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典滥觞：《新修本草》
撰文/王家葵
药典（pharmacopoeia）是由政府颁布实施的记载药品规格及标准的法律文书，一般将16世纪中叶纽伦堡立法机构授权出版的《科德药方书》视为药典之鼻祖。1930年国民政府卫生部长刘瑞恒为第一版《中华药典》撰序言说：“缅维首制，实始牛伦。一卷风行，万邦踵起。”①序言中自然也提到我国本草书籍的情况：“吾国药典多阙成书，而旧药则备于《本草》……唐蜀之间，两刊定本。宋唐慎微更博稽群籍，成《证类本草》一书。政和之际，命曹氏以校雠；绍兴而还，付胄监而镂版。义均药典，纸贵医门。”所谓“唐蜀之间，两刊定本”，指初唐和后蜀两次官修《本草》的行动，刘瑞恒用“义均药典”来作评价，并无贬损之意。晚近研究者乃将唐代《新修本草》标举为“世界上第一部药典”，迄今未成共识②，但以此书为较《佛罗伦萨处方集》年代更早的药典雏形，则没有争议。
唐代修《本草》的动议由苏敬提出。《唐会要》卷八二说：“显庆二年（656），右监门府长史苏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谬，请加删补。
①原文“缅维首制，实始牛伦”之后有双行夹注：“西历一千五百四十二年，牛伦堡（Nuremberg）政府刊行之药典，为世界最早的药典。”
②1950年代的批判文章从刘瑞恒序言中摘取“缅维首制，实始牛伦”，斥其为“数典忘祖”。但《新修本草》的药典地位，毕竟未得到广泛认同，郑金生先生在《药林外史》中说：“在中医各科文献中，《新修本草》最早得到政府支持，集体纂修。后世以其官修，遂认定这是中国第一部药典。客观地说，该书内容与一般本草书并无本质区别，也不具备法律约束力，誉为药典，难副其实。”（郑金生《药林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6页）我赞同此看法。诏令检校中书令许敬宗、太常寺丞吕才、太史令李淳风、礼部郎中孔志约、尚药奉御许孝崇，并诸名医等二十人，增损旧本，征天下郡县所出药物，并书图之。仍令司空李勣总监定之。并图合成五十五卷。至四年正月十七日撰成。”类似的记载亦见于多种唐宋文献。
据孔志约《新修本草·序》，苏敬当时的职官为“朝议郎行右监门府长史骑都尉”，考“朝议郎”为正六品上阶，属文散官，“骑都尉”为从五品上阶，属武勋官，唯“行右监门府长史”是其职事官阶。监门府“掌宫禁门籍之法”，长史为其属吏，据《大唐六典》为六品上，其职司“掌判诸曹及诸门禁之事，以省其出入”，故知“右监门府长史”主司门禁出入事，据《通典》为武官系列，与医药事完全无关。苏敬虽是武职，但深解医药，《外台秘要》屡屡引述苏敬或苏长史云云；《医心方》亦引有苏敬的《脚气论》；《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脚气论》一卷，题苏鉴撰，盖宋人避讳所改。正因为苏敬知医，故能“摭陶氏之乖违，辨俗用之纰紊”，表请修定《本草》①。
唐高宗对苏敬的建议深以为然，立即成立一套阵容强大的队伍，专门负责纂修事宜，但领衔者却有三说：据孔志约序是“太尉扬州都督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臣无忌”；前引《唐会要》则说“司空李勣”；而《新唐书·艺文志》则同时提到英国公李勣和太尉长孙无忌。或因为此，李时珍对《新修本草》（以下简称《新修》）的成书经过颇有误解，《本草纲目》卷一说：“唐高宗命司空英国公李勣等修陶隐居所注《神农本草经》，增为七卷，世谓之《英公唐本草》，颇有增益。显庆中，右监门长史苏恭重加订注，表请修定，帝复命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等二十二人与恭详定，增药一百一十四种，分为玉石、草、木、人、兽、禽、虫鱼、果、米谷、菜、有名未用十一部，凡二十卷，目录一卷，别为药图二十五卷，图经七卷，共五十三卷，世谓之《唐新本草》。”按照李时珍的意思，李勣主持修撰者为七卷本的《英公唐本草》，长孙无忌所修者为五十三卷本的《唐新本草》。
图1 凌烟阁功臣图之李勣
真实情况当然不是如此，引起误会的关键是长孙无忌地位的升降。长孙无忌与高宗为甥舅关系，于高宗又有拥立之功，故高宗即位之初，尤受器重。据《新唐书·艺文志》，永徽年间，孔颖达等奉诏撰《尚书正义》，刊定官有二十馀人，排名前三位依次为“太尉扬州都督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左仆射于志宁”。可以想见，显庆二年修撰《本草》时，一定也是以“性通悟，博涉书史”的长孙无忌领衔。
