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人物

去接养母李征琴出狱时，生母张传霞抱住李征琴，并跪了下来

施小宝只愿意把自己居住的屋子当做暂居之地，即使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将近一年。他不在这里洗澡——至少一个月没有洗了，脖子后面积了污垢，红领巾都能泡出一盆黑黑的水；也不在这里方便，即使是冬天，夜里，他也要跑到小区附近会所内的洗手间大便。

这是一套将近100平方米的房子，两室一厅。除了必要的床和炊具，其他几样家具掰手指都可以数得过来：一张花10元钱从收购废品的人手里买来的玻璃茶几、一张同学的奶奶送的桌子、一台坏掉的电视机和一台为了省电从不开启的电冰箱。唯一鲜亮的、为了美而非实用存在的物件是一束插在瓶中的鲜橘色百合花，那是房东留下的绢布花朵。

这里住着施小宝和他的生母张传霞。2006年，小宝出生在安徽农村；2012年，张传霞把他送给生活在南京的表姐李征琴；2015年 3月31日晚上，“妈妈”——养母李征琴，因为小宝考试抄袭、撒谎，用一把竹制的抓痒耙子和一根塑料跳绳抽打了他，他的背上、腿上都是条条道道的红色印子。背部红印的照片被发上网后，这起“南京虐童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4天后，李征琴及丈夫的监护权被剥夺，临时监护权交回张传霞。毫无缓冲地，他开始与别离3年、早已疏远的亲生母亲一起生活。只不过，小宝现在不叫她妈妈，叫“表姨”。

张传霞同样把这里当做临时住所。在这套南京民政部门为母子俩租下的房子里，她仍像在安徽农村老家那样，把垃圾随手丢在地板上，再在一天的某个时刻集中清扫。母子俩睡一张1.2米宽的单人床。如果小宝的生父来了，床边就搁一把椅子，用于父亲伸展双腿。如果12岁的女儿也一同来了，张传霞就得坐着睡——即便如此，她仍没有考虑将两室一厅的另一个卧室投入使用，她甚至没有打开过那道门。在每一个孩子上学的冗长白天，她百无聊赖，有时睡觉，有时扫地，更多的时候只是坐着发呆。她没有智能手机，房子里一点打发时间的东西都没有，丈夫从老家送米面菜油过来时，曾经捡来几根铁丝试图修好电视，但没有成功。

她将这样的日子称作“熬时间”，并不想为之大动干戈——比如修好无法抽水的马桶，这样施小宝就不必因为嫌它脏而跑到外面方便。她买来透明的一次性塑料杯喝水，如果杯子用完了，那就用吃饭的碗喝水。她更不出去交朋友、和小区里的家长聊天，“谁知道在这里住多久呢？没意思！”

总而言之，这是一套完全可以施展一个农妇巧手的空空如也的房子。李征琴打孩子事发之后，虽然监护权发生了转移，但施小宝的户籍仍在南京，可以在他原来就读的小学继续念书。张传霞无力承担在南京抚养孩子的费用，南京民政部门每月花1500元为母子俩租下这套房子，再每月发放2000元作为生活费。

这笔钱并非永久的救助，房租只交到今年5月，生活费从2月份起已经停止发放。如张传霞此时拥有的头衔——临时监护人，她相信自己正在一个临时状态中。而结局无非三种可能：表姐和小宝的收养关系彻底撤销，她带着孩子回安徽农村生活；表姐的监护人职责恢复，小宝回到养父母家；保留小宝的南京户籍，张传霞在南京陪读，靠补助或打工解决经济来源。

今年3月13日，李征琴服刑半年后出狱了。结局更近了。

过继

施小宝现在9岁半，念三年级。放学时，“表姨”总是等在校门口，她穿着红毛衣，又套一件同色的棉袄，头发胡乱梳着，施小宝嫌弃她“土”，老大不情愿瞧见她。他更愿意和托管班的同学们走在一起。托管班就是放学之后小区里教做家庭作业的补课班，张传霞没能力辅导他的作业，只能送他去补课。

出事之后，他变得自卑，走路时总是垂着头，成绩从班上的前10名掉到了倒数10名。他没有电脑可以用来听老师布置的英语听力，每天早上要有一个同学做PPT小演讲，轮到他那天，他只能请老师代做。

