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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眼光审时度势

有过一小段时间，邹操享受并沉浸在那种感觉里。那是一种被认可的感觉—大约是2009年左右，他的展览邀约不断，看得懂的人夸奖他，看不懂的也夸奖他，一些大人物也竖起了大拇指，积极正面的评价不断涌到眼前，人于是有些陶陶然。

41岁的艺术家邹操从2002年开始了“指纹”系列的创作。他将自己的中指指纹发展成一个内涵丰富的意象，以此指代身份、自我以及一种态度—谁都知道竖中指是什么意思。他用指纹在中国经典书画作品上“画押”，或者用指纹模仿北宋米芾父子独创的“米点皴”的方法，用饱含水墨的横点绘出云雾变幻、烟树迷蒙的山水。他还制造了一系列的波普作品，把指纹印在奥黛丽·赫本、玛丽莲·梦露等“绝代佳人”的美丽脸蛋上。

德国明斯多克美术馆馆长见到他的作品之后，立刻兴奋地说：“这是第二个安迪·沃霍尔！”另一次，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中国做短暂停留时，专门要求到访邹操的工作室，他对随行媒体说:“邹操先生未来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艺术家!”

“终于拿到西方让别人认可了，证明我之前的工作没有白做”，邹操样貌清瘦，喜欢穿中式立领衬衣，在接受采访这天系了一条黑色的棉围巾，当不带任何表情地向《人物》记者讲述了自己受到的礼遇之后，邹操话锋一转，“但是到了一个时候，我就慢慢意识到一个问题，西方人对我的认可来自于什么？某种程度是来源于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能按照西方的逻辑去制作作品，作品做得还不错，还能获得认可。那么如果我是一个西方人，我是一个欧洲人，或者我长期生活在欧美，我做的这东西，他们还会给我这么高的认可？”

本科和硕士期间，邹操学习的是绘画，但在博士时期，他选择了西方哲学作为专业，这使得他对于西方思想的脉络非常熟悉，他创作出的作品，也能很快地与西方人发生共鸣。但他感觉自己受到的追捧并不完全来自作品本身，“某种程度就相当于一个，好比说一个法国人画中国画，画得还可以，我们肯定会重视他，因为证明中国画能走出去，这里有某种文化猎奇在这里头。”

独立而不盲从的“少数派”

比之诋毁质疑，夸赞与追捧或许更加考验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少数派”，他们必定是寻找自我、独立而不偏执、坚定又不狭隘的人。邹操的语气冷静而平淡，他告诉《人物》记者，自己总是能从那种令人头脑发热的追捧中很快地抽离，“瞬间就膨胀了，然后就瞬间冷却……瞬间就能蹦出来，就想下一个事该做什么，这事过去了，就放下了。”

他认为这是自己在哲学中学习到的“反思”发挥出了作用，“你可以把自己的成功作为一个对象，来反向思考你自己，你就知道你怎么回事了”。在他看来，许多中国艺术家把进入西方当代艺术体系作为目的，运用一些中国符号的拼贴，讲述的还是西方的故事。而从前一种状态抽离之后，邹操认为当代艺术只是自己的创作手段，“当代艺术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公共语言了，全世界公共的一种语言，那你就把它当做一种语言行不行，用这种语言去讲一个西方所没有的故事”。

邹操决定逆荣光而行，成为一个独立而不盲从的“少数派”。2011年之后，他几乎拒绝了所有的展览邀约，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因为有时候展览多了，会让凡事影响你。这个展览成功了，下一个展览又会马上跟上，然后就有商业利益跟进，然后就有订货的、订画的，等等等等吧，它不可能让你心静下来。”

到他下一次出手，就是2015年了。他在今日美术馆举行的个展命名为《云山诀》，探讨中国当代艺术如何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有效转化，禅宗、道家、上善若水、天人合一等中国古典哲思进入当代艺术的表达中。邹操与ThinkPad深度合作了装置艺术作品《非有非无》。它通过ThinkPad的技术支持，将原本在清水中无法保存和看见的书写痕迹，留存并处理成二维码，书写者扫码后就能在手机上看见自己书写的“有形”图像。在这个主题为“去看你看不见的”的作品中，“空无”从一个形而上的、抽象的概念，变成可感知可互动的具体呈现。邹操认为ThinkPad的技术支持与艺术家的创作结合以及“少数派”的概念还是非常契合的，进而激发观者对于“科学与存在”这一主题的哲思。

在另一个名为《游于心》的作品中，他从庄子所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得到灵感，将自己的心电图用亚克力板制作成层叠的中国“山水”置于鱼缸中，7条鱼在“心灵山水”之中自在游动；对侧的墙壁上配合心跳的声音显示跳动的红色光点，形成运动中的心电图效果。

“人纵情于山水之间以此来体验天地万物……是人游于物达到天人合一……反过来我用心电图做一个鱼缸，让几条鱼游走在我心灵的风景之间，那就是物游于心……不是更高境界的一种天人合一吗，就等于在自身基础上往前推。”

“从私人指纹到ThinkPad小红点……通过艺术与科技的巧妙融合，将传统资源纳入到了一种新语言的重新编码与表述中，不仅衍生出引人遐思的新意义，也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例。”有文章如此评论邹操的《云山诀》个展。

但再一次，《云山诀》的余热未过，邹操说，他已经要和这组作品“适当地挥挥手了”。在感受到大数据时代的神奇之后，他决定要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大数据时代的艺术有什么新的可能，“科技不仅带来一种技术的可能，它还带来一种这个时代的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新的思维方式的可能，如果我们回避这个，那我们就等于被这个时代所淘汰”，于是一组新的作品又进入了筹备期。

他绝不停留在原地，即使原地有声名和资本供他轻松捡拾。在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记者感叹他真是一个少见的艺术家、一个异类，他很快被这个词击中了，并感受到了深深地被理解—“就是异类，我绝对是个异类”。

他很不满意当下艺术圈的现状。中国的画廊体系还不完善，在西方，艺术家负责画画，画廊负责卖画。在中国，画家既得画又得卖，于是不得不强迫自己进入名利场，“你需要跟一些批评家，跟艺术家沟通关系，（跟）画廊沟通关系”。“中国艺术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太花时间、精力去放在营销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