讨会主要发起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肖东发教授所指出的，“目前，江西、福建、浙江许多省市都要建立健全出版印刷博物馆。十多年前，浙江华宝斋在富阳县富春江边就建设了一个用古法造纸印刷的文化村，近期按照原样复制再造善本，推出100种经典名著，在开展藏书文化研究，推动全民阅读等方面做了大量功德无量的好事。福建省正在拍摄4集连续电视片《建本留香》。我希望这次大会能对我国出版博物馆建设、传统文化传承、推动全民阅读等方面都产生一些积极影响”。

与会代表的多元视角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出版博物馆的创建是保留东方文明印记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平台。通过史料展示，以中国出版印刷历史的梳理为重点，兼顾世界各国、各民族出版历史的多样性，总结出中国出版文明的优良传统和发展规律；同时在继承中求发展，兼顾古今，为中国出版的未来发展提供前沿探索。今后还应结合这一议题开展系列深入研究，推动其不断发展、不断完善：

1. 出版博物馆馆藏资源保障研究，包括馆藏资源构成研究、馆藏获取机制研究、资源共建联盟机制研究、馆藏长期保存机制研究等。

2. 出版博物馆馆藏评价研究，包括馆藏文物分级鉴定标准、馆藏评价方法、馆藏评价机制研究等。

3. 出版博物馆馆藏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研究，包括博物馆资源的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域名权等的界定，相关资源知识产权让渡研究，出版博物馆及其衍生产品的商标注册及保护，博物馆的专利问题等。

4. 出版博物馆受众研究，包括受众构成研究、社会公众参与度及其引导机制研究等。

5. 数字出版博物馆建设研究，包括资源元数据研究、数字化加工流程研究、数字加工规范研究、新媒体技术应用研究等。

6. 出版博物馆评价研究，包括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评价机制研究、认证制度研究等。

注释：

［1］呼之欲出的中国出版博物馆［EB/OL］ .（ 2008-04-　25）［2015-12-03］.http：//news.sohu.com/20080425/ n256505146.shtml.

［2］彭俊玲，沈世婧.谈我国出版文化遗产保护与出版博物馆建设.出版发行研究，2014（8）：21-23.

参考文献：

［1］肖希明，郑燃.国外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数字资源整合研究进展.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3）：2639.

［2］周磊，郑燃.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合作模式研究.图书情报知识，2012（5）：4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