施小宝是意外出世的孩子。生他之前，张传霞已经有了一儿一女，还去上了节育环，但不知道怎么的，还是怀上了。她没去堕胎，只是小宝的到来确实加重了这个家庭的负担。她和丈夫桂德聪拥有6亩农田，种着龙柏、桂花、红叶石楠等几种普通的景观植物，贩卖树苗要看行情，正常的年景，一年能赚上1万多块钱，坏的时候，就不值一提了。

“穷哎”，她叹气，说夏天的时候，自己和丈夫总是打理苗木到很晚，直到太阳完全地下沉，直到黑暗不得不把人从地里逼回家。三个孩子就在家等着，无人照料。做饭是柴火灶，“还一把一把火要烧，给它烧透”。她说自己家是村里吃饭吃得最晚的，经常一家五口吃着饭，邻居已经熄灯睡觉了。

在一次亲戚间的酒席上，她再次见到了表姐李征琴。因为只相差一岁多，李征琴和张传霞少女时代曾经十分亲密。但后来，地域、知识和阶层隔开了她们——张传霞念完五年级即辍学，在家里帮忙干活，直到六个哥哥都找到媳妇之后才出嫁。李征琴则来到南京念大学，留在这里工作、结婚，出事时，她是一家媒体驻江苏记者站的副站长，丈夫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律师。

李征琴皮肤白皙，纹着细细的眉毛，看起来比实际年龄51岁年轻，在半年的牢狱生活里，她的视力因为时常哭泣而变得模糊，如今坐在家中沙发上，她向《人物》记者回忆，表妹跟自己诉苦，说家里多了这个孩子，日子不好过。说娃还在肚子里时，丈夫就不顺心，和她打架，踢她的肚子。说想把孩子送给城里的人家，让他过好一点的生活。

如今表妹张传霞告诉《人物》，她不像许多农村人那样重男轻女，“女儿我就一个，我哪能把女儿送给别人”。而多养育一个儿子，在农村实在压力太大。帮儿子娶媳妇，在当地则至少要有一栋房子。她盖不起两栋房子了。

李征琴说，从酒席回来，她就记挂着这个小孩，“就一直觉得这个小孩子好可怜，没有人要”。她找到自己在上海做地产生意的一个朋友，朋友膝下无子，她想，表妹把儿子给他，也让这个朋友给表妹一笔钱改善改善生活。

但表妹听到上海就不乐意了，她觉得上海太过遥远，没法及时知道孩子的近况。等李征琴又谈到钱，张传霞更不愿意了，她觉得那简直就是在卖孩子，更得和孩子一刀两断了。她问李征琴：“那么远怎么搞啊？……万一把小孩杀掉了，肾换掉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那一次谈话中，李征琴记得表妹这样对自己说，“表姐，你看你家条件不挺好的吗？我听说你工作什么都挺好的。表姐给你吧，你带吧。”

李征琴和丈夫施学斌都是离异后再婚，在前一段婚姻中他们各自有一个女儿，施学斌的女儿跟前妻一起生活，李征琴的女儿那时开始上大学了。在李征琴的概念里，“女儿长大是要出嫁的，我要跟他（儿子）生活在一起啊，我还指望他呢。”

李征琴带了一箱牛奶去安徽接施小宝，她对他说：“宝宝，你是我生的。妈妈工作忙，没时间带你，就把你送到表姨家带。现在你到上学年龄了，跟妈妈回家上学好不好啊？”她记得施小宝说：“好啊。”他没有哭闹，拿着牛奶上了车。到南京的第二天是他的6岁生日，他吃了人生中第一块生日蛋糕。

两个妈妈

李征琴家里的家具多是红木的，电视机前摆着四五盆小假山。出狱后，她在家里做了一次大扫除，但《人物》记者到来时，她仍然为家里不够整洁而感到抱歉。

报社一个下属在事发之后撰文回忆，李征琴既严苛又热心，每天到办公室上班，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摸一摸办公桌上、绿植上有没有灰尘，看看地上有没有头发丝；她有午睡的习惯，为了让大家中午都得到休息，她主动为每个同事买了一把竹躺椅。

李征琴很愿意讲述自己陪伴小宝长大的细节。刚刚来到城市的施小宝没受过教育，他不认识钟表，没有时间的概念。因为经常上村里小卖部买零食吃，他知道一元钱加上一元钱等于两元钱，却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

