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编辑

［摘要］文章为蔡元培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华工学校讲义》的评论，阐述这两部经典作品的写作背景、若干优点及其当代价值。

［关键词］修身 立德 做人 处世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蔡元培（1868—1940）先生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在北京大学的教育实践奠定了现代中国大学的基础与学风。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著名学者，其思想与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比如，对哲学、美学、民族学等方面都有重要论著，其美育思想更是影响深远。

近期，笔者再读蔡元培在20世纪初年写的两本有关国民修养的书——《中学修身教科书》《华工学校讲义》。深深感到，这两本书是论述国民修养，指导国人修身、立德、做人的不朽经典。

一、 两书的写作背景

《中学修身教科书》是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期间撰写的，由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5月出版。至1921年9月，不到10年，出版印行了16版，足见其影响很大，广受欢迎。1913年即民国二年，46岁的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期间，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并于1916年3月，为筹备在法华工学校而先开设师资班，《华工学校讲义》是蔡元培为该班编写的德育、智育讲义，1916年8月起，此讲义分篇在《旅欧杂志》上连续发表。1919年8月，在巴黎印成专书。1920年9月，北京大学新潮社将此讲义辑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下册，作为“附录”。此后，全国通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均选取其中若干篇为课文，如《舍己为群》《理信与迷信》《责己重而责人轻》《文明与奢侈》等。这两本书，可以看作是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德育教材或读本。

二、 两书的若干优点

第一，平实、准确、科学。

从大的体系看，《中学修身教科书》分实践与理论上下两篇，以前者为重，约占全书篇幅五分之四，正如蔡先生在“本书之宗旨”中所说，“本书分上、下二篇：上篇注重实践；下篇注重理论。修身以实践为要，故上篇较详。”因为这是一本修身教科书，重在实践，讲伦理理论之枢要，是为了配合修身实践，不仅要明白所当为，还要明白为何要如此为？其理论篇还紧紧围绕修身的内在心理机制讲了要以良心为内在根据，以理想为价值目标和标准，以本务为实质内容，而所谓德不过是一个人能出于本性和自觉并成习惯地去履行义务。全书逻辑自洽严谨，选目准确，论证平实。基于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以修己为首，推及家庭、社会、国家、职业。《华工学校讲义》强调在别国打工时所应遵现代世界公民之公德规范与现代文明观念，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修身体系。

前书各章各节之内部逻辑，也是环环相扣，顺理成章。如“修己”章包含十节，除总论外，还包含体育、习惯、勤勉、自制、勇敢、修学、修德、交友、从师。内容上包含德、智、体，以体育与习惯为开端，强调体育，保持身体康健实为修己之基础；伦理不仅要学，而且要习，习惯成自然，习惯是第二天性，“伦理”一词最初就是习惯与习俗的意思。形成良好习惯，是个人修德的重要内容。关于道德的本质，从自我修养的角度看，其实就是形成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也就是自制。蔡先生在写作此书时曾经翻译了德国思想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重视体育与自制，这显然受到了泡氏思想的影响。泡尔生是医生出身，非常重视健康的伦理价值，在其著作中把身体健康也看作是伦理问题。认为道德修养的实质就是形成一种自我控制能力，这完全是泡氏的思想。修己自然离不开意志力的勇敢，离不开修学、修德，也不能独学无友，因此需要交友、从师，这些方面平实而全面地论述了修己所涉及的问题。

第二，修己与行世的统一。

修身不仅要修个体之德，还要遵行社会之道。个体品德的高低在于是否很好地履行了社会义务。因此，蔡先生在论述了修己后，就分别展开论述人在家族关系中如何做人，作为子女、父母，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如何处理夫妇、兄弟姐妹、亲戚及主仆关系，包含了他所处时代家庭家族的所有人伦关系。在第三章中，论及人在社会中应该尊重哪几种基本价值与权利，人应该履行哪些基本的社会义务。他认为，生命、财产、名誉是应该尊重和保护的几种基本价值和人权，只有维护了这些基本权利与价值，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文明社会。社会对人有责任，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对社会同样有责任。那么，这个责任最基本的是什么？蔡先生认为是博爱和公益，礼让和威仪，前者相当于传统美德中的仁爱慈善，后者相当于传统美德中的义和礼、有所守的礼仪和文明。即使在今天来看，蔡先生的概括似不失平实而准确，具有较强的主体性与可操作性。

