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秉祥老师把最后一句改成“好景人文总入诗”。两位老师各自用行书、隶书一遍遍写着。旁边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记录着,歌唱队的女士找到叶老师说:“您再写一段吧,我给您谱个曲子,然后唱遍咱们团结湖。”
要说团结湖公园里,陆陆续续得有几十号人写“地书”,从几岁到几十岁。老少师生们拿着大笔,在一块块方砖地上纵横交错地边写边退着步子。他们将中国书法从案子上搬到地面,在宽大的天地书房里,以取之不尽的湖水为墨,以用之不竭的平地为纸。
在字的空当里我走了一圈圈、一天天。他们大声地讨论字的落笔和艺术性,致使他们全神贯注而旁若无人,享受着字的美妙和赢得喝彩之后百答不厌的痛快!
发光的水字缓慢蒸腾成了水汽,萦绕着以文会友的新朋老友之间,草楷隶篆齐上阵,谁也不服谁。我记起了孟子的一句话“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认识王童性老师的那天,他被人围着,正在制作大毛笔,我新奇地看到,海绵块在他的手掌里慢慢被剪成毛笔头的形状,一根P V C管从粗的那头插进去,一会儿,笔做好了,一位青年连声说着谢谢。
他把笔蘸满了水,写下了“厚德载物”。横不打弯,竖不颤抖,弯钩的时候十分洒脱。
70岁的王童性以颜体楷书出众,是朝阳区书画研究分会的理事,地道的老北京。
“我2003年就开始每周为两个社区义务讲书法课,其余的时间就来这儿写上半天儿。”王老师说。左右的人向我介绍着:“王老师就住在公园对面挨着京广大厦的那片平房里,人家当年还是厂长呢!”“老师不但免费教书法,还帮大家修个微波炉啊马桶的,还通个上下水。”我抱拳拱手叫了一声老师。
一个小女孩拉着妈妈喊着:“王爷爷给我们判作业吧。”一沓子米字格纸摆在了王老师面前。王老师向我推荐:“那位是我的老师刘澜波,我们在这儿认识十几年了。
“地书”元老刘澜波——五六米远的那位老人个子不高,手里的笔却是最大的。十几个人围了他两层,有拿着笔的,有拉着小菜车的,有的给老人照相,我踮着脚算是看到了字。
老人底气十足地说道:“我今年95啦,在这里写了15年地书,以前我每天从红庙骑车来,被人家撞过一次,孩子不让骑了!”抬手一指南墙边的轮椅,“一到9点儿子就把我推走喽。”墙边60多岁的儿子冲着我们微微一笑。
“这儿百分之九十都是我的学生。你们问问去,中山公园、景山公园、北海公园,北京城里哪儿没有我的学生!”“地书与案书不同,但写的都是中国书法,既然是传统的,就要有规矩,先得学做人还得心静。”他每说出一段话都要拿笔在地面悬空晃几下,然后接着说。
他不紧不慢地走到小水桶那儿,稳稳当当像蘸墨汁一样在桶边沿舔着笔,我直直地盯着那小油漆桶里的水被粗大的海绵笔头迅速吸走,老爷子哈哈一笑:“掂掂,连笔带水有2斤多重。”“您拿它累么?”我不由问道。“这就是锻炼,笔是我发明的,拿着它写字,动的是全身的劲儿。”他把我带进了圈儿里,一手叉腰一手慢条斯理地写着字,到了细微处的每一笔都能写出筷子粗细的笔画,像是打太极,令大家啧啧称赞。
回家前,老爷子告诉我:“我是辅仁大学毕业的!和王光美一个学校。”
要说团结湖写地书的老爷子,还有一位特别有名的“龙老爷子”。
伦敦奥运会期间,媒体记者纷纷找到张老爷子,京城上下传开团结湖飞出了一条中国龙。那阵子 连“龙老爷子”的影儿都找不着。记得之后有一天他喊住我说:“我告诉你啊,老有人给我成箱成箱地送纸送墨,这下我可以多多给大家写字了!”
这快乐的老爷子每在地上写一首诗,就用山西普通话讲一遍字的结构和诗的背景。并说:“会写字呀,可有好处啦,解放那年我18岁,一进京就去了人民银行工作。‘文革’时我是县委书记,在台上被批斗、关‘黑屋’。天天学习写字,没纸了就在土地上写、沙地上写,越写越爱书法、越爱古诗文,越写心里越宽敞。”
他把用小楷抄好的乾隆御题《燕京八景》分发给书法爱好者,连手抄自制的两本《草书诀》也被人求走了。旁边的人对他说:“这傻老头儿,人家拿你这张纸在别处卖20多块钱呢!”老爷子一乐:“卖就卖吧,他们需要呗。”
这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一番话振奋了我。我拿起笔,歪歪扭扭地写下第一行大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海绵和地面摩擦着,我的每一笔都不听使唤,横歪竖斜,手也不知道是握笔好还是攥笔好,几个字下来手腕肩膀都酸了。
除了熟人夸奖,大多数人看看字摇摇头走了。“就您这样写,3年也是它。”刺激我神经的话,给我力量,我准备了字贴、米字格宣纸,从案书到地书,双管齐下。
要说写地书的外地人里面,有位湖北退休过来的吴乐荣,她一边期盼着留学的儿子回国团聚,一边走进了写地书的行列。也有外国人迷上地书的,她是年过半百的美国纽约人类学家司徒安女士,在北京大学研究中国老年人生活的课题。听王童性老师讲书法课时迷上地书:“太神奇了!”为深入了解,她在附近租房5年,每天8点到公园东门写字并同步拍摄写地书的全过程,她的纪录片《水书》展示了中国人神奇的书法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纪录片在2009年“第九届北京独立影像展”中获奖。10年来,地书的情缘让她几乎年年来团结湖,看望老师和她的地书同学。
司徒安女士曾这样写道:“他们相聚一起又都形单影只。在书写的水渍蒸发、消散之前,他们想让字迹显影得缓慢一些,保持得长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