施学斌形容妻子是个“要强”的人，她在教育孩子的事情上下了决心，在家里定下“有求必应”的规矩——“不管我们三个人在任何时候在这儿干事情，只要他来求教，我们必须停下手中的东西。我们知道他缺乏知识，都去教他，耐心地跟他讲解，给他灌输知识。”外出旅行时，李征琴会教小宝数车窗外经过的汽车，来培养他的耐心。老师要求写一篇关于昆虫的作文，她就带着孩子去小区的花坛里找七星瓢虫，装在玻璃瓶里，陪他一起用放大镜观察。学校食堂怕小孩被鱼刺卡住喉咙，午餐不做鱼，所以家里每晚餐桌上都会有鱼，最肥美的鱼肚子是小宝的。她每晚都陪他一起睡觉。

小宝长壮实了。养父母还发现，小宝学东西慢，但背过的乘法表、古诗，背熟了就再也不会忘掉。李征琴打趣这正像做律师的养父，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张传霞经常打电话过来，在电话那头问：“宝宝，你在那块听话的？”

小宝回答：“听话的。”“可好好念书的？”小宝回答：“念书的。”他们常通电话，逢过节表姐就带孩子回安徽。安徽有了新出的时令蔬果，张传霞就坐一个多小时车送到南京来。张传霞感到放心，孩子懂礼貌了，长胖了，“脸像盆一样大”。她甚至觉得表姐更像孩子的亲生母亲，“你想不到这种母子默契，表姐的一个眼神，宝宝都知道表姐是要说什么、要干什么”。

李征琴觉得，正是一家人的认可与宠爱，让施小宝变得过度顽皮，他开始在有关学习的事情上撒谎。在自己的电脑上，李征琴向《人物》记者展示了一段QQ聊天记录，在事发前的三个月，英语老师告诉她，施小宝从来不做英语作业，李征琴大为震惊，因为那时候一个学期快要结束了，每天施小宝都告诉她没有英语作业。接着是2015年3月31日那天，他告诉妈妈自己考试考了第一名，事后却证明是抄袭的。

屡教不改令李征琴“气得不得了”，“一下情绪就上来了”，她抓起桌上的抓痒耙就打施小宝的腿，这是在那一瞬间她的本能反应，“打一顿，让你尝那个痛，然后你可能就会记得，会去改它”。事后，她无法回忆起自己“打了多少下，打多长时间”。

时至今日复盘这一次事件，她觉得有许多原因：有对人品的洁癖，她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对德行要求很高”，他也是“棍棒教育”把孩子们养大；还有一种对于孩子未来的忧虑，她觉得，等到施小宝长大，夫妻俩都老了，“当他到就业年龄的时候，我们已经帮不了他了，甚至生老病死都可能……”

张传霞说自己从没有怨恨过表姐，她一次又一次地重申，“表姐没错”，“我也打孩子”，“打孩子是为了孩子好”。当施小宝被突然交回她手上时，她显得茫然无措，在那个李征琴被刑事拘留的夜晚，公安局的民警把施小宝硬塞到张传霞的手里，告诉他：“这才是你的亲妈妈。”小宝不相信，在她怀中嚎啕大哭，要找“妈妈”。这是他第二次更换母亲。

亲母子的感情显得冷漠而疏离，施小宝的同学们都知道了这件事，有的时候会有同学笑话他，但他从来不跟张传霞说，张传霞从他书包里翻出一张报纸，上面就是“南京虐童案”的报道，是班里同学带来的，“他一个字也不说”。

小宝最近感冒了，咳嗽，但不愿意吃药，张传霞拿他毫无办法。她只好打电话给李征琴求助，接到“妈妈”的电话，施小宝就会活跃起来，他咕噜咕噜地讲学校发生的事情，李征琴在电话那头轻声讲：“宝宝，你要吃药啊！……如果不吃药的话，小病会慢慢变成一只大老虎。大老虎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把你吃掉。”施小宝这才乖乖地喝掉冲剂。

在《人物》记者拜访的几天里，大部分时候，小宝热情又活泼，他愿意和记者讨论家庭作业，告诉记者小区哪里可以踢球，哪里可以荡秋千，但是如果提到“妈妈”打他的事情，他就会把头埋在书包里，“忘了”，“都过去那么久了，鬼都不记得了”。他说他“不怪妈妈”，得知“妈妈”要去坐牢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伤伤心心”。在他心中，“妈妈”是一个“严厉”又“温柔”的人。

