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编辑

［摘要］《新青年》作为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出版史上占据领先地位的综合性文学期刊，其多方面的成就，正在学术界日益深入的研究之中。文章从和而不同的智者组合、走向世界的恢弘气度、编读互动的成功模式三个方面对其编辑理念进行了阐释。

［关键词］《新青年》编辑理念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100年前创刊的《新青年》，是中国文学期刊编辑史上堪称宏伟的纪念碑。百年以降，其历史意义与引领作用，不但没有在漶漫的历史尘埃中衰减、淡化，而且正在给文学期刊的研究提供日益深湛的经验和教益。单从编辑理念一隅出发，我们就或可寻找到值得思考、借鉴的若干端绪。

该刊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第1卷名《青年杂志》，陈独秀编辑，上海“群益书社”发行，16开本。1916年2月出至第1卷第6号，休刊半年，同年9月1日复刊，出版第2卷第1号，改名《新青年》，并宣布成立“新青年杂志社”，陈独秀主撰。1916年年底，陈独秀应聘至北京大学任教，杂志社随即于次年迁到北京，同年8月出至第3卷第6号休刊4个月。1918年1月复刊，出第4卷第1号，开始实行编辑集议制，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鲁迅、吴虞等参与编辑事务。1919年1月改行轮流主编制，从第6卷起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编辑。1920年夏，陈独秀到上海筹建共产主义组织，杂志社也随之迁回上海，从同年9月第8卷第1号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仍由陈独秀编辑，1922年7月出至第9卷第6期休刊。1923年6月改出季刊，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迁广州出版，卷期号另起，出4期后休刊。1925年4月起出不定期刊，1926年7月25出至第5号（世界革命号）终刊。月刊、季刊、不定期刊总计出版63期。其主要栏目有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通信、世界说苑、剧、诗歌、诗、女子问题、译诗、讨论、马克思研究、俄罗斯研究、注音字母底讨论、散文、附录、文学评论、读者论坛、书报介绍、剧本、社会调查、小说、随感录、诗剧、短剧、书籍批评、社会调查、神话、燃犀录、选录、评坛等。

一、 和而不同的智者组合

世所公认，从1917年迁址北京到1920年夏复迁上海，这一时期是作为文学期刊的《新青年》的“黄金时代”。此间刊发的辉煌篇章，是该刊成为中国文学期刊百年风旗的有力佐证。个中缘由，自然可以也应该从不同层面研究与考释，但其编辑群体是中国历史上一组可遇难求的智者组合，则一定是其中决定性的核心要素。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鲁迅、周作人、吴虞、高一涵等，大都是当时中国文化界成就高、影响大，堪称第一流的社会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翻译家、学术研究专家，他们除去在各自擅长的领域里具备领先的水平、卓越的成果外，更有广泛的“朋友圈”，从教养、学术、文体、兴趣、地域、情谊等不同的层面，联系着四面八方的作者和读者，给刊物提供着源源不绝的优秀稿件和读者的反馈意见。鲁迅最初并不看好该刊，是陈独秀和钱玄同的大力邀约，才使他后发而先人，成为该刊最具影响力的作者与编者之一。那情形，在鲁迅的《呐喊·自序》中记叙得极其生动而确切，任何解说统统显得多余而且累赘了。

此间，因为各自的文化立场与学养、信仰的差异，《新青年》编辑同人曾经有过不小的分歧：公开的有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内部的有胡适致函诸同人力劝该刊“少谈政治”，多数同人则复函以为不必，由此导致了该刊编辑部的“分道扬镳”。但即使是“分道扬镳”，笔者也以为仍然是“五四”式的智者们之间的歧异，也是从不同角度出发对于刊物的爱护之举。即使“分道扬镳”，却并未导致他们感情的破裂，并未改变他们倡导文学革命、人的文学、民众文学的初衷，以及对于科学、民主、自由的张扬，对于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坚守与尊重。