李勣职司本居长孙无忌之亚，而得升任《新修》的总监定有原因。永徽六年，为废立皇后事，长孙无忌、褚遂良忤旨，而李勣独言“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自此以后，勣眷誉日隆，而无忌则不为高宗、武后所喜。据《旧唐书·礼仪志》，高宗初，议者以《贞观礼》节文未尽，乃诏长孙无忌等重加辑定，成一百三十卷，显庆三年奏上，结果是“学者纷议，以为不及贞观”。此可见在显庆三年的时候，无忌已不得志，故次年正月《新修》书成奏上之际，改由李勣领衔，便成顺理成章之事。
当然，仅因为修礼之事，尚不足以动摇无忌在朝廷上的地位，或影响其在《新修》中的排名顺序。无忌之名退居李勣之次，直至最后从《新修》颁行本中删除，另有原因。
据高宗纪，永徽六年（655）十月，高宗不顾无忌等的苦谏，废王皇后为庶人，立宸妃武氏为皇后，为此事武后颇衔恨无忌等。显庆四年（659）四月，因许敬宗诬陷，无忌被流黔州，旋投环死。由于《新修》上表进呈在显庆四年正月，而许敬宗构陷事，两唐书虽未著准确时月，但皆记载许敬宗揣武后旨，阴使洛阳人李奉节诬无忌谋逆，高宗初不信，由辛茂将临按，又经敬宗游说挑拨，遂于四年四月将无忌“削官爵封户，以扬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从诬告到定谳，必经过一段时间，其被诬恐在显庆三年末，正《新修》书成未上之时，或正因为此，至《新修》进呈时，改由李勣结衔奏上①，而将无忌之名退至第二。又据《新唐书·长孙无忌传》四年四月流放后，“后数月，又诏司空勣、中书令敬宗、侍中茂将等复按反狱。敬宗令大理寺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顺等即黔州暴讯，无忌投环卒”。至此，无忌谋逆罪名始正式成立。故在上元元年（674）长孙无忌平反以前的《新修》传写本中，均避嫌不书无忌之名。
①据《证类本草》引掌禹锡《嘉祐本草》提到“唐英公《进本草表》”云云，亦证明《新修本草》最终由英国公李勣领衔进呈。因为《新修本草》最终由英国公李勣领衔进呈，所以此书又被称为《英公本草》；五代后蜀韩保升奉敕重修，即以《重广英公本草》为书名。
孔志约是大儒孔颖达之子，他以礼部郎中的身份参与《新修》工作并撰序言。此序作于编撰完成之后而进呈以前，当时尚未发生人事变动，故仍以长孙无忌领衔。序言将修撰动机概括为“尽医方之妙极，拯生灵之性命”；指出陶弘景所著《本草经集注》作为当时通行的本草书，厥功虽伟，但时代所限，不免“闻见阙于殊方”，而一家之言，更见“诠释拘于独学”；涉及药物名实、产地、采收等项，疏漏甚多，绵延至今，“承疑行妄，曾无有觉”；如果将错就错，“用之凡庶，其欺已甚，施之君父，逆莫大焉”。因此，当苏敬奏“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谬，请加删补”，迅速获得批准，组织人马进行编撰工作。针对陶著的弊病，乃以“上禀神规，下询众议；普颁天下，营求药物”的方式加以矫正。
唐代的国家医药管理机构较隋代更加完善，与医药有关的职司有四：一为隶属礼部的祠部，“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之事”；二为隶属殿中省的尚药局，“总知中宫医药之事”；三为隶属太常寺的太医署，“掌医疗之法”；四为药藏局，专司皇太子医药事。《新修》的撰修人员主要出自这四个部门，书成以后，亦主要由这些部门执行实施。斟酌文献，略举数例。
（1）医学教育。太医署下属有医博士，据《大唐六典》云：“掌以医术教授诸生，习《本草》《甲乙》《脉经》。”日本承唐制度，《延喜式》要求：“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又云：“凡读医经者，《太素经》限四百六十日，《新修本草》三百一十日。”
（2）医学考试。《唐会要》卷八二云：“乾元三年正月十日，右金吾长史王淑奏，医术请同明经选人。自今已后，各试医经方术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二道、《素问》十道、张仲景《伤寒论》二道、诸杂经方义二道。”