第三，学贯中西，道通古今。

学贯中西，道通古今——不仅表达了笔者对蔡先生的敬仰，也是这两本书的特点。蔡先生是一个旧文人和新思想集于一身的人，他曾于1892年获得二甲进士身份，可以说是饱读诗书，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丰富之知识和温情之尊重。他在回忆自己1901年前后的思想时说：

是时，孑民虽治新学，然崇拜孔子之旧习，守之甚笃。……其时孑民好以公羊春秋三世义说进化论，又尝为三纲五伦辩护……故君仁，臣忠，非谓臣当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非谓子当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义、妇顺，非谓妇当顺而夫可以不义也。晏子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孔子曰：‘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若如俗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者，不特不合于五伦，亦不合于三纲也。其时孑民之见解盖如此。［1］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蔡先生不仅传统学问深厚，而且对传统伦理的三纲五伦并不像后世某些人贴标签式的简单批判，而是给予了科学准确的理解。应该说蔡先生所论，其基础仍然是儒家思想的内圣外王之道，比如，以修己为首章，接着论及家庭、社会、国家，这基本符合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总体思想架构。他说：“家族者，社会、国家之基本也。无家族，则无社会，无国家。故家族者，道德之门径也。”这是他在 “家族”章开篇所说，这种家庭为社会、国家之基的思想与传统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同构的社会基础也是吻合的。他把“修己”看作是“修身”“内圣”，而把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安定都看作是由内圣开出的外王，或者说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他把人在处理家族、社会、国家、职业等领域关系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或者说所应尽的义务都用一个概念“本务”来概括。他说：“凡修德者，不可以不实行本务。本务者，人与人相接之道也。是故子弟之本务曰孝弟，夫妇之本务曰和睦。为社会之一人，则以信义为本务；为国家之一民，则以爱国为本务。能恪守种种之本务，而无或畔焉，是为全德。修己之道，不能舍人与人相接之道而求之也。道德之效，在本诸社会国家之兴隆，以增进各人之幸福。”在他看来，人只要修养好自己，并履行好自己的本务也就是人与人相接之道，那么，就会国家兴隆，人人幸福，这显然是儒家内圣可以开出外王的思路。

另一方面，蔡先生又是长期留学西方、接受了西学和现代思想的人，他曾留学德国五年，法国三年，另外还在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国游学。在欧期间，蔡先生重点学的是哲学、实验心理学、美学、伦理学，他抽出时间应约编写《中学修身教科书》，保证了该书的高质量，经过一百多年的岁月洗礼，使其成为经典之作。

学贯中西，其著蕴含义理则是贯通古今中西。正如《中学修身教科书》例言中所说：“本书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立说务期可行，行文务期明亮，区区苦心，尚期鉴之。”可以说，蔡先生这段话准确概括了其著的特点。其基本思路和基调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强调修身为本，强调反求诸己，这都是基于儒家正统思想的路径，不仅如此，在具体论述上，也是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以良心为据，以理想为鹄，以义务为本，形成德性。比如在《中学修身教科书》开篇第一章第一节中，蔡先生将道德定义为“为其所当为者”，这种义务论立场也是与我国传统道德的“义以为上”“义以正己”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要达至道德，必须修身，修身必有其方法，也有其先后，急先务，这个先务在蔡先生看来就是修己。这体现了儒学看待和处理人与他人、世界的根本态度，就是不假外求，返身而诚，只有改变自己才能改变世界即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只有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内圣才能外王。而且这种修身行仁之始仍然是“以孝为百行之本”，由个人之私德而进于国民之公义。修己还当尊奉知行合一、行之在己原则，道德修养的根本在于修己。这一切都表明蔡先生完全是一个浸润在儒家传统中的儒者，儒家圣贤的思想，已经变成了他的内在信仰和生命体验，成为他思想最深厚的来源和基础。