这种组合，完全超越了名利的纠缠、党派及流派的制约，甚至基本摆脱了亲情乃至友情的羁绊，应该是刊物编辑之间最为理想的一种合作共事的模式。此后，中国文化界的情形有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刊物的编辑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那就溢出本文述说的范围了。

二、 走向世界的恢弘气度

正是因为该刊的核心是中国历史上可遇难求的智者组合，所以他们一直把文学看做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文学是人的，是民众的，更是人类的。引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把世界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发展、向上的标杆，使中国文学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他们念念不忘的办刊终极目的之一。该刊创刊之初，就陆续设置了国外大事记、世界说苑、译诗等栏目，热心地介绍域外文学的新成果、新动向，以新异的栏目设置为刊物加贴了引人注目的标志。同时，在其他栏目里，更是时时处处不忘介绍国外文学家和他们的代表性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新青年》所介绍的外国文学，涉及俄罗斯/苏维埃（即苏俄）、法国、美国、英国、印度、日本、葡萄牙、丹麦、古希腊、波兰、爱尔兰、西班牙、挪威、瑞典、芬兰、希腊、德国、古波斯、南非、犹太、阿美尼亚等，其涵盖的广度与介绍的深度特别是及时性、迅捷性，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不难发现，《新青年》对于世界文学的关注，大都集中在两大领域：一是大师和经典作品的介绍，二是往往被忽略、被歧视的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现状。关于前者，我们看到关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勃兰兑斯、托斯妥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王尔德、赫胥黎、梅特林、叔本华、莫泊桑、梅理尔、易卜生、泰戈尔、安徒生、厨川白村、升曙梦、武者小路实笃、罗素、科罗连珂、高尔基、杜威、显克微支、菊池宽、马克思、巴枯宁、列宁等当时闻名于世的文学家、思想家，或者是作品的翻译，或者是生平事迹与思想学说的介绍，都有利于读者见闻的开阔与水平的提升；关于后者，我们看到《新青年》致力于发掘波兰、南非、挪威、丹麦、古波斯、犹太、阿美尼亚、爱尔兰等即使是专门缕述外国文学的史书上也很少涉及的国度或地区、种族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这对于读者比较全面地认识世界文学，摒弃唯大国、强国是读的偏畸观念，形成科学健康的世界视域，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三、 编读互动的成功模式

如何处理编者与读者的关系，是体现中国现代文学期刊不同编辑理念的重要标志。纵观《新青年》以降的办刊模式，大体有编者对读者采取仰视、俯视、无视、平视等几种视角，也由此构建出文学期刊的基本风貌与办刊前景。

若干商业性期刊，把赢得数量较多的市民读者的购读积极性，作为办刊的主要目的，因此就往往把饮食男女、笑话灯谜、歌舞休闲、治病卖药、家居摆设、游春赏秋、桃色新闻、名人琐事等，包裹上一层薄薄的文学外衣，专供大城市小市民茶余酒后的娱乐性阅读，以及街头巷尾交头接耳时的谈资与话题。编者把读者视为衣食父母，刊物的销路仰给于此，于是专事揣摩文化水平不高、审美情趣比较低下的读者的阅读需求，不是引导、提升，而是俯就、迎合，刊物就难免情趣低下，文字熟烂，图画粗糙，雷同重叠，百刊一面。等而下者，更成为游戏人生的“教科书”，花街柳巷的“引路人”。

某些具备政治性党派或文学性流派背景的文学期刊，有时不免以布道、宣教为办刊的首要使命，往往把读者视为“启蒙”、教诲的对象，文学作品中就难免充溢着类似呼唤、拯救、恩赐、怜悯等居高临下的音调或姿态。因为自身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或者接受着某种经费的资助，所以无需考虑刊物的发行数量即所谓“卖点”，也就无需顾虑读者的“买点”与接受兴趣。在特定背景下，如果具有特设或预定的读者圈，这类刊物也有可能一纸风行于一时一地，但往往难以形成较大范围、较长时段的影响。由是可见俯视读者的刊物的相对局限性。