（3）皇家医药保障。如尚药局之尚药奉御，“掌和合御药及诊候方脉之事”，需比照《本草》，考察进御处方之君臣佐使、酸甘五味、寒热四气、配伍七情，乃至汤丸酒散的剂型是否合理。太医署之药园师“以时种莳，收采诸药”，《新修》所载八百馀种药物，“皆辨其所出州土，每岁贮纳，择其良者而进焉”。
（4）民间医疗事故鉴定。《唐律疏议》卷二六云：“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亦如之。”疏议：“不如本方者，谓不如今古药方及《本草》。”
（5）医药知识之普及。《唐会要》卷八二云：“开元十一年七月五日诏曰，远路僻州，医术全无，下人疾苦将何恃赖。宜令天下诸州各置职事医学博士一员，阶品同于录事。每州《本草》及《百一集验方》与经史同贮。”
《新修》凡五十四卷，《本草》正文二十卷，目录一卷；药图二十五卷，目录一卷；图经七卷。
本草正文乃以《本草经集注》为蓝本，“增损旧文”而成。鉴于“陶弘景偏居江南，不周晓药石，往往纰缪”（《新唐书·于志宁传》），逐一考证之。如“石龙子”条，陶注提到守宫砂：“以朱饲之，满三斤，杀，干末。以涂女子身，有交接事便脱，不尔如赤志，故谓守宫。”石龙子即蜥蜴、壁虎之类，《新修》不以陶弘景之说为然，批评说：“以其常在屋壁，故名守宫，亦名壁宫，未必如术饲朱点妇人也，此皆假释尔。……又云朱饲满三斤，殊为谬矣。”增补药物一百一十四种，其中多有舶来之品，如安息香、龙脑香、麒麟竭、阿魏、庵摩勒、胡椒之类，乃是盛唐时期“万方来朝”的真实写照。
相对于本草正文，图谱和图经更有价值，据孔志约序说，当时曾“普颁天下，营求药物，羽毛鳞介无远不臻，根茎花实有名咸萃”，图谱“丹青绮焕，备庶物之形容”，图经则“考其同异，择其去取”。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文献主要靠写本流传，至北宋开宝年间（974）修订《本草》时，《新修》的图谱和图经部分早已亡佚，幸存的《本草》正文也已经“朱字墨字，无本得同，旧注新注，其文互阙”，此后未久，连正文也灰飞烟灭。
幸运的是，清末傅云龙、罗振玉先后在日本访得《本草》正文影写本十卷；不久，敦煌又发现残卷数份，其中以日本杏雨书屋所藏孔志约序，以及法藏编号为P3714的朱墨分书之卷十最为珍贵；晚近则以尚志钧辑复本（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年第1版，2005年第2版）较为完善，基本恢复《新修》本草正文部分的原貌。
客观言之，《新修本草》更像是一项“文化工程”，而不是“法律法规”；本草正文部分，往往是文献叠加，各种意见混杂在一起，很少下断语，令使用者无所适从；开创性地进行全国药物资源普查固然可贵，而收获的成果，仍类似于后来的《全国中草药汇编》，不能有所升华。尤其重要者，由于未能将官修《本草》加以制度化，唐以后的朝代，官修《本草》情况参差不齐。
《新修》问世三百年后，五代后蜀始加以修订，即《重广英公本草》，通常称《蜀本草》；北宋初，朝廷热衷于医药文献的整理，开宝年间两度修订《本草》，分别是开宝六年（973）的《开宝新详定本草》和开宝七年（974）的《开宝重定本草》，并首次以雕版印刷的方式传播；宋仁宗嘉祐年间仿效初唐故事，再次全国范围征集药图、标本，修订《本草》，本草正文由掌禹锡负责，编为《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图经部分由苏颂统筹，编为《本草图经》；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由医官王绍先主编《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宋以后官修《本草》跌入低谷，元代或许编有一部《大元本草》，原书失传，内容不详；明弘治十八年（1505）太医院院判刘文泰主持编修《本草品汇精要》，书成未久，明孝宗暴卒，刘文泰因“妄进药饵”下狱，编好的书遂搁置下来，没有正式出版；清代没有官修《本草》的举动。以康熙、乾隆之好大喜功，居然放弃官方对医药学术的主导权，实在是不可思议。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医药学术之地位低下，修《本草》属于可有可无之举动；另一方面，也得承认，有清一代没有一部官修《本草》，亦无损于政府卫生行政的正常运作，就此意义而言，将官修《本草》与“药典”划等号，未免褒举太高。
（作者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图2 敦煌本《新修本草》序
图3 《新修本草》日本写本