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篆刻一直伴随着我的学习与工作，要比自己的书业生涯长。练习书法和篆刻的体会能够为我做书提供理念与经验支持。我经常会借助书法篆刻中的感悟、阅读需求、审美规律、传播效应来观照做书，甚至把书当作艺术品来做，所以刚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时候我就提出“艺术的书、书的艺术”的出版理念。实践告诉我，把书做到位了，做出品位格调了，还是会吸引更多读者的关注，纸质书便不会被数字化出版物完全替代。我一直在探索一个课题，即如何寻找优化阅读体验的途径。优化阅读体验的目的，是为了让书更加具有阅读品性，读起来更加人性化，更加有效率，更加具有人文气质，更加具有审美趣味。如果一本书的阅读体验能有所改进，那么它会获得更多读者的青睐，卖得会更好，传播效应范围会更大。
书法篆刻与做书，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同样是写字，为什么优劣有天壤之别；同类选题的书，为什么读者的喜好程度也有天壤之别？其实书法篆刻与做书，都讲求法度与个性的统一，技术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尤其是出版业发展到今天这一阶段，人们对书的需求，已从“刚性需求”变成了“弹性需求”；市场竞争决定性因素，可能已经从实用功能，向乔布斯所崇尚的“用户体验”转变，至少对于艺术类图书，人们除了通过阅读了解内容之外，还希望得 到阅读的愉悦与享受。
书法学习讲求“博观约取”，治印也有“印外求印”之说，艺术修养需要采铜于山，多元积累。百年前，邓实、黄宾虹主持上海神州国光社，就用“大美术”理念编纂《美术丛书》，所收270多种书中，有相当部分延伸拓展了传统的“美术”范畴，百年来影响深广。受到上海神州国光社的启发，我组织社内力量影印还原了《美术丛书》共40册，还策划出版了一套整理历代艺术著述为主题的“中国艺术文献丛刊”，其中不仅有《六艺之一录》这样的大型书法专业文献，也有如《竹人录》《印人传》《鸿雪因缘图记》《燕闲清赏笺》《花镜》等反映传统生活艺术、审美趣味的典籍。如此，一方面为今天艺术专业文献建设做点贡献，另一方面也能够兼顾今天人们“慢阅读”的需求。丛刊目前已经面世产品40多种，深受海内外艺术家、学者欢迎，销量也不错。
我以往在使用画册、字帖、印谱过程中，会碰到一些问题，于是想着自己做书的时候加以改善，让读者用得更加顺手、更加舒适。比如夜里灯光下研读画册、字帖、印谱，如果书的用纸是表面光滑的铜版纸，就会起强烈反光，很刺眼。所以后来我在出这类书的时候选用亚光的纸张。在纸色上也尽量避免复印纸般的“死白”，而是采用米黄、象牙白等颜色，使其更加接近传统宣纸的色泽，看起来比较古雅柔和。再比如一些书采用胶订的装帧形式，不易自然翻开摊平，这对美术类图书来说显然影响使用：遇到跨页图片，中间部分看不清；如果要临摹，就需要一手压书，一手拿笔，常常弄得手忙脚乱。所以我主张社里所有画册、字帖、印谱等，都要应用确保打开后能自然摊平的装订工艺，后来社里竟然把这样的优化变成了卖点。有些产品完善需要增加一点投入，有些也只是改换一下工艺，而功能、细节得到优化，就能得到读者和市场的认可。
我喜欢练书法，但从来不题写书名，这是给自己立的规矩。因为我深知，每一本书的形式与内容必须匹配与融合。贸然强加一种书体形式，往往会显得十分突兀，所以我也不大认同请领导、名人、书法家题书名，市面上这样的书很多，而得体的非常少，影响了书的品位。有时候编辑让我题写书名，自己往往会去集古人字来对付，这些年七七八八也集了不少书名。比如“艺文志”三字是从唐陆柬之书《文赋》墨迹中集来；“南宋院画录校释图笺”是从宋蜀刻《昌黎先生文》中集来；“古刻新韵”四字是从明万历万卷堂刊本《东观余论》中集得。这些书推出后，得到专业同道的喜爱，称赏饶有书卷气息。其实集字不是个轻松活，在一定的范围内找出特定的书名用字，还要得体、协调，常常颇费周折。有时候一部古书、一部帖子来回翻了几遍，忙了一个通宵，只差一个字，就得另觅本子。还有一点，即便从一部书中集字，也要留意一部书往往会由不同刻工完成的现象，不同刻工之间的风格差异很大，只有集出一人之手的刻体，才能气韵贯通。这与篆刻时遴选入印文字体式要注重时代、地域的同一性是一个道理。对于“书法癖”“字体控”来说，集字是一种智力游戏，可以借以暂时忘却烦忧。我有一个理念，字体是书设计的最基本单元，做书的如果对字体不敏感，就谈不上对书的设计有感觉，集字是一种很好的训练，如有一点书法篆刻修养，就更好了。
培养起对文字的感情，注重书籍细节的艺术表达，努力把好的内容与阅读体验奉献给读者，应该成为出版人的职业品性。一本好书的问世与流传，可能看不到出版人的光鲜荣耀，但需要我们无处不在的创意、智慧、品位和用心，因为做书的最高职业境界是下学上达、述而不作。
（作者单位：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