还有一种堪称独特的文学期刊现象，即刊物的编辑者往往就是急于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或张扬自己的文学观念的文学家，他们或者是受到书店、出版社、印刷厂等机构挤压、排斥而满怀愤激的青年作家，或者是对于文坛风气不屑一顾、对于出版机构不屑“合作”的资深文人，为此，他们自愿或被迫自我出资，自我编辑，自我出版、发行。因为无视读者的需求，无视读者的兴趣，无视读者的购买，仅仅以自我的文学观念文学成果为中心，颇类似于自费印行的文集、诗集，只不过稍稍扩大了作者的范围，从个体变成为群体而已——文学期刊也就相应成为同人刊物。这类刊物往往具有比较鲜明的文学性与编辑者、创作者的个性，有可能发表其他刊物不能或不愿刊出的作品，从而形成独具的风格、个性的魅力。但因为丝毫不顾及较广泛读者群的审美情趣与购读愿景，其销路往往不佳，其存活的时间，一般也难以持久。

与上述几种编辑看待读者的视角不同，《新青年》的编者是用平等的态度、平视的角度，对读者的意见高度重视，诚恳征求，认真答复，及时采纳，把读者看做办好刊物不可或缺的积极力量，是和编者几乎同等重要的角色。

该刊创刊伊始，就设置了“通信”专栏，专门发表编者（该刊称为记者）和读者互动的信件（后来还有“读者论坛”，专供读者发表意见）。主编陈独秀有时署记者，有时署真名，诚恳地与来信的读者交谈，回答问询，讨论问题，商兑观念，交流意见。此举既拉近了编者与读者的心灵距离，又及时吸纳了来自读者的合理建议，提升了刊物在读书界的威望和影响，同时，也有意无意培养了刊物的阅读群体和写作群体，给社会文化氛围的高扬、雅化，建设起了非常重要的“苗圃”。

1916年冬，还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青年学子王统照主动投书《新青年》，向该刊记者倾诉自己的读后感想。信中称赞《新青年》“贵志出版以来，宏诣精论，夙所钦佩，凡我青年，宜人手一编，以为读书之一助。而稍求其所谓世界之新学问、新知识者，且可得藉知先知先觉之责任于万一也” 。《新青年》杂志“说理新颖，内容精美，洵为最有益青年之读物，绎诵数过，不胜为我诸青年喜悦也” 。他认为“吾国衰弱不振的原因，即国民好学性之颓丧，而尤在青年好学性之颓丧” 。因此，报章杂志颇宜“多提倡青年读书之利益，及读书之方法，或介绍东西名人读书之实验与其规程，以期促进青年之好学心，读书性”，当代青年则应该竭力克服“死守学校晦闷之课本，专攻一二陈腐之科学”的痼弊，在这“文明日进，科学日新”的时代里，努力求取新知，成为国民中坚、时代先驱。《新青年》记者马上在按语中赞扬说：“来书疾时愤俗，热忱可感。中学校有如此青年，颇足动人中国未必沦亡之感。”这通热情洋溢的按语，大大鼓舞了中学生王统照关注中国文学改革进程、提振青年精神境界的热情，甚至成为他日后终生致力于此的一种原初的推动力量。他曾回忆说：“《新青年》初名《青年》，我在济南时读过第一二册，觉得议论、思想都是那时暮气沉沉中的一颗明星。因为后头有通信一栏，我还同它的主编人通过一回信，从这时起，我自己的思路似乎明白了许多。”［1］当年，受益于《新青年》编辑的热情支持因而改变了人生路径和奋斗目标的年轻人，恐怕绝不止王统照一人。

《新青年》作为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出版史上占据领先地位的综合性文学期刊，其多方面的成就，正在学术界日益深入的研究之中。本文对其编辑理念的阐释发微，希望能够融入时代的潮流，为之添加一木一石，使之终成巍峨的历史纪念碑。

注释：

［1］ 王统照.片云集·我读小说与写小说的经过//王统照全集：第5卷.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