当这一天老师要求写一篇描写一个人的作文时，他第一个想到的题目就是《我的妈妈》，但他不知道如何下笔，他能举的例子都发生在一年以前，他要求记者帮帮他，“别说以前什么事，上面别写以前，就把以前当作现在一样写”。

直到现在小宝仍然唤张传霞“表姨”，有时候他一不小心喊了“妈妈”，就会赶快改口。“不想跟她（过） ”，他指指眼前的张传霞。

有一次，小区里举办猜谜语比赛，张传霞和小宝去看热闹，回来之后施小宝记住了一个谜语。

“拔牙，打一个成语。”他拿来考《人物》记者。“我猜不出来。”“是骨肉分离。”　

3月21日晚上一切如常，张传霞在客厅里坐着，施小宝一个人在小区的游乐场玩。直到李征琴打电话来，说要换季了，送些孩子的衣服过来。不久后，李征琴的丈夫和女儿开车过来了，带着两大箱衣服和一大袋鞋子。

在一种惶恐不安的临时状态下，张传霞变得极度敏感，每一个细节都被放大出许多意味——她讷讷地接下衣服，觉得表姐夫想说点什么，但外甥女一直招呼他上车，“不让他说”。她开始检查那些堆起来足有半人高的衣物。帽子？天这么热了哪儿还需要戴帽子。鞋？都是33码的，宝宝的脚已经有35码大了还拿过来干什么。衣服？大部分都小了。过年前孩子说要两件换洗的棉袄，表姐夫推托说找不到，一件也没拿过来，现在却送了两箱子来。

张传霞感到惊惧，忧虑，坐在小板凳上对着《人物》记者抽泣起来：“宝宝这三年来顶多有这么多衣服，鞋子不能穿的都提来了，你看，对吧，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提来了。”

她将这理解成了提前到来的结局——表姐家通过把孩子所有的衣物送来，传递一个信号，自己放弃争取孩子了。

刚出狱时，李征琴在回程途中的一间宾馆停留，要在那里洗掉监狱里的晦气。去监狱接她的除了丈夫，还有表妹和小宝。在李征琴颤颤巍巍走出监狱大门的一瞬间，张传霞带着施小宝冲上前抱住表姐，并跪了下去，她为表姐因为“教育”孩子而获刑半年并丢掉体面的工作感到“愧疚”。三个人哭成一团。

在宾馆里，关于孩子的未来，一家人坐下来进行了一次深谈。李征琴第一次对小宝承认了自己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从案发到李征琴入狱的半年时间里，每次小宝问起，她都故作随意：“没事没事，他们跟你开玩笑的。”

这一次，她告诉小宝：“你呢，确实不是我生的，你是那个妈妈生的，你是表姨生的……妈妈已经不是记者了，都是个罪犯了，我们家也变了……你也跟那个妈生活了年把年了，又重建了感情，我说你现在怎么想的……究竟想回到农村那个家还是在妈妈这个家，或者是怎么样个安排，我讲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很想知道你真实的想法。”

小宝不说话，低着头站在她旁边，两个手抠来抠去。“你要没想好，你再考虑一会儿，没关系的，不急着。”

“妈妈，我早就想好了。”“你要是不好表达呢，你拿手指，指哪个，就跟着谁生活。”

小宝不动，李征琴决定试探一下他，她掰住他的手指，指向张传霞，小宝把手指缩回去了。她又掰了一次，这次用劲更大，小宝则更用劲地把手缩住。在场的人心里都有数了，小宝还是想跟李征琴过。接下来就看政府的意思，是撤销收养关系，还是恢复李征琴的监护权。

但送衣服来的这天晚上，张传霞觉得自己被彻底伤了心：“我家小孩曾经讲过的，做过的事、答应的事不能改变。这曾经是她讲出的话，她家没有做到，这是她先违规了，对不对？她的承诺违规了。”

“宝宝，从今以后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听妈妈的话，我们人穷不要舍志，富贵也不要癫狂，对不对？人生道路长着呢。你还小，你才头10岁，我们就是在老家人都不活了？都不还生活得好好吗？人的生活不同，人的命运也不同，我们就是这种命，就认命，就是这种命。”

施小宝在一旁沉默地听着张传霞的哭诉，他拿来一盒牙签，用剪刀剪成细细的小段。最开始，他用这些小段拼成数字，摆出几个数学等式。后来，他觉得无聊了，把这些小段重新打乱，摆出一个“施”字。

