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的绘画批评在魏晋南北朝以前时期主要是体现在先秦典籍中与绘画有关的少之又少的言论，而且往往是以绘画作比喻，来说明其它的与绘画无关的道理。到了汉人时对绘画的认识略有进步，其中绘画方面较具有价值的言论可见于《淮南子》，它是对绘画艺术价值的肯定。先秦两汉未能产生较为系统的绘画批评，只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批评才首开对画家的成就和艺术风格进行评价先河，而且魏晋南北朝也是我国绘画批评独立形成时期，其绘画批评在我国绘画史上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批评的逐步成熟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的文学批评和宗教文化都有必然的关系，本文我们就以魏晋南北朝绘画批评为出发点来研究当时的绘画艺术批评的产生以及它与当时文学批评和宗教之间的联系和它体现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绘画；艺术批评
作者简介：李文锋（1987-）男(汉族)，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县人，河南大学艺术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艺术学理论（艺术审美与文化研究）。
一、魏晋南北朝艺术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对艺术类整理的目录中第一部则是[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接下来依次是[梁]庚肩吾的《书品》，[陈]姚最的《续画品》。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开始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有关艺术类的文字著作，同时它也为中国艺术批评起到了引领作用，为今后的艺术批评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
在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中提到魏晋南北朝的艺术品评的有第一篇泛论中的[魏]徐干的《伟长论画》、[魏]曹植的《画赞序》、[西晋]陆机的《士衡论画》、[东晋]王廙的《平南论画》、[北朝·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论画》，第二编品评类中有[东晋]顾恺之的《魏晋胜流画赞》、[北朝·魏]孙畅之的《述画记》、[南朝·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南朝·陈]姚最的《续画品并序》，第四编山水中有[东晋]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南朝·宋]王微的《叙画》、[南朝·梁]萧绎的《山水松石格》，全书共计13部魏晋南北朝艺术品评文字著作。正是这些艺术品评文字著作对魏晋南北朝丰富的艺术创作实践的总结，对魏晋南北朝艺术价值和作用的肯定，对魏晋南北朝绘画思想和意识的汇集。它们是魏晋南北朝艺术品评从发生、发展到逐步成熟的过程，更为艺术品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今后的艺术品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流绘画发生了极大的变动,画论著作与绘画品评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精辟绝伦的是当时在绘画功能方面的论述。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批评十分地丰富，它结束了先秦两汉完全依附于政教道德的狭隘的绘画境界局面,觉醒艺术和个性追求与在动荡时代士大夫绘画品评的完美结合,形成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美学范畴,为中国绘画功能理论以及批评理论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丰富的绘画批评论著、新颖的观点、思想的多彩,都是后世难以企及的。因此,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批评的研究就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二、魏晋南北朝艺术批评与文学批评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而且，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的发展要先行于艺术批评，所以说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批评对于文学批评的借鉴是在所难免的。由于在当时文章、诗歌的社会地位要高于各类艺术，所以魏晋南北朝艺术批评的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往往首先是从先作为文人立身于世的艺术批评家开始的。阮籍、嵇康在诗歌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后人对此有着高度的评价，《文心雕龙·论说》把嵇康和王弼、何晏等人并称，赞为“论之英也”。当时以诗歌或文章著称的成公绥、顾恺之、宗炳、王微、萧衍、王僧虔、俞肩吾等人皆对艺术批评有很大的贡献。因此，文学艺术创作风气和文学批评思想对他们的艺术批评活动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除此之外，曹丕的《与吴质书》中，对当时的一些作家也以追怀的心情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方式不仅影响了文学批评，也对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绘画批评著作中顾恺之的《魏晋胜流画赞》、谢赫的《古画品录》和姚最的《续画品》等，都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中在品评方式和方法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地方。
