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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反而导致消极。它限定人的头脑，渐渐只敢对眼前的世界做出评价。这套思路的极致是干校牛棚再教育—以流放取代一个人正常的自律自省。而“你行你上”的逻辑，除了苛责评论者，还包含了大家对当事人的同情：这年头许多东西降格了，世上越来越多赞美只是在怜悯和原谅—活着已经不易。

但无论这其中隐含的自怜和犬儒有多纠结，最后，人们将各自闭嘴，世界在巴别塔周围变成万火归一的沉默，就像意大利犹太裔作家、奥斯维辛幸存者普里莫·莱维在《这是不是个人》中描述人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社会态度：“我们不仅沉默，还尊重他人的沉默”。这里的“尊重”，带着集体无意识相裹挟的味道。

自杀了近30年后，意大利犹太裔作家普里莫· 莱维如今归来。2015年，世界主流文学界推出了莱维的英文版全集，这位奥斯维辛的生还者、化学家，被视为大屠杀最珍贵的见证者之一。与之相比，犹太诗人奈莉·萨克斯早早逃去瑞典—躲过了大屠杀。她是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作品是站在和平的瑞典对犹太和以色列命运进行的虚构。这无疑是一种讽刺：对于大屠杀这个主题，诺贝尔最先奖给的是用象征手法去想象屠杀—而非真正记录的犹太人。

莱维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写道：战后最初的十几年，公众难以接受大屠杀的证词，正是因为它“太巨大了”。纳粹这种故意的暴行，目的就在杀光所有人，不留证词。这是一种示威的恶，作家曾亲耳听见党卫军对犹太囚徒们说，“无论战争最后怎样，我们对你们都已经赢了，因为你们无法生还去作证。而你们生还，世界也不会相信你们的话。”

我隐隐觉得：关于大屠杀，随着1993年《辛德勒的名单》的出现，世界对其的抒情顶峰也将随之过去，疲劳期到来，正如对切尔诺贝利印象派回忆阶段也过去了一样。但我们还缺少更精密翔实的文献。对于核灾难，现在有了阿列克谢耶维奇无尽的口述，如果口述范围无限深入，无限增加，现实的荒谬就会撑破文学那些既有的神话主题。对于大屠杀、奥斯维辛，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我们有另一位珍贵的见证人—奥斯维辛幸存作家普里莫·莱维。

不同于奈莉·萨克斯或斯皮尔伯格的虚构与抒情，莱维对奥斯维辛的描述是一种近乎科学般的冷静。化学家出身的他是一位高冷的作者，他分析营地的结构，地形，设施，他研究囚犯的号码：“30000-80000号的人你应该善待，因为他们是波兰幸存的犹太人，如今只剩几百人，号码在116000-117000的人，你交易的时候要小心，他们如今只剩40人左右，但他们能从你的眼睛里抽走羊毛……”；他写说明书一样地讲述这里的生存法则，诸如“不要走到离铁丝网两码以内的地方”，“不要和衣而睡”，“劳动时保护好自己的脚，死亡从脚开始，因为营地医疗站不会治疗任何脚患，会立刻处理你”，甚至“不要清点人数”—这样“会十分悲伤”，尤其意大利犹太人最初喜欢周末“集会”—也就是在宿舍里大家走几步凑在一起，但后来大家连走这几步的心力也没有了，一是因为一聚集就会发现人又少了不少，二是会发现幸存者更加形容枯槁；他也描述奥斯维辛内部的经济学（面包就是货币）、黑市，得出各种解构风格的结论，甚至包括“大屠杀之不可避免，盖因德国人对类型学的癖好。”

奥斯维辛另一位幸存犹太作家埃利·维瑟尔写作了以《夜》为代表的一批描述集中营生活的作品，最终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似乎是一种隐喻：诺贝尔肯定大屠杀题材的重要性，但这类作品却离正统文学的认可距离遥远。这也成了莱维的心结：终其一生，直到自杀，他仍然在担心“自己的书被人赞美是因为战争见证，而非文学成就”。

埃利·维瑟尔后来活得很好，在获得诺奖之后，他便结束了对奥斯维辛的叙事。他后来的不良记录是，因为把萨达姆比喻成纳粹，有可能“激发了小布什出兵伊拉克的决策”，成了“可能破坏了和平”的和平奖得主。但这至少说明，他已经摆脱了大屠杀的母题，成了广泛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

但莱维却始终没有走出大屠杀的阴影。1987年他在故乡都灵寓所跳楼自杀，维瑟尔得知后的感叹是：“莱维40年后死在了奥斯维辛”。一方面，莱维始终觉得自己的使命是作为幸存者，有义务更充分地完成奥斯维辛这份文献，世界也急于点名要他讲述地狱的真实情况—1945年1月，他一朝得救，前来解救的苏联军方就强烈要求生还者中的代表“汇报情况”，他最早讲述奥斯维辛的文本是他和另一位幸存的医生列奥纳多·德·贝内德第合作写的两三万字《奥斯维辛报告》，这份文本当时发表在苏联一份医学杂志上，2006年才得以被重新发现作为莱维的作品出版—贝内德第医生负责撰写其中关于集中营卫生和医疗状况的情况介绍，更年轻的集中营药剂师莱维则负责营地综合情况的介绍，两者的文字被混编得看不出口吻区别，叙述极冷静，让人想起卡夫卡为客户撰写的工伤理赔报告。

另一方面，莱维逐渐渴望挣脱这种口述实录的宿命角色，进入文学的自由王国。但二者之间，莱维一直难做取舍。也许“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歌”意思是奥斯维辛之后没有别的诗，奥斯维辛从此该是你唯一母题，你最有资格讲述大屠杀，你最没资格在任何创作里稍稍离开大屠杀。这既是社会无意识的规定，也是幸存者自己内心的规定。