“你还摆这做什么呢？这已经不是你的姓了！人家已经不要你了！”张传霞说。

张传霞谈起这些事的时候从来不避讳孩子。他总是待在旁边，画画，做手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每一个大人——生母、养母、养父都说：“小孩其实什么都懂。”

“能不懂吗？Happy都懂。”李征琴说。Happy是她家养的泰迪犬，比施小宝晚一些来到李征琴家，当李征琴开始坐牢的那些天，Happy也拒绝进食，而当李征琴坐完牢回到家中，Happy就总是缠着她，趴在她的腿上，害怕主人再次消失。

送衣服那天晚上，张传霞带着小宝送记者走出小区。出人意料地，小宝要求自己一向疏远的“表姨”背背他，“这么大了还要背啊”，张传霞一边说一边弯下腰，施小宝乖乖趴在了亲生母亲的背上。几天之后，《人物》记者问她，那个举动是不是意味着小宝已经感到张传霞成了自己唯一的依靠？但张传霞不这么看，她觉得这是儿子希望安慰自己，“他看我哭了”。

回不去的家

第二天，疑虑被消除了。李征琴否认自己是在传递什么信号，她笑着告诉《人物》记者，那些并不是衣物的全部，家里还有呢——农村和城市对于孩子拥有衣服的数量有完全不同的概念。她只是想让小宝多试些衣服，能穿的赶紧穿，穿不了的丢掉。

她仍旧想把孩子带回来，但这需要政府的许可。她不敢去催问，怕一催，撤销收养手续的过程还会办得更快。

每个人都想让施小宝回到养母家生活。张传霞的理由是，“我也不希望他到那个偏僻的山村去给我们耙犁耙，牵老牛，跟在老牛尾巴后面转”；李征琴的理由是，“这个孩子要不是交给我来教养、管理他，马上就废了”；施小宝的理由是，“我想妈妈”。

在第一次刑事拘留从看守所出来之后，李征琴和小宝坐在一起，两人哭了一场。施小宝说：“妈妈，都怪我。”李征琴说：“妈妈也有错，以后妈妈还是要改进这个，不应该打你，要改变。不能因为气了，因为急了，就打你，那也不应该的。”

但打从内心里，李征琴说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我讲从我心里来讲有什么后悔的？我只是想让他更好一点，更什么一点，可能方法不对了，我有多大的悔呢？我能悔到什么程度？不就打他一下，能悔到什么程度啊？”李征琴说自己没打过女儿，可是那是因为，“一个遗传因素，二个自幼什么都搞好了。”

当《人物》记者问起，是否想过小宝的谎言有可能是为因为害怕她，或者在意她而想要取悦她？李征琴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她感到问题的根源还在自己给了小孩子太大学习压力，而小宝又不爱思考，“宝宝的本性啊是个好孩子，很善良、孝顺，他最大的毛病什么，没有耐力，非常非常缺乏耐力。”她的心里已有答案。在出狱后一家人谈话讨论未来的那天，她并没有试图探询问题的原因，没有问起小宝为什么要在学习的事情上撒谎。

她觉得，自己才是受到伤害而又不得不重新接纳一切的人，“还是回到我身边，才能让他创伤慢慢抚平，就是我一直还像以前对他好，还是这样子，妈妈还是妈妈……你在别的任何地方寻找，都找不到妈妈还原谅你，还是像原来那样对他好……他只有回到我身边，才能没有愧疚感，他如果离开我了，这一辈子都愧疚。”

可如果一切真的不如他们所望，“也好，他可以过他自由的、放松的生活，但是呢不知道他长大什么感受，会不会像他妈、他爸这样子，整天觉得不如人。”

3月25日是周五，张传霞要回安徽老家办事，她决定周末把施小宝送回养母家寄养两天。这是出事后一年来，施小宝第一次“回家”过夜。

这天晚上，当他真的回到这个家时，他变得沉默，乖顺，甚至有些局促。刚进屋时，“妈妈”李征琴喊他先去把手洗干净，他去了洗手台，洗了手，又回来，孤零零地站在客厅和饭厅之间的地板上，一动不动。

“宝宝，去把手擦擦干。”“妈妈”说。他就又去擦了一次手。实际上，洗好手的时候，他已经用洗手台边的小毛巾抹干了手。但不知道出于怎样的心理，他决定不要做出辩解，说出这个小小的事实。（文中施小宝为化名。实习生王雪欢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