又比如在“社会”章之“总论”中，谈到社会道德时，所说的人的基本权利——生命、财产、名誉权，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的要素，又有西方文化的要素：儒家文化讲究“天地之性人为贵”，《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西方文化视人的生命为最高价值。在论及维护人的生命权时，蔡先生分析了“决斗”这一例子的不合理处，虽然在中国文化中也曾有复仇之举，但“决斗”这一习俗则是来自西方的传统，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正是西方社会对此习俗进行批判反思之时，蔡先生分析此习俗，显然是受到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另外，在分析人对社会生活中的基本义务即公义与公德时，蔡先生显然吸取了中国传统道德中仁义的思想精华，如基于恻隐之心的慈善，济困扶危，忠恕之道，君子之博施济众，天下为公，造福社会与人民的仁爱精神，不仅继承了原始儒家经典孔子的忠恕之道、孟子的恻隐同情思想，而且，释仁为博爱，既是继承了后儒的思想，更是融会了西方追求普遍的博爱精神。蔡先生既承认人类基于普遍人性而有的博爱是一切 人的精神，又很好地将仁爱的“爱有差等”精神包含其中，认为这种亲疏之道，正是博爱之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总是有个实行的先后顺序。这可以说是创造性地将西方的博爱精神与中国的仁爱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这是传统文化实现现代性超越转化的一个典范。另外，其对忠恕之道之有所守之消极道德和有所为之积极道德的分析，显然又受到西方哲人伯林之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思想的影响。在论述博爱公益在于平时修养同情仁爱之心，关键时候才能挺身而出，为社会进步作出更大贡献时，他还以华盛顿为例：“华盛顿尝投身奔湍，以救濒死之孺子，其异日能牺牲其身，以为十三州之同胞，脱英国之轭，而建独立之国者，要亦由有此心耳。”在谈到社会交往时的公共文明素质时，他称赞西方美俗：“欧美诸国士夫，于宴会中，不谈政治，不说宗教，以其易启争端，妨人欢笑，此亦美风也。”如此结合生动事例讲修养，通俗易懂，自然深受读者认同。

三、 两书的当代价值

第一，为青少年及国人提供了修身的经典指南。在过去一段时期，我国的道德教育常常等同于政治教育，道德建设在无形中被弱化了。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加上西方实用主义、利己主义的渗透，使当代中国的道德状况堪忧。要使国人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具有哪些道德品质？履行哪些道德义务？遵守哪些道德规范？有无指导性、针对性很强的读物可供参考？蔡先生的这两本书的价值，并不以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反而凸显了其经典的意义。不仅有益于青少年学生的健全人格之形成，实为国民的修身处世之宝典、人生幸福之教科书。

第二，为维护社会基本伦理价值，奠定社会价值基础提供了科学准确之精神标准。价值观是一个社会的目标与灯塔，是社会的凝聚力，有了正确的价值观，就会使国家有方向，民族有希望，人民有力量。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讲：“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这样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在当今世界上，都屡见不鲜。”［2］近年来，我国社会正在着力培育和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蔡先生的相关论述，对于我们更好地弘扬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第三，为研究探讨传统美德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超越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一个社会不仅需要价值观培育，更需要加强社会道德建设。价值观解决我们向何处去的是非善恶问题，道德则要解决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行动、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两者是相互支持的社会动力机制的两个层次的问题，是完全统一的。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2］ 在当下我国社会道德建设中，国家和民众都将传统美德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来指导日常生活，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3］

显而易见，重新彰显蔡元培先生两部经典著作的价值，可以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进步，为国人道德素质的提高提供借鉴。

注释：

［1］ 蔡元培.蔡元培自述.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40-41.

［2］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光明日报，2014-05-05（2）.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