莱维对奥斯维辛叙事方式的演化，是从最早的说明文《奥斯维辛报告》，到更从容回忆的《这是不是个人》，这时开始有了作家犀利的洞察力—开始深究荒诞—甚至一步就蜕变到那种“上帝之眼”洞察的顶峰，但仍然“不顾小说需要的结构”，他直觉什么最重要就写什么，没有抑扬顿挫，只有喷涌的洞察。

到老年，莱维关于奥斯维辛的母题最终实现了某些虚构，小说《元素周期表》以化学元素来象征集中营中的各种人性，它开始了人物小说的细腻叙事；《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则是从早年对奥斯维辛忠实的记录作品《这是不是个人》中同名章节发展出来的哲学化小说，既包含原有集中营人物列传内容，又包含更哲学化描述，几乎类似英国作家埃利亚斯·卡内提描述群众时的口气：如果一个人，在集中营里，他将会……他将会……如果他太被动了，莱维在《这是不是个人》中写道：“他注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了结自己。”

但无论怎样挣扎、蜕变，试图超越奥斯维辛，莱维贯穿一生的冷静洞察力成就了他。或者说，普通的冷静是不够的，还要更敏锐地感受到人性的真相：人性诡异、感情诡异在于，预期的感情在该出现时却没出现，代以另一种意外的感情，比如该同情时却冷漠并混杂着隐忍，该恐惧时却羞耻。许多人类行为的意义也错位了，比如洗澡，他回忆离开集中营时洗的“俄罗斯澡”：“不是羞辱，不是净化，不是消毒去死，而是以俄罗斯方式回到人类尺度里，涂油般回到生命的‘粗犷里’”……对这样错位、鹊巢鸠占的人类情感，莱维是人类作家里最敏锐的洞察者之一：在死亡之中却在体验活着。在《休战》中，死亡威胁解除的这一天，幸福来到我们中间和死亡来到我们中间一样—都导致这一天什么也没有发生。首先回来的情绪是乡愁，放逐的痛苦、孤独、朋友的失去、青春的失去、周围尸体的恐怖……在自由了的那天夜里，他听见讨厌的德国政治犯莫名其妙唱起《国际歌》，这令他“烦躁，胆怯又感动”；前来救助的波兰护士女孩，她们“既同情又恶心我们”，其中一个还是人尽可夫的荡妇。

莱维生性生活在别处，年轻时一直梦游，迟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大学还参加过亲纳粹团体，直到意大利《种族法》颁布他才感到“隔绝”压力，后来参加游击队，但打得心不在焉，“从未沉浸在游击队的生活里”。浅尝游击生活令他被捕，这几乎是“疲劳”该有的结果。这时他也平生第一次面临身份确认问题：如果承认是游击队员会被立刻处死，如果选择为犹太人，会被送去集中营。“半是疲劳，半是骄傲，我选择了犹太人。”

1944年2月21日至1945年1月18日，莱维在奥斯维辛的分营布纳工厂，这里是制造军用轮胎的基地。莱维回忆：到1944年底算下来，奥斯维辛犹太囚徒的死亡率是：150000人中剩下几百，妇女全部被杀，孩子有一两个混进男人营里像猫样偷偷活下去，男人营里的生还者包括“医生、裁缝、鞋匠、音乐家、厨子、年轻迷人的同性恋、官员的朋友，或者是特别特别无情的、精力旺盛又没有人性的个体—Kapos（党卫军选出的囚犯头）”。

1944年2月与莱维同来奥斯维辛的650名男女老少中，最后只24人幸存。莱维说：“这已是杀得慢些了……（二战后期）纳粹德国需要劳动力……我是幸运的。”因粗通德语又是化学家，他有幸成了药剂师得以生还。莱维为自己的运气歉疚，他极为苛刻地自省：高尚者都死去了，幸存的都是“人渣”。

今年第一场春雨里，我在读莱维，想起人错位的感情，头脑萦绕着阿姆斯特朗那首《多美好的世界》：“当人们握手问候，人们其实是在彼此说‘我爱你’”—那该是多美好的人性，但如人们问候的意思其实是说“我要杀你”，世界多黑暗。当然，莱维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说：“我不信所有文明被剥夺之后的人是残忍、自私和愚蠢的。”“我唯一结论是在肉体无能和需求紧迫情况下，许多社会习惯和客套本能趋于静默。”

自古争论的性本善还是本恶，在死亡营里，看起来都成了伪命题，死亡营里，人性竟然不好也不坏，不是所谓回到初心—而是简化，其中心知必死的人骨子里渐渐不那么重视“求生本能”，其中心存侥幸的人则太受制于“求生本能”，希望让人变野蛮，绝望让人趋向善良无争，当世界整个变成一个不可抗力，人更清晰地分出两类：“被淹死和被拯救的”，而平常分明的正与邪，好与坏，懦弱和勇敢，不幸和幸运，则不再分明。

我将永远记得莱维有说服力的结论：在那种绝境中，人趋于什么也不做。没有表情，没有行为。但并不就会残忍。人在死前，“人性”仍会不断前进，在集中营里，比“尊重别人的沉默”，人性又更进了一步，生还率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情况下，死亡更进一步变孤独，群体能给人带来的求生希望也失效了，“运气”也变得特别孤独，既然谁也帮不了谁一把，谁也不再需要弱肉强食地伤害别人。这反而真成了“人性”最后的优势、“人性”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