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在他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通变》中以质文代变的观点梳理了自古以来文章风格体质变化的过程，并主张“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对“古”与“今”两方面的意义和价值都予以了高度的肯定。而谢赫在《古画品录》提出“迹有巧拙，艺无古今”的观点，完全以艺术水准为依据对古今画家进行品评，既不厚今薄古，也不厚古薄今，采取了很客观和公正的品评态度。“古画皆略，至协始精”，是《古画品录》中对卫协绘画艺术的评价，把卫协的绘画放在艺术发展的历程上比较。又评论顾骏之的绘画“始变古则今，赋彩制形，皆创新意”，赞扬其在艺术上的新变，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顾骏之绘画艺术的变迁。关于文学作品的鉴赏，刘勰在《知音》篇中提出了“六观”的观点：“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谢赫则在《古画品录》中提出了著名的“六法”的评价标准：“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一是鉴赏方法，一是评价标准，二者在同一时代出现，足以看出文学批评和艺术批评的相互影响。在批评方式和方法上与艺术批评有着更多的相同之处的另一篇重要著作，是南朝时期钟嵘的文学批评《诗品》。《诗品》把五言诗作为主要的品评对象，先在序文中说明了其著述的目的，再按照艺术的水准高低将前代的诗人分为三品，并一一指出其中的得失。这样的品评方法和谢赫的《古画品录》十分接近，钟嵘的生卒年代略晚于谢赫，其《诗品》很可能就是受了谢赫《古画品录》的影响。
总之，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和艺术批评产生的年代相同，有着共同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二者在发展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三、魏晋南北朝艺术批评与宗教
两汉时期的学术号称极盛,其内容也只不过是儒生的注释经和方士的术数,极其末流,二者又往往会揉合术数之支离诞妄为笃学者所鄙视,其支离破碎者又岂能满足学人。正在缥缈彷徨苦无归之际佛教的传入正好在学术方面输入生气。清谈玄学在当时的盛行, 使得士人更加善长于析理, 发明奇趣。而“佛教本贵悟解,贱迷信”,因此析理的风气,有助于哲学形式概念的佛教传播。清谈论老庄外的同时,亦有佛性,所以当时的人有颇多与僧侣交游者,如王导之子王洽与竺法汰交往极深,使得竺法汰一时名重,又有当时学者名流如谢安、王羲之等,都与佛教教徒支道林有很多来往,支道林除了精通佛理之外,还善长于老庄的玄学,使得佛道二家的学说同时期调和发挥,由此可知清谈之风正好借作发挥佛理。佛经的大量翻译,使得佛理的流传更加广泛,更容易深入民心，更容易使人信服。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慢慢地失去了绝对的统治力量，出现了玄学。玄学在三国时代开始产生，流传于西晋南朝。文人谈玄学，倡放达，主要是对于封建束缚与现实黑暗的反抗。玄学的发展，为儒家哲学增加了新的内容，从而也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与此同时，文艺作品也表现出了反对旧思想、反对门阀制度和反对外族侵略的思想。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其中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就是代表。儒学之士或放形山林，或潜心书画，给美术输入了新的元素，增加和丰富了其中的内涵。另一方面，佛教在东汉时期就已传入中国，在魏晋以后，由于政治需求，西行求法和翻译经典逐渐兴盛。佛教的传播、佛经的大量传译和思想文化也有很大影响，佛学的传入，丰富和促进了中国哲学和艺术的发展，特别是在文学艺术方面，随着社会变革以及文化的交流，建筑、雕塑、书画和工艺美术都不同程度地在变革中发展。顾恺之的《论画》在对前人作品品评时他一方面指出人物画的重要与困难，另一方面又明确地提出了真实地表现对象的重要性。所谓“览之若面”，并不仅仅是要求外表、动作、姿态等外形的相似，同时也要求通过对外形的刻画，表现人物的社会属性、性格特点与思想情感，即要刻画出“写神”的“行”。顾恺之提出了“迁想妙得”、“巧密于情思”，强调了艺术构思的重要意义。顾恺之所处的这个年代，人物故事画从开始单纯的说明事件逐渐发展到能表现一定的感情气氛，这就和在题材内容方面突破宣扬礼教的限制一样，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与此同时，也就为顾恺之所提出的“传神”、“生气”，谢赫所提出的“气韵生动”在创作实践中有所获得，摸索方向提供了很好的社会氛围。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人性自觉意识逐渐崛起的时代，各种意识思想在这一时期相互交融，相互柔和，为艺术批评带来了很多可参考的思想。其中道家的思想“道可道，非常道。”对艺术批评的影响尤为明显。道是超验的、不变的、永存的，是“常”，为万物变幻之本相与所循之规律。但“道”又是运动的，万物的生灭即是常道运动的结果，它虽呈现为“大”、“远”、“逝”、“反”，但终不能脱离于“循环交变”之意，故“反者道之动”。“道”虽不可见，但却存在于万象之中，它是万象存在形成的规律，不因万物成毁而失去独立性。万物皆变幻无常，处于瞬息存逝之中，唯有道是不变的，虽难以化作万物之对象，却可以统御万物、模范万物。南朝时期的宫廷画重视书画鉴赏，帝王常亲自参与品评书画和编纂绘画专集等活动，对绘画艺术批评也有很大的影响。当时，有些评鉴家除了参加宫廷里面的评鉴活动，自己也从事绘画批评理论的著述。与此并行，魏晋艺术精神由隐而显，逐渐成熟与定型。从先秦孔子之时，魏晋艺术的核心精神：自由、审美与贵生已肇其端，从秦与西汉遭遇扭曲与压抑，到东汉中后期才得以释放，直至魏晋才形成趋势，蔚为大观。
四、魏晋南北朝艺术批评意义与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艺术创作走向繁荣，士大夫阶层对艺术创作的介入，文学批评以及宗教的积极影响，使得艺术在社会当中的地位极速得到提高。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批评也及时地反映出了这一点。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批评，经历了从发生、发展到逐步成熟的过程，在继承秦汉文化的传统这一过程中，通过实践不断丰富学术思想的新因素，与多种文化成就结合起来，使其在当时形成了光辉灿烂的新文化。一方面，魏晋南北朝艺术批评把艺术当作教化思想的工具之一，另一方面，逐渐重视到艺术对于个人的作用。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批评形成了独特的批评模式，产生了丰富的批评理论，建立了一定的批评标准，对今后的艺术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唐代以后，众学者对艺术形式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细致，而追溯其源头则是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其进行的研究。从顾恺之的《魏晋胜流画赞》提出“生气”、“骨趣”到谢赫《古画品录》中的“六法”，这些批评标准的提出，为此后的艺术批评建立了一定的批评标准，全面拉开了我国艺术批评的序幕。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批评，是对魏晋南北朝丰富的创作实践的总结，对我国艺术批评的发展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对后世的艺术批评之道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和绘画功能的品评依然具有非凡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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